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還原歷史真相，找回人間正義
楊渡
一、
二次大戰結束七十週年，全世界舉行各式各樣的紀念會，歐洲各國處於二戰中心，不僅重要戰場舉行追念儀式，許多地方小鎮也因有特殊事件而舉辦悼念活動，連遠在太平洋南端的澳洲，也不例外。英法德諸國還特地拍攝紀錄片，訪問倖存的老人，以撫今追昔的情感，反省戰爭對人類文明的傷害。中國大陸也舉行「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週年」展覽會。臺灣則由國防部、行政院舉行相關活動。
中華文化總會有感於這一歷史時刻，無論對長期受殖民統治的臺灣，歷經八年抗戰苦難的大陸，更且對所有亞洲國家，都有特別的意義，因此自二○一四年初即開始籌劃拍攝紀錄片，以記載這一段可歌可泣的歷史。
然而，抗戰歷史如浩瀚長河，軍民浴血的英勇事蹟不勝枚舉，在有限的經費下，唯有慎重選擇最重要、卻被遺漏的題材，以完成記錄一個大時代的使命。最後我們選擇以空軍為主題，以天空的浴血大戰為故事主軸，展開拍攝。過去有關飛虎隊、黑貓中隊等已有過紀錄片，但以中華民國空軍在抗戰中的歷史為主軸，確實是未曾有過的。
為了更鮮明的呈現抗戰時空軍英勇的故事，我們特地委託了長期從事紀錄片傳播與拍攝的CNEX為合作夥伴，由張釗維擔任導演，竭盡可能地尋找、訪問當年參與空戰的耆老，讓當事人出來說故事。同時以國父為空軍所題的字「?天」為電影命名。
拍攝紀錄片的過程，是一段和歷史賽跑的旅程，此片訪問了多位重要的空軍老兵，包括金英（演員金士傑的父親）等，每一位都九十幾歲，甚至一百多歲，可謂是碩果僅存的歷史記憶，再不訪問，就來不及了。事實上，許多歐美的紀錄片工作者也都知道，想要透過當事人，訪談二次大戰歷史，記錄真實的生命記憶，這是最後一次機會，下次的八十週年紀念，當事人恐怕都已不在人世。所以英、美、德、法等，早已展開各種紀錄片採訪計畫。
中國空軍的英勇事蹟，從高志航、劉粹剛開始，到後來勇戰日本零式戰機的徐華江，都在電影中逐一披露。同時，為了讓電影的面向更為深入，導演張釗維不僅從空軍戰史著眼，更以幾位女性的視角，來描寫戰爭下女性的觀照。許希麟為了紀念劉粹剛的犧牲，創辦了粹剛小學；林徽因的弟弟和六個年輕的飛行員，都在空戰中喪生；齊邦媛的好友張大飛來不及看到抗戰勝利，就犧牲在戰場。這一部紀錄片可說是「英雄史詩與兒女情長」的動人之作。
在抗戰八年期間，中國空軍在空中擊落日機超過六百架，地面擊毀敵機超過六百架，本身損失軍機近一千架，犧牲官兵超過四千人，飛行軍官陣亡將近四分之一。他們以弱勢的資源，對抗源源不絕生產軍機的日本，卻往往產生戰略打擊的效果，一如邱吉爾在二戰後形容英國空軍時說的：「在人類爭戰的歷史中，從來沒有這麼多人虧欠這麼少的人，這麼深的恩情。」
而這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正是我們在電影中所要呈現的。
配合著電影的拍攝，一開始，我們即想到電影所能呈現者有限，應跟隨著採訪的進行，而有文字的記錄，如此才能完整呈現相關的人事與故事。其後張釗維委由譚端寫作，並由天下出版《天空的情書》一書，正可與電影相得益彰。
二、
對臺灣來說，除了二戰結束、中華民國抗戰勝利之外，它還有一個特別的意義：臺灣擺脫殖民地統治，臺灣人終於擺脫二等公民的命運。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臺灣參與中華民國制憲，卻也捲入內戰，隨後國民政府大撤退來臺。兩岸長期的隔絕分裂自此開始，臺灣成為世界冷戰體系的一環，臺灣被劃入美國圍堵線，在軍事安全上深度依賴美國，至今，這仍是左右著臺灣命運的關鍵。
因為兩岸的隔絕，以及國民政府來臺時的施政錯誤，爆發「二二八事件」的歷史傷痕，臺灣社會在面對二戰歷史，即存在歧異。其中有一個疑問是：「臺灣到底算戰勝國的一方？還是戰敗國的一方？」
這個疑問是這樣的：二戰時，臺灣兵是被日本政府徵召去服役，算是日本兵，臺灣是戰敗國，有什麼好紀念的？另一說法是：臺灣終究是因為日本戰敗，而擺脫殖民地的命運，所以是戰勝國，應該要慶祝。然而，臺灣到底是「戰勝國」，還是「戰敗國」呢？
有朋友如此問我。我的回答比較簡單：不是戰勝國，也不是戰敗國，因為它是一個殖民地。戰敗的是日本國，戰勝的是中國，臺灣是身不由己的殖民地，無論戰勝戰敗，都只是被決定的命運。戰前，被徵召參戰的是殖民地的臺灣人，成為日本軍，成為美軍轟炸的戰爭砲灰；戰後，被歸還給戰勝的中國，是中國的一個省，這一點不必再拿什麼國際條約來爭議，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的歷史現實，臺灣就是中國的一省，還派代表參加南京的制憲會議，清清楚楚，美國日本都承認。是直到一九四九年兩岸分裂分治，才形成今天的局面，有「中華民國vs.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才有了「國不國」的問題。
問題是：為什麼今天臺灣的歷史意識會如此混亂？為什麼臺灣對抗戰勝利有如此複雜的情結？為什麼到今天為止，海峽兩岸抗戰的歷史敘述，仍如迷霧，難以釐清？
二戰結束後，猶太人、法國人、俄羅斯人、波蘭人等，都不斷在書寫這一段歷史。中國的抗戰歷史之慘烈，遠超過任何國家。歷史學者估計：「中國抗戰死傷軍民計三千五百餘萬，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各國死傷之一半，中國抗戰陣亡將士計三百四十餘萬，亦為各國陣亡將士之首，而中國抗戰陣亡將領兩百六十餘名，則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六十五個反法西斯國家暨法西斯國家陣亡將領之總和！」
然而，在整個中國史家還來不及回顧的剎那，大陸即迅速陷入國共內戰，一九四九年後，抗戰早已成為兩岸各自解釋的歷史。在臺灣的戒嚴時期，「聯俄容共」「國共二次合作抗日」乃至於「西安事變」、國共內戰、國民政府敗退來臺的真相，都是史家探索的禁區。是直到一九八○年代末期，宣布解嚴後才逐步開放。在大陸更不必說了，連串政治運動、文化大革命，讓諸多抗日紀念遺跡被破壞殆盡，而抗戰歷史更只剩下一種聲音，一種意識型態，真相模糊。
整個影響了海峽兩岸，影響了數代中國人，影響了世界局勢的抗戰大歷史，竟因此埋沒在內戰的烽火與塵埃裡！
誰造成的悲劇？國共都有責任。而一個沒有歷史、沒有真相的民族，要怎麼走向未來？
就臺灣來說，抗日的歷史更長遠。從一八九五年割讓開始，臺灣反抗不斷，從武裝抗日的慘烈傷亡，到文化協會啟蒙、農民運動抗日，無數仁人志士坐穿日本的監牢。臺灣人的反抗，遠比大陸在「七七事變」後才開始抗日，來得更早，悲壯尤甚。可惜的是，臺灣人的抗日歷史，一直不為大陸民眾所知，到今天為止，盧溝橋的抗日紀念館裡，連臺灣最大規模的農民組合運動都未蒐集展示，大陸對臺灣抗日的知識，由此可見一斑。更不必說臺灣原住民的反抗了。
坦然說，兩岸對抗日歷史的探索，仍未完整；臺灣對大陸抗戰的艱苦卓絕了解太少，以致於無法掌握大陸民眾的感情底蘊；而大陸對臺灣的抗日歷史更缺乏深度理解，是以無法了解臺灣人深層的悲情。更重要的是，臺灣人並不都是親日的，臺灣人仍是有骨氣的。
不然，請看幾年前臺灣原住民組團去東京抗議，他們拒絕讓自己的祖靈被日本人供奉在靖國神社，要求「還我祖靈」，「讓我們的祖先，回到自由的土地」。這樣的氣魄，又豈是那些徬徨自問「戰勝國戰敗國」的茫然者所能及？
還原臺灣人抗日與大陸抗戰的真相，絕對不只是挖歷史遺跡，記歷史仇恨，而是要「還原歷史真相，找回人間正義」。
導讀
如此而已
張釗維
在「?天」首映禮當中，我致詞時提到：「是的，這是一首情詩�愛情、友情、親情、患難之情�戰火無情、人生有情」而今，這首情詩化成《天空的情書》這樣的身分，跟讀者見面。
這本「情書」的作者譚端是個多情種。我從未見過同年的男子淚點這麼低，並且不怯於說出自己的感受；這樣的多情而無畏，我自嘆弗如。作為導演，我只能在鏡頭後面、剪輯臺前，暗自咀嚼眼前展開的喜怒哀樂，用彷彿不動如山的姿態照單全收。這算是「男兒有淚不輕彈」嗎？在排山倒海而來的洶湧故事與情緒面前，遲鈍如我其實更是來不及立即回應的。然而事實上，能夠有情感上的即時回應，或許是更健康、氣血更通暢，並且是更有氣概的。
作為一個導演，我是很ㄍㄧㄥ的。不知有多少受訪者在我鏡頭底下動情、落淚，而我只是靜默地注視著他們，頂多幫他們遞上面紙。彼時，我心裡頭在想的，並不是「啊，這一刻終於來了」——或許，多少還是有一點這樣的心緒冒出來吧；然而，更多想的是：我在影片上要怎麼做，才能無愧於對方願意如此敞開心門、向我吐露最內在的感情？
每一顆眼淚，都是一顆珍珠；我得有一個足夠大而深的玉盤，來承接、包容並呵護這些輪番落下的大珠小珠。
就「?天」這個影片而言，玉盤該從何而起？我想，最重要的，是我得明白自己是以什麼樣的歷史尺度、歷史坐標，來回望那個時代以及那群人的故事。
我跟譚端一樣，都是在戒嚴時期成長，而在解嚴之後開始追求自己的事業、建立自己的生活。橫跨戒嚴與解嚴，是我們這一代人無法抹除的歷史坐標，那是一個從「黨性大於人性」跨向「人性大於黨性」的轉變。我跟譚端都一樣期待的是，從今以往，在這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華人民主社會，我們能夠用平等、包容、人性的眼光，來看待過往層層疊疊的衝突與離亂；時代給了我們這樣的機會，我們就該回報以時代這樣的自我要求。
今天我們習慣用「戒嚴�解嚴」這樣的詞彙來描述這歷史坐標，然而，從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建立以來的歷史尺度來看，我們所處的位置，是孫中山在建國大綱所說的「憲政時期」。憲政時期之前是以黨治國的「訓政時期」，從一九二七年開始，到一九八七年真正回歸憲法，整整一甲子。
是故，「?天」是一部從憲政時期回望訓政時期一場巨大戰亂的紀錄電影；它因此不會是訓政時期的愛黨愛國政治片、不會是鼓吹軍人英勇武德的動員片、不會是一面倒地責難並醜化敵人的宣傳片。
它是關於這個共和國的一段難以抹滅的歷史，以及在這段歷史洪流中的一群人的故事，如此而已。
這個「如此而已」，舉輕若重。對於經歷過那段歷史的人來說，要走到「如此而已」的這一步，是多麼不容易啊。但恰恰是當我們可以從憲政時期「如此而已」的眼光去審視那段沉重而糾結的過去，我們方能跳脫許許多多既有意識型態的綑綁，去親近當時那群人的心性、體會到這個年輕共和國追求獨立自主的艱難處境，進而打開一條通路去重新認識那場戰爭的本質與責任歸屬。
我相信，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安置那些從記憶深處洶湧而出的大珠小珠，使之不再流離失所、四處竄亡。
在「戒嚴�解嚴」或是「訓政�憲政」這樣的歷史尺度與坐標映照底下，我們想進一步探究：「?天」所要述說的那群人，包括飛行員本身以及他們所愛的人，在那個時代，折射出什麼樣的集體心性品質，值得後世的我們來傳頌？這個問題把我們帶向第二層次的歷史坐標，那是關於古典與現代的交會。
我曾不無天真浪漫地寫下這樣的文字：「那是螺旋槳稱霸天空的年代；是一個可以眼睜睜看到對手表情的年代；是一個可以開著飛機追女朋友的年代；是一個速度重要，但是優雅更重要的年代。」我感覺，螺旋槳飛機之間的戰鬥，就有如十九世紀貴族之間的決鬥；這引領我把他們想像成貴族。然而在一個皇權已被打倒的二十世紀共和國裡，貴族意味著甚麼？是家世背景顯赫？是教養品味出眾？是高大上、白富美？我想，重點都不在這裡。
在進行腳本策畫的過程中，譚端曾這樣子來詮釋我們心中的貴族精神，令我特別感動：
「現代的貴族不是封建時代的血統意義了。也不是高、大、帥、富這些外在的光輝形象與條件。影片中這些的貴族，是他們的情操，是他們勇敢。在一個積弱的國家中，生長於比較富裕的家庭，他們比一般人受過較多愛護與教育，他們身體健康、營養豐富、發育良好，他們身手矯健、知書達禮、善於思敏於行，行為優雅，他們懂藝術，享受生活，他們狂熱地追求他們的愛情與快活，他們幾乎擁有生命中所有美好的一切，擁有美麗的妻子、父輩遺留的大筆財富，個人美好的前途。他們也或許什麼都沒有，失去了家庭故土，失去了父母手足，但以上蒼賦予他們的條件，只要他們願意，只需他們適時的、能夠理解的膽怯起來，其實不難擁有足夠的美好。但他們的高貴在於他們幾乎擁有一切卻又甘願隨時放棄一切，包括他們愛的人與愛他們的人，在於他們明明很害怕卻勇往直前。他們的高貴在於，為了不認識的一群人，所謂民族與祖國，他們慷慨、殘忍地願意放棄自己的快活、財富、喜悅、愛人，讓他們愛的人與愛他們的人永遠黑暗地活在光明之中，而他們明明知道那些不認識他們的人勢必沒有人，會記得他們的生命的珍貴。即使那些人現在活在平安之中。他們的高貴在於，他們用一種光明去面對這種黑暗。」
這段文字看似是描述一種古典的貴族心性、騎士精神，能辨利義與生死，以利益眾生。然而，這何嘗不是當代社會所需？因為我相信，即便在此時此地，我們仍然需要一群有能力的青年人，「幾乎擁有一切卻又甘願隨時放棄一切，包括他們愛的人與愛他們的人」，去展現一種無怨無悔地為社會奉獻、為下一代犧牲的高貴精神；他們有清楚的目標與良好的訓練，他們面對生死攸關的挑戰時，能夠勇毅地迎向前去、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不會耍小聰明、不會採取機會主義的退路、不會畏縮、不會人云亦云終至不知所云。有了這樣的一群青年人，社會的整體精神狀態才有其真正骨幹，才有具體的方向感。
在七十年前的那個戰亂年代，那群飛行員以及他們所愛的人，正是這樣的一群年輕人。而在當前憲政時期的承平年代，許許多多的消防隊、救難隊、搶修隊，他們或者屬於國家公務員，或許是民間志願組織，但在各種災難、急難現場，他們都必須公而忘私，甚至獻出自己的生命。這群人以及他們所愛的人，是今天我們必須不吝於揄揚的現代貴族。
義利之辨、生死之辨，這是從古典王權到現代共和，儘管政治權力的歸屬與行使不一樣，但是依然是社會發展之核心依靠。
但在義利之間、生死之間，要如何辨明自己該當採取的走向？這不僅是一個社會發展的問題，不僅是一個政治權力的問題，更是心靈修為與信仰價值的問題。
中央航校二期的湯卜生在一九三七年曾經寫道：「我們也有計畫，但是卻是不可預期的，是隨時有可改變性的……因此，我們只有現實，這個時間內這個空間和這個環境就是我們支配行動的對象，因此我們是敏捷的，因為不願放棄了現實，因此我們是樂觀的，過去的讓它過去吧……我們與環境做生命的掙扎時，我們是孤單的、遼遠的，在離人群極遠的空中，我們的痛苦和喜悅，只有我們孤單的享受，同時在痛苦的事向我們圍攻時，卻更殘酷的不容許我們去回憶和思索任何一件往事。」在閱讀這篇飛行員心理自剖的文字時，我不禁想到禪宗所說的「活在當下」，而飛行員簡直就是一群在狹小的機艙裡，被迫修行的年輕人；只因，他們在藍天白雲之間如果不能夠面對此刻此在、專注於當下，而還瞻前顧後，內心有地面上各種俗事牽絆，那麼，遭到敵人偷襲而瞬間陣亡的機率，必然高過他人。
然而，即便如此，在天空中他們也不能畏懼死亡；怕死的反而更容易死。剛過一百歲生日的飛行教官金英告訴我手握操縱桿的感覺是：既不能太鬆、又不能太緊，要恰到好處；那感覺，就好像握著女舞伴的細手與纖腰跳華爾滋一樣——他們必須輕鬆自若地握著操縱桿與死神共舞。甫以一百零三歲高齡過世的李繼賢因此說：「回得來就回來了，回不來就不要回來了，就是這樣。」九十六歲的都凱牧則說：「要做到十六個字：無恐無懼、無憂無慮、無俯無愧、無怨無悔。」
這些生命體悟，無一不帶有某種宗教性的意涵。這種境界，非外人所能輕易領會；但是，這至少讓我們在面對這些生死故事時，能有一層別樣的況味。「?天」所透露出來的，並不僅僅是一連串戰鬥、愛戀與離別的故事，而更是關乎一群年輕人在戰亂中的修行與修為：飛行員如何面對死亡，以及他們所愛的人如何處理至親好友的乍然遠去。在這其中，每一個人都得要找到自我昇華的法門，不管是社會性的（如許希麟創辦粹剛小學）、文學性的（梁再冰記憶中李莊的那一片梨花），或者是宗教性的（如張大飛的睡前禱告）。
這些法門，讓後世作為讀者觀眾的我們，在為他們悲傷感嘆之餘，多了一些療癒的可能。而療癒，恐怕是在當前此刻，我們面對糾結的歷史與價值觀時，最為急切需要的一帖藥劑。
從過去到現在，不管是由軍政到訓政，還是從殖民到戒嚴，這個社會、這個國度、這個島嶼，都累積了太多的壓迫、衝突，產生太多的不平與怨懟。直到今天已經解嚴，或者，進入憲政時期，都快三十年了，但是那不平與怨懟依然未曾完全消除。
論者或謂，這是轉型正義未得體現。但從文化與心靈的層面上來說，那些在前一個歷史階段所累積的壓迫與衝突，是否得到充分的撫慰了？凡是未被根治的，有一天必然會再發作。而近年來風行於島內的小清新、小確幸，何嘗不是在這療癒不完全的情況底下，一種以個體自我舔舐來創造短暫幸福感的集體潛意識徵狀？
而一個療癒不完全的社會，這邊風濕那邊水腫的，又要如何真正過起憲政體制下該有的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生活，繼而以「後解嚴」的眼光來審視前一個歷史階段當中，許許多多「如此而已」但值得重新被定位與傳頌的動人故事？
從這個角度來說，「?天」以及譚端的這本書，對我倆來說，或許是一個開始；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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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五年九月一日於美國洛杉磯旅次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