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歸路」中的女性世界幽微纖細，也許是用力於女性運動的社會抗爭者不容易關心到的。

　　我個人在閱讀「不歸路」時感覺到的一種女性剛剛萌發了自覺，但是在抗爭上有充滿行動上的無力感，這種「自覺」與「行動」的矛盾，這種「意識」與「客觀條件」的砥礪，在某一程序也許正是七十∼八十年代台灣經濟轉型中女性的角色的一種現實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