中文版序
這本書的英文版Collaborative Colonual Power.The Making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出版於2009年，不過它的初稿，亦即筆者在悉尼科技大學提交的博士論文，早於2002年已經就緒。很高興這本書的中文版，能夠在今年2015年和讀者見面。但無論是上面提及的哪一個日子，對這本書討論的課題都有特別的意義。
2002年的香港，董建華由一個只有800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在無對手的情況下連任特首，為下一年「七一大遊行」的政治風暴埋下了計時炸彈。2009年，適逢「反高鐵J運動爆發，把所謂「八十後」新一代推動的城市社會運動引領上一個高峰，也為隨後香港本土意識的急劇升溫，奠下基礎。到了2015年，香港則徘徊在上年「雨傘運動」的餘熱當中，努力尋找方向。這些事件，都是九七年香港主權交接之後的重要歷史時刻，當中的事和本書討論的課題．亦即香港殖民權力的特質和這種殖民權力對香港命運的影響，都有密切的關係。一本以一百五十多年英治歲月為主要研究對象的書，當然沒有預知未來社會政治變化的能力，但在香港殖民權力體制的「勾結共謀」性質被了解之後，將來香港問題的發展軌跡，亦會有跡可尋。我期望本書中文版的面世，能夠讓讀者去思考和辯論相關的問題時，有一系列可供參考的歷史座標。
事實上，勾結共謀關係如何是殖民關係的一個組成部分，在學術界的討論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這種關係不單可以讓我們重新思考歐洲蘊民主義餘緒對今日世界的影響，更可以讓我們重新思考歐洲殖民主義餘緒對今日世界的影響，更可以讓我們反思以民族國家為基本分析單位的局限。本書的一個重要論題，就是希望在「殖民主義vs國族主義」的二元框架之外，另尋殖民權力分析的進路。這種嘗試，亦與筆者在另外一些文章，提出需要重新以殖民城市的視角，審視香港的殖民經驗有關。簡單來說，要更全面地掌握香港，我們更要把香港放在東亞及東南亞大大小小殖民城市在歷史上相互關聯的角度，來重新書寫這區域的殖民故事。這種以城市及城市網絡為單位的殖民故事。這種以城市及城市網絡為單位的殖民故事，會有助於我們了解今日全球化�後民族國家年代新的空間文化政治動力。
這幾年來，關於亞洲和中國通商口岸城市（port cities）的研究相繼面世，東南亞的海洋連帶關係被更多研究者關注，更突顯出過去國族主義分析架構的不足。事實上，在廣義的後殖民世界，民族解放運動和獨立後的民族國家政權，往往將自己的正當性建基在解殖承諾之上。國族政權每每針對殖民時期建立的城市，宣稱要實施一些去殖民化政策，象徵性地擺出反帝的姿態。可是，在發展主義的邏輯支配底下，城市與城市賴以生存的腹地之間的不平等關係不單沒有被消除，反而得以強化。城市在協助組織資本累積所需的新的全球分工，它們之間也以全新的條件互相競爭。因殖民而建成的城市，也就快速地成為新殖民主義政經權力再度復活的溫床，使去殖民化政策流於空談或姿勢。這些城市今日以既非國族所能劃定的方式，亦非舊殖民宗主能掌控的方式，衍生出新的城市生活面貌，塑造新的城市政治經濟體系和城市間競爭的格局。
在這些城市當中，它們的殖民過去不單為這些城市留下了它的地貌、城市規劃的制度、充滿歷史風昧的建築和各種基礎設施，也為居住在這些城市的市民們留下豐富的文化記憶、生活習慣、思考方式、舉止談吐和美學品味等等。這種種國族文化改革大計未能全面整頓清除過去痕跡的地方，殖民過去（無論是真實的還是想像的）雖屢經驅魔解咒的批判風浪，但總能乘時勢而回返，縈繞不斷。而在香港，更因為它的殖民權力行使方式在過去一百多年來受到各方的「呵護」，免於受到歷坎戰亂和革命的直接衝擊。所以，此城的殖民過去亦難免成為九七之後各方懷戀的對象。這也是香港新近出現的「戀殖」現象的直接原因。
事實上，能夠被「戀殖」者看上的，自必然是殖民城市帶、來「殖民現代性」的一面，例如文官制度、法治、廉政、專業主義、城市規劃，以及市民的「文明教養」、寬容、自律、衛生、禮貌、端莊舉止，甚至優雅品味等。不過，另一批同樣有「戀殖」情懷的，他們所戀的更多其實是香港「殖民傳統主義」的那一部分（見本書第五章）。他們當然不是那些拿著「龍獅旗」、「港英旗」在街上揮舞的青年，甚或不是那些要求香港重新「回歸」英國統治的那些「歸英派」。不過，他們同樣懷緬殖民地時代大部分人都甘願當順民，社會沒有爭執，沒有甚麼人為民主權利、自由權利呼喊或爭吵的殖民黃金歲月。而在社會管有政治權力的上層，他們的「戀殖」心思就更為赤裸。他們會公開嘲弄、質問那些執持改革信念的人，為甚麼過去一百多年來不見他們來要求民主？黑人花了數百年才爭到投票權，為甚麼現在的香港人要急不及待？……諸如此類。不過，最坦白的還是那些稱「中央」為我們的「宗主國」的，他們不用如學者周蕾那樣去將香港九七過渡描繪為﹝從一個殖民者到另一個殖民者」，因為他們自有一套語言，無縫無礙地將「回歸祖國」演譯為「從一個宗主國到另一個宗主國」。
事實上，中文世界對殖民主義、殖民經驗並不顯得太過陌生，例如英國「殖民地部」（colonial office）往往被優雅地翻譯為「理藩院」，說明中國歷來對殖民關係有一套對應的詞彙。原因在於中國也有極為豐富的帝國經驗。過去，這些詞彙和思考被掩藏在現代民族國家的政治正確用辭下，被遮抹被遺忘。今天，隨著中國關於自身的帝國形象被各式「天下主義」�「天朝主義」重新整裝打扮後再粉墨登場，帝國技術和殖民概念的互通互換就愈顯得順理成章。
其實，魯迅在1927年到訪香港曾經寫下他對香港的觀察，佐證了在勾結共謀的殖民關係下殖民經驗的互通性。他寫道：
香港雖只 一 島，卻活畫中國許多地方現在和將來的小照：中 央幾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頌德的「高等華人J和一伙作倀的奴氣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場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瑤是我們的前輩。
逃入深山的苗瑤，是受不了中原歷代朝廷的壓迫和歧視，並非西歐列強欺凌的結果。魯迅在香港一眼看到的「洋人主子」、「高等華人」與「奴氣同胞」共同組成的殖民結構，立即聯想到前代吃苦的土人，和中國其他地方的現在與將來，顯見英式殖民與過去朝廷理藩，其實都是壓迫底層�土著的權力結構。英帝國和清帝國給予香港的是兩套其實可以互相交換的象徵權力秩序。畢竟，殖民治理和?麾治理縱有分殊但其實骨子襄還是可以互通，可以共謀，可以勾結的。今天，「洋人主子」歸西而去， 「高等華人」換裝為「高等港人」，「奴氣同胞」不是去積極逢迎就是消極認命，皆因位居「中央」的「主人」結構仍在，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體制仍在。
最後，本書中文版的面世，如非得林道群先生大力鞭策，實難短期成事。謹此致謝。
2015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