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這本書在心中醞釀已久,真正開筆的時間是筆者於一九九八年在成功大學退休以後的那一年,到全書完成的二○一四年,驀然驚覺已過了十六個年頭。一本書如何拖延如此之久?第一自然是內容太過龐大、資料太過繁多;另一方面,筆者並非只集中精力寫此一書,而是同時做了別的事、寫了別的書;再加上求備心切,不願急就,正好在筆者退休之後的悠遊歲月,容許筆者在時間上不惜揮霍。
其實早在一九九一年筆者出版《中國現代戲劇的兩度西潮》的時候,已經覺得「兩度西潮」的立論,不能只針對中國的現代戲劇而言,更應該包括中國的全部現代文學在內,甚至於擴大到中國整體現代文化的層次,成果才會更加顯著、視角也才會更加完備。如今由於資訊的暢達與交通的便利,華文文學已如英語文學一般,不再能受國籍及地域所限,而形成在世界上遍地開花的現象,所以立志以兩度西潮的觀點寫一部含括世界各地華文文學在內的世界華文新文學的發展史。這本書在理論上仍然從「進化論」(evolutionism)和「傳播論」(diffusionism)出發,視華文現代文學的發生和發展為中國整體社會、文化的現代化的一環。傳播在人類的文化發展上是常態,並非例外,即使較為封閉的中國大陸,早期也受到過中亞、印度,甚至美洲的影響,例如胡樂、佛教、玉米等的傳入。但是十九世紀中葉鴉片戰爭之後西潮東漸的規模之大、聲勢之壯卻的確是空前的,再加上西方帶來的科學技術縮短了傳播的空間和時間,使中國無所選擇地追隨西潮而下,在不到百年的時間,漸次調整本體的機能,以致改弦易轍,遠離了故有的軌道。
正因為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的這第一度巨大西潮東漸,強力扭轉了中國歷史的發展方向,再經二十世紀中期的第二度西潮沖激,可以說已徹底改變了中國的社會組織、生產方式、文化面貌,甚至人民的生活方式。這兩度強勁的西潮,雖然為中國人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苦難和挫折,但是也為中國人造就了脫胎換骨的機運,使原來自給自足的封閉族群不得不敞開大門與其他異族的文化交流,擴大了眼界,進而加入世界前進的行列,成為世界上組成的重要一員。在整體的下層建構和上層的文化及意識形態上是如此,在文學上當然也是如此。因此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就不只是反映了這一段中國人民反抗強權、奮鬥自強的歷史過程,同時,更重要的是呈現出這一段艱苦的生命過程中國人內心的曲折和自由創造心靈的奔放。
其實多年前筆者曾經抱著不受政治及意識形態干擾與友人合撰過一本企圖純從學術觀點立論的《二十世紀中國新文學史》(1997台北駱駝出版社),無奈那時只負責導論、結論和戲劇文學的部分,雖然也擔負了最後通讀及彙整全書的工作,但仍無法掌控全局,以致全書完成時在結構、章法、觀點上都難以達到統一無瑕,可說是一次不多麼成功的經驗,因而更加強了筆者獨力完成這樣一部著作的願望。
文學史既是歷史的一種,當然首先須有史學的基本常識,即以正確的史料蒐集為基礎,然後再加以客觀的詮釋。所謂正確的史料,指的是有事實根據的資料和可信的學術文本,必須排除道聽途說的小道消息和具有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偏見的論述。所謂客觀的詮釋,是指不依附學術以外的意識形態及思維架構,並非排除學術性的理論。當然有人也可辯說:沒有意識形態也是一種意識形態,或如韋勒克在《文學論》中認為在史料的選擇中難免就有個人的價值判斷。這其實是一種程度認定的問題,含有某些不自覺的主觀,絕不等同於具有自覺的偏見。此處所謂的「客觀」,是指自覺地放棄個人的好惡與成見,讓正確的資料說話,盡量顯示歷史的真相。
目前中國大陸所見的現當代文學史,諸如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1953)、劉綬松的《中國新文學史初稿》(1956)、唐弢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1979)和《中國現代文學史簡編》(1994)、田仲濟、孫昌熙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1979)、郭志剛、董健等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初稿》(1980)、張鐘、洪子誠等主編的《當代文學概觀》(1980)、山東大學等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1980)等,其中都有些可信的資料,可惜整體的思維架構在當日大陸的環境中尚不能擺脫特定意識形態的左右,故勢難達到學術客觀的要求。加以令人感到諷刺的是,與大陸政府所倡導的「一個中國」的政策恰恰相反,在這些文學史中都不見台灣文學的影子。台灣文學的這一部分,在大陸通常是另案處理的,如白少帆、王玉斌等主編的《現代台灣文學史》(1987)、公仲、王義生的《台灣新文學史初編》(1989)、劉登翰、莊明萱等主編的《台灣文學史》(1991)、黃重添的《台灣新文學概觀》(1991)、王晉民主編的《台灣當代文學史》(1994)等。此一現象與葉石濤所撰《台灣文學史綱》(1987)、陳芳明所撰《台灣新文學史》(2012)視台灣文學為獨立於中國文學之外的另一種文學如出一轍。到了九?年代大陸學者發動重寫文學史運動後,開始注意到這個問題,以後所出版的文學史,除陳思和主編的《當代大陸文學史教程:1949-1999》(2001)因標明「大陸」二字,可以名正言順地排除台灣文學外,其他現當代文學史作,如朱棟霖、丁帆、朱曉進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1917-1997》(1999)、曹萬生主編的《中國現代漢語文學史》(2010)等作,倒是都涉及到了台灣文學,不過卻把台灣文學吊在車尾(末一章),完全無視文學發展的前後次序與文學作品的輕重分別。儘管大陸政府的政策一再聲明「台灣是大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大陸的學者卻毫無顧忌地把台灣文學從大陸文學中分割出來;不然就另眼看待,放在書末,一如與大陸的文學沒有瓜葛。只有朱壽桐主編的《中國現代主義文學史》(1998)用了一編的篇幅來書寫台灣的現代主義文學,而且放在香港的現代主義文學和大陸開放後的現代主義文學(諸如朦朧詩、尋根派及先鋒派的小說、探索戲劇等)的前面,可說例外地具有時序與繼承、影響的觀念。這主要也是因為第二度西潮的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首先沖激到台灣,使台灣的現代主義文學領先了大陸同類作品二十多年的緣故。但該書仍免不了在〈導論〉中說:「中國現代主義進入正常復蘇和全面發展軌道的是八十年代」,而認為在台灣的現代主義不過是一種「偏隅」的發展,因而不願承認五十年代開始台灣發展的現代主義文學其實就是整體中國現代主義文學的先鋒。
因為台灣於清末甲午之戰後割讓給日本,長達五十年之久成為日本的殖民地,光復後又與大陸隔離至今,故台灣文學是有其特殊性。其中長久受到殖民影響的部分,在大陸的文學作品中是少見的;特別是第二度西潮,台灣文學擔負了先鋒的作用,引領了大陸七○年代末期對外開放之後文學的走向。這是有異於大陸文學的地方,然而就傳承而論,台灣早期的漢詩、漢文固然完全是中國的傳統文學,光復後的台灣文學所使用的語文及作品的內涵並不出中國文化的範圍,而且在章法、風格上明顯地繼承了五四以來新文學的傳統;即使日據時代,接受五四白話文運動影響的白話文作品也是那時代台灣文學的主流。
因此,台灣文學如不與大陸及海外的中文文學整體合觀,實在難以解說台灣文學的來源及其傳承、影響的脈絡。另一方面,倘若大陸文學少了台港與海外部分,也成為殘缺不全的面貌。
整體的文學觀固然是文學通史的基礎,斷代的文學史也不容許殘缺,否則便難以顯示那一個時代的全貌。而且文學史不是文學辭典,並非由無數個別作家與作品連綴而成,文學史要表現的是文學來源、發展、繼承、傳播、影響等等以及文學家的成果、特色及流派,就像一條河流,有它的源頭、流域、主流及支流及其所流經的各地風光,湯湯然流向未來。書寫華文現代文學史,就如描繪一條河流的流動狀貌,在水紋、水速、水色等細節之外,也需描述河流的整體狀貌及沿途的景色。
文學史寫的是文學的歷史,既不是社會史,更不是政治史,雖然與社會與政治有所關連,但重點仍在文學。文學的產生與發展主要乃來自自由的創造心靈之噴放,並不是宗教的傳播或政治、政黨的宣傳,也不應該如此,所以能夠忠實表達文學的產生與發展的文學史也不應該依附於宗教的教義或政治、政黨的理念或教條。但當然可以有某種學術理論的指導原則或框架,譬如十九世紀法國文學史家泰納(Hippolyte Taine, 1828-93)的《英國文學史》(Histoire de la litterature angliase, 1863)就曾提出「種族、環境和時代」(la race,le milieu et le moment)做為詮釋文學作品的準則,一向為學術界所稱道,而對後世的文學史書寫影響巨大。近代中國大陸的文學史家採取馬克思的「經濟決定論」或「階級鬥爭」的理論做為指導原則,在學術上本無可厚非,無奈事實上並非學術的認同,而係出於政治暴力的脅迫,只要政治風向一轉變,其所憑藉的理論就立刻跟著轉向,這就是吾人不能不引以為戒的前例。
本書的理論基礎「兩度西潮論」,既非來自宗教的教義,也非政治的理念,而係歷史的史實。自十九世紀中葉鴉片戰爭所帶來的第一度西潮,到五四運動達到高潮,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軍大舉侵華西潮因而中斷八年,繼之國共內戰四年,前後中斷有十二年之久,直到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開始第二度西潮進入台灣,二十八年後,中國大陸對外開放,第二度西潮進入大陸,這都是歷史的真實軌跡,不容置疑,本書中論之甚詳。以此作為二十世紀華文文學發展的框架,絕對更能彰顯此一階段中國、台港及海外華文新文學之所以發生、壯大,以及海峽兩岸文學的繼承、影響、分合關係等種種複雜的問題。
任何理論都會有其重心與焦點,相對地,也會有其盲點與偏頗,故所有的學術著作,包括文學史在內,都須要有不同理論與觀點的並存及交互辯難,庶幾見其真相於萬一。筆者的觀點自然也只是一家之言,不過自認態度公正、視角客觀。筆者出生在中國大陸,成長在寶島台灣,以後遊學於歐美等地長達三十多年,歷經日本侵華戰爭、國共內戰、資本主義集團與社會主義集團的冷戰、韓、越兩地的熱戰,以及台灣從強人政治走向民主的過程和所引發的族群分裂等等,對二十世紀這一個地區以及世界大環境的發展和所遭遇的問題有相當的瞭解和掌握。由於這種個人的生活和學習背景,使筆者有能力跳出狹隘的族群觀念、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的束縛,既能擺脫自我中心的大中原心態,又無關分離主義的台獨意識,可以客觀而宏觀地從歷史文化和地理位置的中國著眼來處理二十世紀兩岸三地以及海外華文文學的發展。這裡所說的「中國」是從先秦以來所形成的觀念,指的是地理的中國、文化的中國、血緣族群的中國。在歷代王朝中,「中國」二字從未見於國號,直到中華民國建國,始有中國二字在內。當然,中華人民共和國內也有中國二字,因此才會發生一個中國還是兩個中國的論爭。如果我們拋開一時的政治立場,純就歷史、地理與血緣立論,那麼就只有一個五千年來光耀著人類歷史文化的中國,兩岸的人民都是這一個大家庭中的一份子。
書中的章節以歷史進度為序,緒論外共分三編,上編西潮東漸,首先敘述十九世紀中葉第一度西潮對中國所造成的衝擊及其影響;然後是西潮的高峰─五四新文化�新文學運動─所形成的新文學的?起及第一代的新文學作家。中編戰禍與分流:西潮的中斷,講日本侵華戰爭與國共內戰所造成的西潮中斷及戰時的新文學發展及第二代的新文學作家、上海孤島及解放區的文學以及台灣與大陸文學的分流、台灣光復前的新文學及大陸上的社會主義文學。下編分流後的再生:第二度西潮與現代�後現代主義,此編涉及的是國民政府遷台後五○年代台灣文學的第二度西潮(有別於第一度西潮的崇尚寫實主義,第二度西潮以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為主流)、台灣當代的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文學?起的現象及作家、港澳的新文學及其通俗文學,然後是七○年代末期大陸對外開放後第二度西潮下的現代主義文學及文革後的新生代作家、海外的華文作家的成就,最後以二十一世紀跨越地區疆界的新生代作家的網路文學及中國文學走向世界作結。除非有個別作家出道特早或特晚,書中所有作家的敘述主要以世代及年齡為序,以見其傳承與影響的關係。每位作家的名下均附有簡介或小傳,雖嫌瑣碎、單調,但做為一本參考書還是必要的。
本書除重視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整體脈絡外,也同樣重視每個個別作家的成就。文學既然是語言文字的藝術,當然語言文字的是否運用適當、恰如其份、有無創意,有無形成文字的風格,是基本的評價標準(屬於中文的特質是不能翻譯的部分);其次則看作品的人文向度、思想深度與廣度、情緒的掌握;致於有關文學技巧種種,只不過是附帶的條件。有的作家寫作生命長,有的短,表面看來前者的貢獻應該較大,但是有時寫作生命長的不一定就寫出重要的作品,寫作生命短的也不一定就寫不出重要的作品。有的作家名聲響亮,有的隱而不彰,前者更易引人注目,但名聲響亮的不一定都名實相符,隱而不彰的可能也有值得發掘的寶藏。有的作家寫的是自以為的純文學(或嚴肅文學),有的不否認自己寫的是通俗文學(或大眾文學),同樣的道理,自以為嚴肅的不一定就真正嚴肅,自稱通俗的,也可能含有嚴肅的價值。
對這些作品的評價,除了我個人的觀點外,當然需要參考其他評論家的意見,這就是本書也不能忽略二十世紀海峽兩岸三地及海外文學評論家之貢獻的道理。除了有專章介紹外,也大量引用具有洞見的評論家的意見,譬如清末民初的梁啟超、王國維、梁漱溟、陳寅恪、章士釗和五四時代及稍後的胡適、陳獨秀、李大釗、魯迅、劉半農、錢玄同、毛澤東、瞿秋白、茅盾、周作人、郁達夫、郭沫若、歐陽于倩、巴金、老舍、沈從文、鄭振鐸、徐志摩、聞一多、梁實秋、蘇雪林、陳序經、馮友蘭、洪深、阿英、曹聚仁、李健吾、曹禺、夏衍、陳白塵、陽翰笙、胡風、周揚、馮乃超、臧克家、蘇汶等,他們的論述如今已經成為歷史紀錄,但是對早期的文學有重大的影響。大陸的現當代文學史家,諸如劉大杰、王瑤、唐弢、董健、田本相、劉登翰、王晉民、楊義、朱棟霖、曹萬生、朱壽桐、郭志剛、陳思和、古繼堂、沈用大、賴伯疆、評論家如錢鍾書、張庚、謝冕、溫儒敏、嚴家炎、曹順慶、陳平原、胡星亮、古遠清、沈奇、朱雙一、喻大翔等,有的也已進入歷史,但多半都還建在,他們雖非全為作家,卻都是研究現當代文學的重要學者,他們的意見極具參考價值。至於台灣的文學史家葉石濤、陳芳明、詩人洛夫、余光中、郭楓、?弦、張默、蕭蕭、簡政珍、文學評論家姚一葦、齊邦媛、顏元叔、尉天驄、張漢良、高天生、黃克全、古添洪、林明德、龍應台、呂正惠、鄭明娳、鍾明德、龔鵬程、李瑞騰、李奭學以及海外的評論家夏志清、余英時、李歐梵、葉維廉、唐文標、關傑明、劉紹銘、王德威、劉再復、黃維樑、楊松年、鍾玲、顧賓、鄭樹森、蘇煒等,這一長串的名單都是對兩岸的文學曾有過深入研究的學人,他們的評論也都是本書引用與借重的對象。可以看出來,其中有自由主義者,也有左派文人,筆者不會因為他們的政治立場而忽視他們看來正確或雖不正確但曾發生過影響力的意見。同時,也可看到在第一度西潮時,尚很少純粹的學者評論家,文學評論多出之於作家之手。到了第二度西潮才顯出學者評論家的本色。文學史家及文學評論家本身雖非作家(當代尚有少數身兼作家者),但文學評論也是另一種創作,對作家們常有意想不到的影響,故一部文學史絕不能忽視評論家的貢獻。
文學評論與詮釋,當然是文學史重要的組成部分,筆者根據以上所提的評論標準盡量發揮了個人的見解。唯中國現當代的文學作品早已汗牛充棟,而且隨時都有新材料增加,絕非任何個人在有生之年可以盡閱,這也是必要借重其他文學史家及評論家的意見之處。除了前文提到的中國現當代及台灣文學史作外,兩岸及海外的現當代文學史資料,諸如張若英編《中國新文學運動史資料》(1934)、趙家璧主編《中國新文學大系》(1935)、楊一鳴編《文壇史料》(1944)、曹聚仁著《文壇五十年》(1955)、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編《中國現代中國文學參考資料》(1959)、王哲甫著《中國新文學運動史》(1965)、劉心皇著《現代中國文學史話》(1971)、司馬長風著《中國新文學史》(1975)、周錦著《中國新文學史》(1976)、陳瘦竹主編《左翼文藝運動史料》(1980)、蘇雪林著《中國二三十年代作家》(1983)、張毓茂著《二十世紀中國兩岸文學史》(1988)、於可訓等主編《文學風雨四十年》(1989)、劉文田等編《當代中國文學史》(1991)、喬福生等著《二十世紀中國文學》(1992)、余漢等編《新編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1994)、傅子玖編《中國新文學史》(1994)、皮述民、馬森等著《二十世紀中國新文學史》(1997)、徐瑞岳主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史綱》(2001)、陳芳明著《台灣新文學史》(2011)以及個別文類史料諸如田漢等主編《中國話劇五十年史料集》(1958-85)、呂訴上著《台灣電影戲劇史》(1961)、夏志清著《中國現代小說史》(1961)、林非著《中國現代散文史稿》(1981)、趙霞秋、曾慶瑞著《中國現代小說史》(1984)、田仲濟、孫熙昌主編《中國現代小說史》(1984)、吳若、賈亦棣編《中國話劇史》(1985)、陳白塵、董健主編《中國現代戲劇史稿》(1985)、張華主編《中國現代雜文史稿》(1987)、趙霞秋著《中國現代報告文學史》(1987)、嚴家炎著《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1989)、古繼堂著《台灣小說發展史》(1989)、葛一虹編《中國話劇通史》(1990)、黃會林著《中國話劇文學史料》(1990)、高文升編《中國當代戲劇文學史》(1990)、張炯編《新中國話劇文學概觀》(1990)、馬森著《中國現代戲劇的兩度西潮》(1991)、《當代戲劇》(1991)、《燦爛的星空─現當代小說的主潮》(1997)及《台灣戲劇─從現代到後現代》(2002)、柏彬著《中國話劇史稿》(1991)、葉子銘主編《中國現代小說史》(1991)、汪名凡主編《中國當代小說史》(1991)、蕭蕭著《現代詩縱橫觀》(1991)、張默編《台灣現代詩編目》(1992)、洪子誠、劉登翰著《中國當代新詩史》(1993)、田本相主編《中國現代比較戲劇史》(1993)、楊義著《中國現代小說史》(1993)、楊渡著《日據時期台灣新劇運動;1923-1936》(1994)、張德厚主編《中國現代詩歌史論》(1995)、王新民著《中國當代戲劇史綱》(1997)、傅謹著《新中國戲劇史》(2002)、陳思和著《中國當代文學關鍵詞十講》(2002)、彭耀春著《中國現代戲劇影視史論》(2003)、胡星亮著《當代中外比較戲劇史論》(2007)、董健、胡星亮主編《中國當代戲劇史稿:1949-2000》(2008)等作都曾經是本書參考過的資料。當前,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學者並不只限於海峽兩岸,也不只限於華人,西方學者對此領域也表現了相當的熱衷,故本書也盡量參考了歐美各國有關的外文著作,以擴大吾人的視野。致於有些階段文學的成果曾經引生過不同的觀感與評價,譬如五十年代台灣的反共文學,本書會同時呈現不同的評價。也有些富有爭議性的作家,像無名氏、紀弦、王文興等,本有正負兩極的評論,本書也會保留不同的評家意見,以便讀者可以自行判斷。
為了讀者查閱的方便,本書並附有關鍵詞和人名索引以及本書所引用的中外文著作詳細的書目及篇目。同時也為了讀者的方便,現當代文學重要的歷史文獻,諸如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周作人的〈人的文學〉、魯迅的〈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郭沫若的〈革命與文學〉、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梁實秋的〈文學與革命〉以及筆者有關本書重要的文學評論等,也都附於有關篇章之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