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言?? ?
炸彈下長大的中國大學
「連天烽火」與「遍地弦歌」，這本是兩種截然對立的情景，而在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中，二者竟巧妙地相互配合，交織成撼人心魄的樂章。我曾不止一次推薦加拿大學者曼古埃爾所撰《閱讀史》中的一幅照片：一九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倫敦遭德軍轟炸，很多房子倒塌了，這間西倫敦荷蘭屋圖書館，牆壁也已傾頹，地下滿是磚石，竟然有人不顧敵機剛剛離去，又在書架前翻檢自己喜愛的圖書。我說：這固然是對抗厄運，堅信未來，但也不妨解讀為：「閱讀」已經成為必要的日常生活，成為生命存在的標誌。後來，我終於找到一幅可與之媲美的老照片，那是西南聯大教授朱自清、羅庸、羅常培、聞一多、王力的合影 ── 我故意略去拍照的具體時間及地點，以便將其作為抗戰中意氣風發的中國讀書人的象徵。在一次專題演講中，我提及這幅照片：「聯大有甚麼值得驕傲的？聯大有精神：政治情懷、社會承擔、學術抱負、遠大志向。聯大人貧困，可人不猥瑣，甚至可以說『器宇軒昂』，他們的自信、剛毅與聰慧，全都寫在臉上 ── 這是我閱讀西南聯大老照片的直接感受。」今天的中國大學，從校園建築到科研成果，都正朝「世界一流」飛奔，但再也找不出如此明亮、乾淨與自信的合影 ── 那是一種由內而外、充溢於天地間的精神力量。
戰火紛飛中，中國大學頑強地生存、抗爭、發展，其中蘊涵?某種讓後人肅然起敬的神秘的力量。歷朝歷代，凡狼煙四起時，最容易遭受毀滅性打擊的便是手無寸鐵的師生及學校；只有當戰亂平息，統治者才有心思在滿目瘡痍的廢墟上重建教育。借用建安八年（二○三年）曹操所下《修學令》：「喪亂以來，十有五年，後生者不見仁義禮讓之風，吾甚傷之。其令郡國各修文學。縣滿五百戶置校官，選其鄉之俊造而教學之。庶幾先王之道不廢，而有以益於天下。」中國歷史上幾次影響重大的衣冠南渡，就其實際效果而言，確實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教育、文化及科技的轉移，但從未有過在戰爭中為保存文化而有計劃、成建制、大規模地撤退學校的壯舉。抗戰中中國大學之所以沒被炸垮，還能弦歌不輟，乃中央政府、後方民眾以及大學師生共同努力的結果。
如此扣人心弦的故事，古代中國從來沒有，同時期歐美各國也談不上 ── 那是因為，美國遠在天邊，不太受戰火影響；英國雖被轟炸，國土未被入侵；法國全境被佔領，大學無處可遷；唯有前蘇聯，在衛國戰爭中同樣存在大學內遷的現象。只是因各大學在外流徙時間不長（以莫斯科大學為例，一九四一年十月遷離危城，一九四三年春勝利回歸），沒能像西南聯大等中國大學那樣，不但未被戰火摧毀，還在發展壯大的同時，催生出眾多美好的「故事」與「傳說」。
談及西南聯大等內遷大學的貢獻，容易說的，是有形的，如培養人才、推動科研以及投身戰場；不太好說的，是無形的，那就是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如何凸顯某種高貴的精神氣質。具體說來，硝煙瀰漫中，眾多大學師生之弦歌不輟，這本身就是一種穩定人心的力量。抗戰中，大批中國大學內遷，其意義怎麼估計也不過分 ── 保存學術實力，賡續文化命脈，培養急需人才，開拓內陸空間，更重要的是，表達了一種民族精神以及抗戰必勝的堅強信念。而在中國大學日漸富有、也日漸世俗化的今日，談論那些已經隱入歷史深處的、「破破爛爛但卻精神抖擻」的西南聯大等，也算是「別有幽懷」。
我曾提及：「跟專業的教育史家不同，我的研究帶有明顯的問題意識，首先是解決自己心中的困惑，而後才是史學價值的追求。不過，一旦進入具體課題的實際操作，我還是努力保持史家實事求是、多聞闕疑的風格。我說過，在中國，爭辯教育得失，不專屬於教育家和教育史家，而是每個知識分子都必須承擔的權利與義務。我已出版的幾本小書，大體上都是實踐這一諾言，即便不夠專業，起碼也是認真思考的產物。」因專業背景的關係，我談晚清至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中國大學，最為拿手當行；其次便是對於當下中國教育改革大潮的評論 ── 思考不見得周全，但洞見還是有的。至於中間這一大塊，我之選擇「抗戰烽火中的中國大學」，是希望兼及史學研究與現實關懷。
說起來，關於「戰爭中的大學」這個題目，我醞釀了好長時間，只是多為演說或短論，不太能端上台面，只好任其散落各處。
記得我最早談論這個問題，是一九九七年一月為北京大學出版社重刊《中古文學史論》所撰跋語，其中提及：「南渡的感時傷世、魏晉的流風餘韻，配上嵇阮的師心使氣，很容易使得感慨遙深的學子們選擇『玄學與清談』。四十年代之所以出現不少關於魏晉南北朝的優秀著述，當與此『天時』『地利』不無關聯。」對於西南聯大乃至所有內遷大學的教授及學生來說，「南渡」既是學術對象，也是文化氛圍，更是精神傳統 ── 時至今日，我仍堅持這一發現。另外，談內遷大學的教學及科研，既充分肯定其業績，也不盲目拔高，理解各專業領域所受戰爭的影響不同，體貼學者們是如何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的。如此觀察與評論，兼及政治史、學術史與教育史，使得我談抗戰中的中國大學，可與此前此後的大學史論述血脈相連。
三年後，我發表題為《過去的大學》的短文，談西南聯大極為嚴苛的圖書借閱制度，以及教授會在動蕩年代所發揮的作用。前者是為了渲染大學的艱難處境，後者則凸顯聯大如何「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但撰寫此文的主要目的，是推介六卷本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雲南師範大學編，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十月）。而對我本人來說，從中得到的最大好處是，熟悉西南聯大這些瑣瑣碎碎的檔案資料，必要時可以手到擒來。
又過了兩年，我在《中華讀書報》上發表《吳宏聰與西南聯大的故事 ── 吳宏聰先生的〈向母校告別〉及相關照片》，文章引述了我在中山大學讀碩士期間的指導教授吳宏聰先生的來信及文章，討論西南聯大的學術品格。吳先生乃西南聯大中文系助教，此前幾年曾贈我精心保存的離開昆明前全系師生的合影；這回又專門撰文回憶那天拍照的情景，實在難得。此拍攝於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中國文學系全體師生合影」，以及吳先生所描述的拍照前後的故事，是我每回演講中國大學內遷歷史時都要演示的。
可我真正認真對待此話題，是從二○○七年開始。那一年，因參加宗璞先生從事文學創作六十週年座談會，我發表《小說家眼中的西南聯大》，談及藉文學作品了解西南聯大，最值得推薦的是鹿橋的長篇小說《未央歌》、汪曾祺的系列散文（如《泡茶館》《跑警報》《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西南聯大中文系》《翠湖心影》等），以及宗璞的《野葫蘆引》。帶有總論性質的，是以下這段話：「鹿橋的小說側重『青春想像』，汪曾祺的散文則更多『文人情趣』，宗璞呢，我以為頗具『史家意識』，其系列長篇立意高遠，氣魄宏大。」系列長篇小說《野葫蘆引》那時僅出版了前兩卷（《南渡記》，一九八八年；《東藏記》，二○○一年），我預言，倘若計劃中的《西征記》《北歸記》能順利完成，並保持前兩卷的水準，那麼，宗璞作為小說家的地位將大為提升，其在文學史上的既定評價也勢必改觀。
約略與此同時，中山大學為中文系老系主任、西南聯大校友吳宏聰先生做九十大壽，我提前撰寫了長文《六位師長和一所大學 ── 我所知道的西南聯大》，請《二十一世紀經濟報道》及時刊出，且送到了祝壽會場。此文主要談論吳宏聰、王瑤、季鎮淮是如何飽含深情地追憶他們各自的導師楊振聲、朱自清、聞一多，並藉此呈現他們對西南聯大的想像的。
那年的十二月十五日，我在浙江人文大講堂做題為《教育史上的奇跡 ── 西南聯大的意義》的專題演講，現場效果很好，《錢江晚報》記者據錄音整理，以《陳平原：尋找二十一世紀中國的「大學之道」》為題，初刊《錢江晚報》二○○七年十二月十八日第十四、十五版。雖然日後收入北京大學出版社二○○九年版《大學有精神》時，我改回了原來的題目，但我承認，「尋找二十一世紀中國的『大學之道』」，確實是那次演講「壓在紙背的心情」。此報道摘錄了我演講的四個片段，分別是「留下了『讀書種子』」、「聯大人勝在『心態』」、「全力培養本科生」以及「今天我不想談校長」，另外一半篇幅則留給了現場問答，因此顯得很有現實針對性。
其實，那年四月，春暖花開時節，我還在雲南大學做了題為《此情可待成追憶 ── 關於大學生活的追懷與敘述》的專題演說，涉及西南聯大處，我引證了馮友蘭的自述、吳宓的日記、汪曾祺的散文、宗璞的小說，還有四位老學生的回憶錄 ── 楊振寧的《讀書教學四十年》、何炳棣的《讀史閱世六十年》、許淵沖的《追憶似水年華》以及何兆武的《上學記》等。只不過這篇初刊《學園》創刊號（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二○○八年一月）的演講稿，?重點在如何追懷大學生活，兼及昆明的西南聯大、香港的新亞書院以及英國的劍橋大學，現場效果雖不錯，但體例駁雜，我不滿意，故從未收入自家集子。
第二年深秋，參加日本學者木山英雄《北京苦住庵記 ── 日中戰爭時代的周作人》中譯本出版座談會，迫使我從另一個角度思考問題，那就是怎麼看待抗戰中淪陷區的政治及文化生態，以及如何談論類似周作人這樣的「落水文人」。在《燕山柳色太淒迷》一文結尾處，我談及讀《北京苦住庵記》的感想：「對於生活在太平歲月的讀書人來說，面對亂世中的『文人落水』，首先是哀矜勿喜，千萬不要有道德優越感。其次，不管是譏諷/ 批判，還是理解/ 同情，談論此類錯綜複雜的歷史場景及人物，分寸感很重要，即所謂『過猶不及』是也。作為史家，必須堅守自家立場，既不高自標榜，也不隨風搖蕩，更不能一味追求文章之『酣暢淋漓』。有時候，論者之所以小心翼翼、左顧右盼，文章之所以欲言又止、曲折迴環，不是缺乏定見，而是希望盡可能地體貼對象。」如此有感而發，因為那段時間，我正關注「偽北京大學」、「偽中央大學」以及淪陷區讀書人的精神狀態。既堅守自家立場，又保持必要的張力，這種論述姿態，使得我在辨析教授們離開北平時的「毅然」與「茫然」，以及在民族大義與個人處境之間的痛苦掙扎，有較為真切的感受與體悟。
我之談論抗戰中的中國大學，至此方才正式上路。此前乃隨意點染，算不上專業研究，故不收入本書。唯一的例外是《六位師長和一所大學 ── 我所知道的西南聯大》，因可見最初的研究思路及感懷，故特意保留。
以下介紹各章的大致思路：
第一章《此情可待成追憶──中國大學內遷的歷史、傳說與精神》（初刊《澳門理工學報》二○一五年二期）醞釀很早，定稿卻在最後。講述抗戰中中國大學內遷這一段波瀾壯闊的歷史，事後回憶與學者發掘固然重要，但更值得關注的是當事人當年的文字，看他們如何在驚魂未定之際回首往事，製造傳說，總結經驗，暢想未來 ── 那既是文學，也是歷史，更是精神。此文藉一九四一年《教育雜誌》的「抗戰以來的高等教育專號」《戰時全國各大學鳥瞰》一書以及《解放日報》所刊《抗戰後專科以上學校集中區域》，勾勒各大學的遷移路?、地理分佈以及辦學特色。另外，選擇二十篇或年輕學生或大學校長的文章，縱橫交錯，呈現戰時中國大學的精神風貌。文章最後討論如何跨越虛構寫實的鴻溝，讓日漸遙遠的「老大學的故事」重新煥發光彩。
第二章《永遠的「笳吹弦誦」──關於西南聯大的歷史、追憶及闡釋》（初刊台灣《政大中文學報》第十六期，二○一一年十二月）試圖從教育史、學術史、思想史、文化史乃至政治史等不同角度入手，重新發掘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的歷史、傳說與精神。於顛簸流離中弦歌不輟，此乃當年中國大學的共同生態，可後人談論抗戰中的學術文化建設，為何多以西南聯大為例證？除了三校合一學術實力超強，更因牽涉「故事」的誕生與傳播機制。而對於這所明星大學，近年學界及媒體多有高唱讚歌的，本文之強調「必勝信念、學術關懷以及師生情誼」，凸顯「以本科教學為中心」、辨析「人和」的另一面，自信有不少精彩的發現。
與前兩章之歷經多次演講的打磨不同，第三章《豈止詩句記飄蓬 ── 抗戰中西南聯大教授的舊體詩作》（初刊《北京大學學報》二○一四年六期）卻是一氣呵成。陳寅恪、吳宓、朱自清、潘光旦、浦薛鳳、魏建功、浦江清、蕭滌非等八位西南聯大教授，抗戰期間多有舊體詩創作，當初很少公開發表。他們的相互唱酬不只是因為共同的文學興趣，感情交流與相互慰藉或是更重要的因素，注重的是友情、修養與趣味。八位教授學術背景各不相同，之所以都選擇舊體詩，既確認其文化身份，讓作者得以思接千古，又可以藉助韻語，表達某些幽微的思緒以及不合時宜的感覺，指向的是個人修養、歷史意識與文化情懷。這些「有情」且「鮮活」的史料，讓我們得以了解他們在戰火中的遭遇與思考、困惑與怨懟，以及壓在著述背後的心情。
第四章《六位師長和一所大學 ── 我所知道的西南聯大》體例上有點特別，如此「公私兼顧」，既談我的導師，也談導師的導師，希望在三代師生的視野交匯處，凸顯一所大學所曾經擁有的英姿。如此設計，作為單篇文章沒有問題，收入本書則略嫌鬆散。當初之所以拋開大路，另辟蹊徑，選擇「限制敘事」策略，最大的理由是，對於像我這樣喜歡玩味細節的讀者來說，這樣寫顯得更親近，更可信，也更有人情味。
為了凸顯大思路，本書刪繁就簡，就選這四篇互相交叉，略有重疊，可以對照閱讀的大文章。其工作目標是，藉助檔案、報道、日記、書信、散文、雜感、詩詞、著作等不同史料的仔細辨析，跨越虛構與寫實的鴻溝，讓日漸遙遠的「大學精神」重新煥發光彩，也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形象重新站立起來。
這既是世界教育史上一段異彩紛呈的華章，也是中華民族復興路上一座昂然屹立的豐碑，講述如此波瀾壯闊的故事，確實需要兼及「歷史、傳說與精神」。本書的論述策略是：第一，注重歷史資料的發掘，第二，?意生活細節的勾勒，第三，強調教育規律的總結，第四，凸顯讀書人的心境與情懷，第五，引入國際視野以及當下的問題意識。若真能做到這五點，這個本就很精彩的「大學故事」，是能講好的。至於「緒言」的標題套用羅家倫《炸彈下長大的中央大學 ── 從遷校到發展》（初刊一九四一年《教育雜誌》，後收入《逝者如斯集》，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一九六七年），只動一字，盡得風流，目的是向羅家倫等飽經憂患而奮鬥不息的前輩們致意。
本書第一、二章是經歷多次演講、不斷「演進」而成的；雖說匯集成書時，做了認真剪裁，還是帶有明顯的說話口氣。「演說腔」的殘留，多少影響文章的學術深度。但我不後悔。因為，當初現場聽眾的熱烈反應，已給了我很大鼓舞。某大學教授聽完演講，甚至建議我舉辦「巡迴演出」 ── 不是因為我的表演格外出色，而是故事本身很動人，值得年輕一輩認真傾聽。
這就說到了圖像資料。每回成功的演講，精心準備的演示文稿（PP T）起了很大作用。尤其是「秀」出不少珍貴的歷史照片，給聽眾以意外驚喜，抵得上研究者的千言萬語。本書之所以限制篇幅，一個重要因素是為了方便配圖。不是所有的書籍都需要插圖，但此書非「左圖右史」不可。
僅以此小書，紀念偉大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七十週年。
二○一五年二月十七日初稿，二月二十八日修訂於京西圓明園花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