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一個聞名於世、萬人敬仰的名字。而擁有這個名字的人，已然成為他所處時代的英雄，一位二十世紀歷史長河中的偉大人物。他與同時代的其他政治領袖將近三十年的牢獄生活，已經成為「新南非」的一個傳奇，一個神話。他是神聖的偶像。從傳記到期刊文章，從電影劇情片到電視紀錄片，從茶几上的大部頭著作到報紙副刊，從自由之歌到讚美詩，從機構網站到個人部落格……，他的生活經歷無處不在。但是，他到底是誰？他真實的思想是什麼？
納爾遜•羅利拉拉•曼德拉（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對曼德拉文學、出版產業和公共演講領域做出了巨大貢獻。他的自傳《漫漫自由路》自一九九四年出版以來一直是暢銷書。自一九九○年獲釋後，經授權的作品源源不斷地從他的辦公室奔湧而出。他接受過無數次訪談，做過多次演講，錄製過無數次錄音，出席過數不清的會議。
從根本上講，《漫漫自由路》是一本經過精心撰寫、刻意而成的合集。書的初稿是在羅本島上經艾哈邁德•卡特拉達（Ahmed Kathrada，與曼德拉有著生死之交的戰友、朋友和獄友）所稱的「編輯委員會」的努力下完成的。一九九○年代初期，曼德拉與作家理查•施騰格爾（Richard Stengel）合作更新並擴充了書稿，並由卡特拉達和其他顧問組成另外一個小組對編輯過程進行審查。他的演講的完成過程也是如此。除了少數的即興演講外，他所有的演講都是極其正式的，並且配有精心準備好的演講稿。因此，說他的演講是集體努力的結果也不足為奇。同時，這些年來，記者們也發現，透過他正式的公眾形象進入他的內心也是很困難的。他是「領袖」、「總統」、「公眾代表」、「偶像」，僅僅向他那公眾性外表瞥上一眼，就已經讓人覺得他光芒四射了。但是，問題仍然是：他到底是誰？他真實的思想是什麼？
出版《與自己對話》一書的目的，是透過私人檔案資料向讀者呈現日常生活中的曼德拉。這些檔案資料，包括曼德拉寫給自己或親密友人的私人書信和言語。這裡呈現的不是為了迎合公眾的需要和期望而包裝好的曼德拉，而是真實的曼德拉。在這本書裡，讀者看到的是他的書信、演講和回憶錄的手稿、在會議中作的註釋（或塗鴉），他的日記、他的夢想、他的體重和血壓、他的工作安排、他對所經歷過的事件的思考、對過去的反思以及和朋友的對話。在這裡，他不是偶像，也不是遠離普通人生活的聖人，他就像你和我，是一個普通人。正如他自己所描述的一樣：「在現實生活中，我們不是在與神打交道，而是和平凡如你我的普通人打交道；這些普通人是充滿矛盾的男人和女人，或穩重或浮躁，或堅強或軟弱，或出名或無名，在他們的血液裡，蛆蟲和劇毒殺蟲劑每天都在較量著。」
曼德拉步入成年後，養成了勤於記錄的習慣，同時對保存這些記錄也很著迷。一九二九∼一九三四年間，他是衛理公會成員，會員卡上記錄了他的會員身分，這些會員卡他都保存了下來。一九六二年，在訪問非洲諸國期間，他每天都在記日記；被囚期間，他還保持著在筆記本上寫書信草稿的習慣。當然，經過這麼多年的鬥爭、地下活動和監獄生活，這些檔案資料都遭到了破壞。為保證安全，一些記錄被祕密地保存起來，一些交由別人保存，一些在路上已經丟失，還有一些遭政府沒收的檔案也被毀壞或充當了證據。如今，曼德拉的私人檔案資料都已經散落，很不完整。而最完整的記錄保存在納爾遜•曼德拉記憶和對話中心（Nelson Mandela Centre of Memory and Dialogue）。同時，在南非的國家檔案館、國家安全局、曼德拉家庭博物館和立里斯里夫信託基金會（Liliesleaf Trust）裡，也保存了大量重要的記錄。另外，一些與他人通信的零星信件保管在個人手中。
二○○四年，納爾遜•曼德拉記憶和對話中心落成。在落成典禮上，圖書專案《與自己對話》同時啟動，此專案也是納爾遜•曼德拉基金會（Nelson Mandela Foundation）的中心任務。最初，記憶和對話中心主要是將零零散散的「曼德拉檔案資料」整理歸檔，但沒過多久就發現，那些已收集但尚未歸檔的資料也變得同樣重要。二○○四∼二○○九年，曼德拉不斷向該中心捐贈私人資料。作為記憶和對話中心的記憶專案的負責人，我很早就意識到，如果把中心的材料好好地整理一下，出版一本很重要的書是大有可能的。二○○五年，中心的檔案保管員和研究人員組成一個小組，開始了這項艱辛的工作——收集資料、使資料內容語境化，以及整理和描述資料。同時，對一些條目和文章進行初步的鑒別和篩選，挑選出能夠成書的材料。這個小組的成員包括：塞羅•哈唐（Sello Hatang）、安西婭•喬塞亞斯（Anthea Josias）、魯斯•馬勒（Ruth Muller）、博尼斯瓦•尼亞蒂（Boniswa Nyati）、露西亞•拉施爾德斯（Lucia Raadschelders）、扎內勒•里巴（Zanele Riba）、拉齊亞•薩里赫（Razia Saleh）、薩姆•文特爾（Sahm Venter）和我。
二○○八年，我開始與出版商傑夫•布萊克韋爾（Geoff Blackwell）和魯斯•霍布迪（Ruth Hobday）討論這本書的出版工作，出版計畫也隨之具體化，項目的最終階段也確定了下來。我們向曼德拉做了簡單的說明，他祝福我們的工作成果能夠順利出版，但他表示自己不願意參與到這項工作中。卡特拉達同意擔任專案的特別顧問，高級研究員文特爾和檔案管理員哈唐、拉施爾德斯、里巴和薩里赫擔任專案負責人，由我指導，負責最終的選題和編輯工作。最重要的是，歷史學家和作家蒂姆•卡曾斯（Tim Couzens）也加入了我們，負責提供專業知識和不受中心的日常工作干擾的學者意見。之後，比爾•菲力浦斯（Bill Phillips）也加入到專案的最終編輯階段，他在一九九○年代擔任過《漫漫自由路》一書的資深編輯。
事實上，《與自己對話》是一本由納爾遜•曼德拉自己撰寫的書，書裡記錄的是他的聲音，很直接，很清晰，同時也有一定的私密性。而我們小組所做的編輯工作，同樣也很重要。小組根據主題、材料的重要性和及時性的要求，從大量現有的和過去獲取的資料中精心挑選，完成了本書的內容。我們自認為已經仔細查閱過曼德拉私人檔案館中的大部分資料，但是，到最後還是發現有很多私人珍藏的資料沒有查閱到，也沒有利用到。例如，工作進行到最後幾個月的時候，我們偶然發現前監獄看守傑克•斯沃特（Jack Swart）還保存了一些資料——在曼德拉最後十四個月的監禁期間，他在維克多•維爾斯特監獄（Victor Verster Prison）擔任看守。還有一次，那是在項目將要結束的時候，南非國家情報局向我們公布了一小部分關於曼德拉的資料，這些資料的絕大部分對小組的工作是很有幫助的。曼德拉的資料在南非國家情報局屬於高級機密，這就意味著以後還可能有新的資料向世人公布。
為完成這一圖書項目，我們查閱過曼德拉的所有私人資料，但最終選擇的重點包括以下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是獄中信件。曼德拉在羅本島上寫了很多信，都交給監獄看守寄出。他在兩本硬皮練習本上認真地抄寫了這些信件，它們記錄了自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一年曼德拉在獄中最為艱苦的那段時間，字裡行間滿是辛酸和痛苦。一九七一年，監獄當局偷走了這些信，二○○四年才經由一位曾擔任過安全員警的人返還給他。曼德拉所在的監獄設有信件檢查員，因為他們，曼德拉從來都不確定自己的信件是否能夠郵寄到目的地，所以，他把這些信件稱為「殘酷無情的命運」。如今，南非國家檔案館還保存著幾封他在被囚禁期間的信件，這些信件監獄當局當時並沒有郵寄出去。檔案館同時也保存著那些沒有被郵寄出去的信件的副本。
第二部分是兩組對話錄音帶，記錄下來的不是文字而是聲音。這些談話極其親密，也不怎麼正式。談話過程中，曼德拉還時常陷入沉思，開始與自己對話。第一組錄音帶是在與理查•施騰格爾合作撰寫《漫漫自由路》期間錄製的，對話長達五十五個小時。第二組錄音帶記錄的是曼德拉與艾哈邁德•卡特拉達之間的對話，大約有二十個小時。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二日，艾哈邁德•卡特拉達、曼德拉和其他六人被判終身監禁。一九九○年代，經曼德拉邀請，卡特拉達開始負責《漫漫自由路》和曼德拉的權威傳記的審閱工作，傳記的執筆人是安東尼•辛普森（Anthony Sampson）。跳脫了公眾視野，曼德拉與這兩位老戰友之間的關係是十分輕鬆的。在錄音中可以聽到，他們經常輕聲笑著，偶爾也會哈哈大笑，而曼德拉所講的內容和講話的方式也是無比風趣。
第三部分是筆記。一九六二年，曼德拉還沒有被囚禁，那時他就有隨身攜帶筆記本的習慣。這一年，他訪問了非洲各國（以及英國），去學習軍事戰略，參加游擊戰訓練並向新獨立的國家和民族主義運動領袖尋求支持。在整個訪問和受訓過程中，他一直攜帶著筆記本。之後他回到南非，在遭當局逮捕時還攜帶著一本筆記本。在獲釋後的歲月裡，在與南非當局談判尋求南非的民主發展的過程中，甚至在總統任期內，他都沒有放棄這個習慣。這些筆記本裡記錄的是註釋、備忘錄、會議記錄和信件的草稿等。也有幾篇很長的文章，每一篇都有好幾頁（極少有人會對這樣的文章感興趣，限於篇幅，不在這裡引用）。這些文章主要記錄了非洲人國民大會工作委員會上每位發言人的發言要點，內容很細緻。他為什麼要記錄下這些，我們不是很清楚。或許是出於他曾經當過律師的職業習慣，畢竟，律師需要仔細地記錄客戶的資訊。也或許是在過了七十歲高齡之後，他對自己的記憶力不再自信了。
第四部分是自傳《漫漫自由路》未完成的續篇草稿。一九九八年十月十六日，曼德拉拿出一張藍色的信紙，提起他最心愛的鋼筆，果斷地寫下了幾個羅馬數字，然後寫下標題：「總統歲月」。其時，他的手剛勁有力，充滿力量。在標題下方，是「第一章」幾個字。然後，他又在信紙的頂部寫下了「草稿」兩個字。但是，在他擔任總統的最後幾年裡，因為忙於包括布隆迪談判在內的各種事務，被各種政治活動、慈善事業和絡繹不絕的訪客包圍，他的寫作最終耽擱下來。顧問建議幫他安排一位專業作家，他拒絕了。對自己所寫的東西他有很強的保護欲，總是希望能夠自己完成。有一段時間，他們給曼德拉安排了研究助理，但是對這樣的安排他很快就感覺到不習慣。最終，他感到筋疲力竭，再也沒有力氣寫下去了。
曼德拉的私人檔案資料沒有任何內在的組織原則或系統的安排，這毫不奇怪。《與自己對話》中所選用的資料，是按照潛在的原則分類的，主要的依據是曼德拉的生平、他的沉思和反思的主題。本書包含四個部分，每部分都設有引言和題目，題目均是從經典的文學內容、形式和題材中選擇的，包括田園生活、戲劇人生、史詩人生和悲喜劇幕。曼德拉鍾情於經典文學，進入大學之前和在大學裡，他學習的都是拉丁語。另外，他在希臘文學方面涉獵廣泛，在大學和監獄裡都扮演過其中的角色。
本書的形式直接借鑒馬可•奧理略（Marcus Aurelius）的《沉思錄》，這本《沉思錄》涵蓋了西元二世紀的思想、沉思錄和格言警句。馬可•奧理略不是一位多麼偉大的哲學家，也不是作家，但他是國家領袖、羅馬皇帝、政治家、勇於行動之人、戰士，他很清楚沉思錄、筆記和日常自省對自己的益處。他的寫作是在鬥爭中進行的，他的書也充滿了智慧。這本書最初的書名按照字面意思翻譯過來是：「獻給他自己」。因此，無論是從內容性質還是從作者身分的角度看，這本《沉思錄》與生活在十八個世紀之後的一個男人和另外一本書，都有著極大的關聯。
凡爾納•哈里斯（Verne Harris）
納爾遜•曼德拉記憶和對話中心專案負責人
二○一○年八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