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本書討論如何增加快樂，然而，人們是否能夠增加快樂呢？很多讀者可能認為這問題的答案肯定是正面的，我現在去做喜歡的事，吃可口的食物，快樂馬上可以增加。短期而言，這答案明顯是對的。然而，長期而言，快樂是否能夠增加，答案就比較複雜了。甚至中了彩票大獎的人，快樂馬上大量增加，但在約兩個星期後，快樂量也回跌到接近原來的水準。
二十多年前，當時還是我的博士生的王建國（ 現在是北大光華管理學院教授）曾經認為，長期而言，快樂不但不能增加，而且人人的淨快樂量都等於零，因為痛苦量與快樂量相等。例如，你今晚酗酒而感覺很快樂，但這快樂會被明天的頭疼所抵消。當時我對這問題與王建國爭論過很多次，而且到了面紅耳赤的程度。他堅持他的看法是對的。我說，對於王建國可能是對的，但黃有光的淨快樂量肯定是正的。他還是堅持。我說，我明明知道我的快樂量大大地大於痛苦量，淨快樂肯定是正的，幾十年來都是這樣，還大量增加，你說不可能，那不是說我在說謊嗎？ 二十多年過去了，我的淨快樂量依然是正的，而且比當年大量增加。
對快樂能否增加的另外一個挑戰是，一些關於快樂的研究，尤其是對同卵雙胞胎的研究，認為一個人的快樂，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受基因決定的（詳見本書第8章）。若然，則在基因工程用於人類本身之前（ 久遠之後的事），基因不變，則快樂是否就不能夠增加呢？筆者可以根據自己的人生經驗來回答這問題。
筆者雖然已經72歲了，幾十年來短期記憶衰退了許多，但長期記憶完全沒有衰退。在近年的講座或飯桌上聽過筆者背誦文天祥的正氣歌與王勃的滕王閣序的，應該會同意。我現在還能夠全首背誦白居易的長恨歌與琵琶行（ 太長，不敢在人前背），而在中學時，在老師的要求下還背不下來。我肯定清楚地記得，我二三十歲與三十多歲時的淨快樂量，大大小於五六十歲時與現在，而且現在還在快樂量的頂峰。現在的淨快樂量至少是三十歲左右時的很多倍。這證明同一個人，同樣的基因，快樂是可以長期大量增加的，而且這個增加並不是靠酗酒、吸毒與玩女人（正常夫妻關係不算玩女人）。
筆者的經驗是否與上述對同卵雙胞胎的快樂研究的結論衝突呢？未必。基因可能是解釋人際快樂差異的一個主要因素，但一個人的快樂未必不能夠隨著年齡、經歷、智慧、人際關係、健康與消費水準等因素而大量增加或減少。不過，根據筆者的經驗與快樂研究的結果，消費水準在達到充分營養與舒適水準後，並不能夠繼續明顯增加快樂。
筆者快樂能夠大量增加的主要因素應該是健康與人際關係（尤其是夫妻關係）的大量改善。健康一方面是起居飲食的改進，但主要是幾十年來的身體鍛鍊。
一個人的快樂既然能夠大量增加，筆者希望讀者能夠從本書讀到能夠大量增加快樂的方法。
筆者在馬來西亞（當時是馬來亞）出生長大，受當地的華文教育（包括北海的中華公學與檳城的韓江中學）。大學本科就讀於新加坡的南洋大學(以華語為教學媒介語)。於1967年到澳大利亞讀博士，完成後，長期居住在澳大利亞，到2013年初才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任教。然而，四十多年來，約有12年的時間在澳大利亞以外的地方居住（訪問/講學、開會、旅遊等），包括兩年在中國大陸，兩年在港澳，兩年在臺灣，兩年在新加坡（ 不包括這一兩年在新加坡的時間），兩年在美國，兩年在英國與歐洲。比較之下，對於各地人們的道德水準、友善、願意幫助他人的程度等，筆者認為臺灣顯然位居榜首。在各個不同地區的華人社會，臺灣也是維護傳統中華文化最成功的地區。因此，筆者認為中國大陸的道德水準問題，應該不是傳統中華文化的問題（詳見本書第12章）。
筆者第一次到臺灣是於1993年底訪問中央研究院經濟所幾個星期。在臺灣逗留最久的有兩次，分別是1998年與2000年訪問台大經濟系。 當時臺北捷運還很少路線通車，許多地方在興建中，反而使交通不便。我們居住的地方，蚊子也特別多。臺灣的蚊子還比澳大利亞與馬來西亞的大與‘聰明’，咬人特別厲害，又很難捕捉。這可能是因為澳大利亞牛羊多，蚊子靠叮牛羊就可以生存；臺灣的蚊子主要靠叮人，如果不能夠避免人們的捕捉，很難生存。因此，進化的結果，適者才能夠生存。雖然有交通與蚊子等問題，筆者還是認為這些因素被人情較好所抵消，甚至有考慮到臺灣長期工作與居住的想法。
筆者從1978年開始就在學術期刊發表關於快樂問題的文章，在經濟學者中算是先驅者（經濟學者關於快樂的第一篇文章是Easterlin 1974年的文章）。因此，筆者深知，在溫飽小康水準之後，物質條件並不是影響快樂的重要因素，性格、人品、人生取向與人際關係等更加重要（ 詳見本書各章節）。
筆者雖然在臺灣居住共有約兩年的時間，對臺灣也有一定的注意與瞭解，但在許多方面還不是很理解臺灣。因此，筆者不敢針對臺灣的情形論述快樂，甚至不敢用臺灣的例子。不過，筆者的論述是根據常理與快樂研究的一般結論， 應該對包括臺灣在內的任何地區都有一些適用性。當然，臺灣與臺灣人民也多少有其特性，這必須留給臺灣或研究臺灣的學者去論述。然而，有如第1.2節所述，快樂因素的普世性遠遠大於其國際與文化差異。因此，本書的一般性論述，應該是有相當價值的，希望讀者不會失望。
2014年10月8日於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經濟學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