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通敵：二戰中國的日本特務與地方菁英

主編的話

　　前一陣，網路上流傳中國大陸拍抗戰戲，拍到走火入魔，渾然全無歷史常識，以致出現「抗戰已經7年了，還有一年同志們加油啊！」這種台詞。

　　我們在嘲笑之餘，有時不小心，也很容易犯同樣的毛病，成了沒比鱉高明多少的龜。如果說以「後見之明」知道抗戰還有一年就打完是錯誤的，那麼以為蘆溝橋的那聲槍響揭開了八年抗戰的序幕，也犯了同樣的錯誤。打仗又不是賽跑。賽跑大家都聽槍響動作，拿槍的裁判也知道自己扣扳機之後會發生什麼事。但是打仗並不是如此，在蘆溝橋開槍的人，並不知道自己將會引發一場大戰，正如在塞拉耶佛刺殺奧匈帝國王儲的人，不知道此舉將引發歐洲的全面戰爭。

　　從這個角度切入，我們也會看到理解抗戰一條不太一樣的圖像。我們或許不大習慣，也不大喜歡，但是，我們如果要真的從戰爭的歷史中得到一些領悟，而不是持續澆灌仇恨，就必須要做這樣的嘗試，嘗試用不一樣的角度與方式，來挑戰自己的認知。

　　卜正民在《通敵──二戰中國的日本與地方菁英》很清楚地理出日本在二戰前的對外擴張脈絡：日本在1895年透過國際承認的條約，取得對台灣的統治。1910年，日本不顧各國反對，逕自對朝鮮出兵。接下來，當然是繼續朝亞洲大陸推進。一戰之後，美國威爾遜總統提出的「民族自決」深入人心，日本不好再拿對朝鮮的那一套，直接侵略東北，所以順勢弄一個「滿洲國」，有民族自決之名，但行控制之實。

　　日本控制東北之後，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到1937年的蘆溝橋事變，基本上在做的事情是擴大勢力範圍、加深對中國的控制幅度。日本一方面漸次從朝鮮半島、遼東半島與山東半島，染指東北、華北；另一方面，透過與台灣、中國沿海之間的貿易，從江蘇、浙江、福建一帶，包括天津、上海、福州等港市，建立牢固的經濟影響力。也就是說，到1937年蘆溝橋事變的時候，日本由北而南、由東而西，已經逐漸在中國的東半部建立勢力。對日本來說，最有利的不是全面佔領，而是建立實質影響力。

　　日本在蘆溝橋製造事端，目的並不在佔領華北。卜睿哲在《一山二虎》中也觀察，「大量證據顯示日本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並無意在中國發動重大軍事擴張，」但是「蘆溝橋小型事故導致雙方不肯示弱。領導人因為掌握的情資不完整，做出誤判，使得戰爭加快爆發、而非推遲。」

　　火上加油的是，蔣介石眼見無法在華北取得優勢，決定在1937年8月開闢上海的第二戰場。蔣介石的盤算是「圍魏救趙」，分散日本的兵力，而且，上海有租界，在此開打，可以把各國列強拉進來，國軍的人數又遠超過日本在此的陸戰隊。結果，蔣介石此計完全失靈，國軍無法跟日軍抗衡。而蔣介石把華北的局部戰爭擴大為全面抗戰，等於是為日本國內主戰派壯聲勢。

　　日本陸戰隊起先被國軍壓制，但受到停泊在上海港口的日艦砲火掩護，接下來，日本援軍趕到，國軍的陸軍與空軍全都不堪一擊。11月，日軍在杭州登陸，從側翼攻打上海的國軍，於是蔣的部隊往西撤。日本在捷報頻傳的情形下，卜正民指出，「使得共識從有限作戰轉向全面戰爭。東京大本營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一日下達重大命令：第一道命令要求華北方面軍在北平成立政權；第二道命令要求華中方面軍司令官松井石根占領南京。兩道命令一出，衝突從意欲迫使中國政府讓步的略示薄懲入侵，轉變為推翻國民政府、另立接受日本指導的新政府之占領行動。至少有位派在上海特務部的軍官認為攻打南京的命令是對截至當時的軍事政策全面轉向，使得軍中溫和派再也沒有立場建議節制或主張和平解決衝突。日本政治野心和軍事暴力同步釋出：再也不能回頭。」

　　日本政治野心和軍事暴力同步釋出的力道非常之強大，採取的方式也極為野蠻，餘波到今天仍然蕩漾。東京下令佔領南京，不到十天，就發生了「南京大屠殺」。這件事的嚴重性在於，在近代文明國家的戰爭中，像這樣攻打一國之首都（當時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又以如此殘忍的方式，不分軍民，進行屠戮、強暴，其間所涉及的暴力與侮辱，注定留下難以撫平的傷口。而當時的南京，人民在日軍攻打上海時，許多人家已經聞風逃跑；國軍選擇撤退，並沒有在南京與日軍發生激戰，所以日軍到南京之後的作為，面對僅餘四分之一的非武裝人口，完全沒有必要殘殺至此。

　　日本雖然戰敗了，如今七十年過去，但是似乎並沒有學會做個戰敗者。但是反觀中國，雖然慘勝，似乎也沒有學會做一個勝利者，即使崛起了，仍時時強調受害者的形象。而台灣夾在中間，還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戰敗者，還是勝利者。卜正民的《通敵》，在不同的華人社會、不同的華人族群，也將會引起不同的反應、甚至爭議。

　　這一點，就等《通敵》出版再見分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