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非營利組織」為什麼是未來社會的中堅力量? 許士軍
杜拉克這位被推崇為當代管理學領域「大師中的大師」(The Gurus Guru),是有其特殊意義的;因為在他以前,並沒有今天所認識的管理學,甚至當他首次以管理觀點描述現代企業的書《企業的概念》(The Concept of the Corporation)出版時,有一些愛護他的朋友警告他,出版這種書將會毀壞他向學術界發展的前途。
從社會觀點看待企業和管理
事實上,杜拉克之會對管理有興趣──日後他稱之為自己的最愛──乃源自他自歷史宏觀的洞察;他發現,自一九二○年代晚期到一九三○年代早期,歐洲社會出現了凝聚力和社區瓦解的危機,這種危機將給集權主義支配的機會,在這關頭,他寄望大企業會成為一種新的整合社會的單位,提供人們一種屬於社會層面的工作和生活,以為挽救。但是不幸地,他這種觀察和呼籲,並未成功地導引世界避免納粹和史達林獨裁政權的興起,以及因此帶給人類社會的浩劫,值得慶幸的是,他的深層思考卻也預言到這種政權終將崩潰,證明他的真知卓見還是經得起考驗的。
杜拉克心目中的管理,和一般人不同的是,他並非將管理視為一種營利機構的工具,而是將其視為一種社會機構中的核心功能。譬如他討論「非營利組織」的管理時,他主要將這問題放在為什麼社會會有「非營利組織」這一脈絡上。他認為,只有從這種觀點,人們才能了解,為什麼「非營利組織」──而非如他早期所寄望的企業──會成為未來社會的中堅力量,以及為什麼即使是企業,也要向「非營利組織」學習如何管理之根本道理所在。
「後資本主義社會」
就在杜拉克出版《彼得?杜拉克非營利組織的管理聖經》的後三年,1993年,他的另一鉅著《後資本主義社會》(Post-Capitalist Society)也告問世。後者恐怕是他近十年來最具影響力的一部著作,在這部著作中,我們可以發現,他對於所稱「後資本主義社會」的描述,提供了日後他的大多其他著作一個最基本的舞台和背景。譬如說,在書中他所指出政府角色的轉變及知識社會的興起,即是造成「非營利組織」成為今後社會的主軸──以及「最大雇主」──的原因。
先以政府角色的轉變而言,在所謂「後資本主義社會」中,隨著政府走過了四百年來權力發展的巔峰,國家已不再是人類社會唯一的統合形態;反之,未來的多元社會既是全球性的,但又必須是地方性和個別性的,此時所出現的日益嚴重而複雜的問題和服務需求,不但非政府官僚體系──更不要說計畫經濟──所能解決,即使是自由市場也屬無能為力。在這種情況下,他認為,人們所需要的是一個「公民社會」的架構。在這架構中,依他在近著《下一個社會》(Managing in the Next Society, 1998)所稱,有賴像「非營利組織」這種「社會部門」挺身而出,提供機會讓人民擔任志工,一方面使個人可以擁有一個自己可以控制──也同時可以奉獻和改善──的天地,另一方面,也才能夠滿足社會的多元需求。
政府角色的轉變
不過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儘管他不認為政府有能力直接從事和承擔社會服務工作,但這並不代表政府今後可以對這方面問題袖手旁觀,不聞不問。政府今後所要扮演的角色,乃是將這種工作「外包」給「非營利組織」去做。已有事例證明,獨立的非營利機構在這方面一直有很好的成就。譬如在美國,杜拉克就舉出了諸如心臟病協會、精神病協會、救世軍女童軍協會以及教會學校等等;在台灣,我們也可舉出像董氏基金會、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和慈濟功德會等,他們的卓越表現已贏得社會良好的頌揚和口碑。根據杜拉克的觀察,同樣工作交由非營利組織去做,不但會比由政府做省錢,而且也有較佳品質。在這方面,公立學校和教會學校就是最明顯的對比。
具體言之,所謂由政府將此方面社會問題「外包」,就是指政府應該提供這些非營利組織以必要的資源,而不是像過去那樣,視他們歸由慈善捐款維持或做為有錢人的責任。事實上由於這種機構的普遍化和組織龐大,它們的有效運作,除了靠由「無酬志工」的自願奉獻外,還必須要有支薪的專職管理人員以擔負核心的專業工作,這種財務需求應該由政府承擔。
「知識工作者」的興起
後資本主義社會,也是以知識取代勞力和資本成為最根本經濟資源的社會。早在四十年前,杜拉克就已創出「知識工作者」這一觀念和名詞,他認為在這種社會中,知識工作者將取代資本家和工人成為社會的主導者。然而他們自己所面臨的,卻是不斷學習和不斷競爭的日子,在這種「力爭上游」的瘋狂壓力和緊張生活中,他們極可能受到情緒創傷。這時解決之道,依杜拉克所稱,就是由他們參加一種「非競爭性的生活和屬於自己的社群」以資緩和和調劑;參加「非營利組織」當一名志工,就是屬於這種解決途徑,知識工作者由此獲得這種心理上壓力的舒解,同時,也可獲得個人成就上的滿足。
應該向「非營利組織」學習管理
在後資本主義社會中,所謂知識工作者還有更積極的一面,此即隨著他們成為社會的主導者後,他們不再認為自己像工業社會時那樣只是組織的工具,反之,在他們心目中,組織反而是達成自己目標的工具。這種心態下,一方面他們對於組織的忠誠度大為降低,流動性顯著增高。可是,在另一方面,如果組織的使命與價值能夠對他們產生激勵和認同,這時他們將會有較高意願主動參與並自我奉獻,成為能夠自律和自我負責的工作者。換言之,這種知識工作者已變得有如非營利組織中的自願工作者那樣。由於這個緣故,對待這種知識工作者,組織不能按照過去工業社會中大型組織那樣,以嚴格的命令和指揮管理他們,而要像非營利組織對待他們的志工。鑒於非營利組織在這方面所獲得的顯著成功,實在沒有理由說,在未來時代中企業機構不應該向非營利組織學習管理,這也是杜拉克一再強調的一點,值得我們三思。
(許士軍,逢甲大學人言講座教授,台灣董事學會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