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這本書談了一個核心的觀念，就是媒體再現（media representation）對於民主警政（Democratic Policing）的鉅大影響力。臺灣警政發展（policing development）的歷史故事，因為媒體再現而被保留了下來，但是在社會變遷下，媒體再現對警政的態度也出現重大轉變。循著歷史軌跡探尋，警政與媒體關係的演變過程可以分為三個段落：
一、媒體配合警政時期
廣播電視在臺灣歷經30餘年的老三台媒體壟斷時期（台視、中視、華視），媒體內容受到政府管制，媒體對於政令宣導配合不遺餘力。那時警政相關新聞除了刑案治安、交通意外事故等，大部份是褒多於貶。而且「警政就是內政的門面」，為了打造安區樂業的社會環境，媒體報導大多都配合政府，媒體再現並不熱衷於批評警政。透過媒體再現的社會化（socialization）教育，警察被塑造成「人民保母」，是正義的化身。
二、新聞戲劇化後的警政
新聞戲劇化始作俑者是從1996年民視開播，以及後續一連串廣電媒體自由化後開始，而且逐日加劇。媒體自由化原本是兌現憲法第十一條言論自由，是我國民主化發展一大盛事，但是沒有多久時間，衛星有線電視大幅鬆綁，財團進入媒體市場經營，出現媒體只在乎收視率，所導致的譁眾取寵戲劇化新聞。
警政媒體關係在此時頻頻遭遇挑戰，警政負面新聞成為日常例行現象，雖然也採取了警政公共關係、警政行銷策略予以回應，但是似乎成效不盡理想。尤其警察人員不會「對著鏡頭講話」，以致於大多數的時候，發言不得體或者沒有重點，失去有利於警政的媒體再現機會。
三、全民監督警政的We Media時代
電子網路進入Web2.0時代，將“We Media”的可能性排除了障礙，人人都是報導者（reporter）、人人都在寫歷史。最近的變遷意謂著警察處在全民電子影音蒐證、鏡頭監視之下行動與執法。而推算“We Media”形成社會風氣，最早始自2008年臉書（Facebook）進入臺灣開始算起。短短數年各式各樣不同的社群媒體（social media）和傳統媒體（traditional media）發生的數位匯流（digital convergence），開始出現大量警察日常工作「偶發的麻煩事件的影音媒體再現」，這些偶發事件因為民主制度與人權保障觀念日盛，不少警民爭議過程透過媒體匯流再現，發展到最後，幾乎通通變成警察的錯。但是這個現象並不是很公平，筆者所看到的是絕大多數的警察都忠誠勤勉，他們只是不了解媒體再現，或不善於面對媒體而已。
在“We Media”的時代，民主警政與媒體關係，出現的是全民運用新媒體、機構運用傳統媒體對警政的監督。臺灣民主警政還沒完全適應廣電媒體的衝擊，就被迫匆匆進入Web2.0全民媒體時代，不但是臺灣民主警政的挑戰，但是臺灣民主警政的機會。
參考美國關於社區導向警政研究，其所提出的新專業主義警政（New Professionalism in Policing）認為，21世紀警察權力及合法性不只是法律授權，主要是來自民眾的認同與信任。這個觀點，建議警察先做好與民眾以及社會網絡（包括記者、民代、非政府組織、協力義警等）的溝通（communication），才能建立警政工作的基石。
警政溝通很多時候是藉助制度化運作的警政公共關係、警政行銷的媒體再現而得以實踐；並且在警察個體部份，則需要警察個體在日常互動遭遇時，與他人良好的互動溝通才得以展開。然而需要提醒的是，警察日常溝通過程，很可能會被錄影蒐證成為媒體再現。因此，歸納起來，媒體再現的課題是民主警政現在的、未來的、無法迴避的發展性課題。
臺灣民主警政意義非比尋常，這不但是臺灣內部的警政課題，也是全球化、區域化，尤其兩岸四地警政合作與觀摩的標竿。臺灣民主警政不能因媒體再現挑戰而退縮，而是要開創有利於警政再現的能動性與機會。
世界警察首長協會IACP正在倡談開發社群媒體能動性（agency）的溝通策略，本研究不揣淺陋，盼望研究成果能提供臺灣警政棉薄貢獻，讓民主警政不斷朝向「更好的警政」發展，也希望能夠透過警政更好的媒體行動，讓媒體再現我國警察的正義與信任。
中央警察大學 副教授 汪子錫
2014年10月10日雙十國慶日 識於誠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