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序
本書搜集清末民初（十九世紀初至二十世紀初）基督新教中文聖經翻譯的部分成果，包括十誡、詩篇、雅歌，以及最早由中國學者翻譯和出版的新約書卷，收錄有關作品的全文、注釋和序言。除了第一部的十誡經文（出埃及記二十章1–17 節）外，其他作品或是獨立出版的聖經譯述，或是載於基督教刊物的作品，由傳教士、中國信徒或中國文學家翻譯和改寫。這些刊物並不是要取代在新教教會通行的中文聖經，而是或為了傳道、介紹基督教信仰與文化，或以聖經回應時代
變局，從而以此形式向非信徒闡述基督教的信仰。
西方基督新教的傳統（尤其是十八世紀宣教熱潮湧現之後）認為，聖經具有自我展現福音信仰的功能。當聖經在人面前展開，因著聖靈的工作，可以讓人心開啟，從而領受福音的信息，生命得到改變。所以，把聖經翻譯為福音對象可以理解的語言，往往是傳教士在傳揚福音地區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由於聖經篇幅龐大（包括舊約三十九卷和新約二十七卷），極難在短時間內把它完全翻譯成為當地語言，因此傳教士會選擇某些經卷（例如與耶穌生平有關的敘述，或能說明基督教信仰精義的經文），翻譯成為單行本，方便派發和使用。影響所及，傳教地區的信眾也會視聖經的翻譯，為他們闡述信仰的一個重要環節。
中文聖經翻譯的取向，一般會根據聖經公會或傳教士群體商議確定的原則，按照希伯來文和希臘文聖經原文的版本（部分輔以英語或其他歐洲語言的聖經為參考），採納由西方教會所認同的翻譯取向，並且顧及翻譯的對象群體所需的原則。然而，部分聖經的翻譯，並非僅以牧養和傳教為要旨，而亦具有文學創作的意味。這些嘗試大多是以中國文學的手法，把聖經翻譯出來，以此使得中國人能認識、接納，甚至欣賞聖經。
當基督教信眾日漸增多時，許多本地基督徒（尤其是受過教育的信眾）也會自行翻譯聖經。這樣的嘗試，在清末還未明顯，但到了民國初年便日漸增加。最早由中國人翻譯和出版的聖經完整單行本，就是本書所收錄，分別由許地山（1894–1941）翻譯的《雅歌新譯》（1921）和李啟榮（生卒不詳）翻譯的《新譯雅各書》（1928）。許地山的《雅歌新譯》刊載在民初的《生命》月刊中，而李啟榮的《新譯雅各書》則是筆者在十多年前於英國劍橋大學聖經公會圖書館（Bible Society’s Library）得閱，當時未見在學界有何討論，於是有了一個把它出版的念頭。這就是編寫本書的肇因。
本書的導言，淺探清末民初新教中文聖經的概況，以助理解書中所錄或其他沒有刊載的中文聖經。本書主要按所譯聖經的類別，分為四部。在每一部的開首都附有一段簡介以及相關的研究書目，略述有關作品的翻譯和出版資料，協助讀者進一步探討。遺憾的是，由於所搜集的資料和個人學識有限，這些簡介的撰寫不平均，有些段落太短，有些卻過長。這樣的缺失，期望讀者原諒。
第一部整理和收錄在和合本聖經出版之前，以清末通用語言（文言、淺文言或官話）翻譯的十誡經文。這些譯文主要是見於不同的聖經譯本，也有獨立書卷單行本。最早的十誡文言單行本，就是由倫敦傳道會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以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的聖經譯文為基礎，輔以經文解述和應用，於一八二八年出版，以後多次修改書題、修訂和重印，本書所載是一八三二年的版本。至於官話的十誡單行本，最早的是一八七○年代的一份單張〈真神十誡．救世要言．主禱文〉，本書節錄了其中「真神十誡」的一段。由於中文聖經的翻譯持續不斷，十誡的經文也刊載於不同的聖經譯本中，在本書中按次序列出。
第二部選取了晚清的兩名英國傳教士以中國傳統文學技巧翻譯的詩篇，他們也分別參與過和合本深文言版本和官話版本的翻譯計劃：倫敦傳道會湛約翰（John Chalmers, 1825–1899）的文言A Specimen of Chinese Metrical Psalms（《中文韻律詩篇選輯》，1890），以及中國內地會鮑康寧（Frederick William Baller, 1852–1922）的官話（國語）《詩篇精意》（1908）。這兩部譯本都不是對詩篇的直接翻譯，而是以中國傳統詩體的形式，把詩文重新整理，不一定嚴格按照希伯來文原詩的字數、用語或編排。湛約翰是採用中國傳統楚辭的形式，鮑康寧則是用唐詩的格律模式，並不固守於希伯來詩體的句式。對於湛約翰這部詩篇譯本，近年學界討論較多，但有關鮑康寧譯本卻極少論述。鮑康寧的譯本是香港信義宗神學院蔡定邦博士為筆者在比利時魯汶大學（Katholieke Universiteit Leuven）圖書館複印而來，謹此致謝。
最早的詩篇單行本，應是英國長老會傳教士賓為霖（William C. Burns, 1815–1868）譯的《舊約詩篇官話》附注釋（1867）。我在英國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先後見過它的初版和再版（1870），遺憾的是，兩次都沒有機會複印它的全文，故此只可以在導論中略述。
第三部是兩部由中國文學家翻譯的雅歌，包括許地山（1893–1941）的《雅歌新譯》（1921）和陳夢家（1911–1966）的《歌中之歌》（1932）。許地山的作品是最早由中國文學家以白話文完整翻譯的一卷聖經經文，見於《生命》月刊。而在十年後再有另一位文學家陳夢家翻譯了相同的經文。他們兩人都是基督徒，卻用了不同的取向把雅歌整卷翻譯，在中文聖經文學的探討上別具價值。陳夢家的這部譯本，其複印本是由斯洛伐克漢學家高利克（Marian Galik, 1933–）教授贈予筆者，深感厚恩。
第四部是兩部新約書卷，它們都不是以文學創作為取向，卻是由中國人最早進行翻譯的聖經單行本，一部是文言，另一部是淺文言。第一部是民初文學大師嚴復（1854–1921）的《馬可所傳福音》（1908），它是第一部完全由中國人翻譯，沒有西方傳教士參與的聖經譯本，但可惜這部文言譯本只有馬可福音的前四章，並未完成。另一部是李啟榮的《新譯雅各書》（1928），它是第一部由中國教牧翻譯的完整聖經書卷單行本，也是最後一部淺文言譯本。該書面世時正值國語和合本出版後約十年之際，然而作者仍使用了淺文言（一種當時已被放棄使用的中文聖經翻譯語體），謹慎而仔細地把一卷重視行為與信仰結合的聖經書卷翻譯出來。
本書在構思之初，原擬還收錄民初以和合本改編成仿古戲曲的約伯記《善人遭難》（1922），以及由中國學者李榮芳（1887–1965）以傳統文學手法翻譯的《哀?》（1931）和朱維之（1905–1999）的《劫後哀歌》（1941）。《善人遭難》基本上是和合本的經文，但按戲曲的形式作少量修訂，重新編成；《哀?》和《劫後哀歌》則是以中國傳統楚辭形式翻譯的耶利米哀歌文言譯本。可惜筆者當年在劍橋時只匆匆閱讀過《善人遭難》的部分，而李榮芳和朱維之的原書也一直未見，故本書無法收錄其中，而只可在導論中簡述。
新教的中文聖經翻譯以忠於原文為旨，但有部分出版以較符合中國文學形式所展現。本書所收錄的作品，大多有此特色，而所參考的中文聖經版本是從不同地方搜集而來，大部分見於英國劍橋大學聖經公會圖書館（Bible Society’s Library in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部分書卷只見過孤本（例如鮑康寧的詩篇錄自比利時魯汶大學圖書館、李榮的雅各書錄自英國劍橋大學圖書館，都未見於其他館藏），部分書卷在近年有較多討論（例如馬可福音、雅歌的翻譯）。由於某些原書殘舊，無法辨認所有字體，故有些文字只憑推敲而得，有些完全沒法判斷，在注釋中會有所說明，但這份遺憾始終存留我的心中。讀者如能提點指正本書不確之處，實是萬分感激之事。
當我在參閱不同的文稿，並把文字打進電腦的過程中，許多時候會停下來，思想譯者為何用這一字詞、那一句話。在編輯和撰寫的最後階段，由於工作和事奉忙碌，加上我心臟有先天性的問題，在二○一三年底進醫院動手術更換除顫器，故此進度緩慢，但也讓昔日先賢的聖經翻譯作品，多次在心中徘徊激勵。二○一四年初，我的妻子潔恩證實患有早期癌症，本書成稿之日，正是妻子動手術切除癌患之期（三月三十一日）。感謝上帝的恩典，妻子在手術後逐漸康復。我是信心微小的人，但本書不少譯經者以聖經支持人生之志，則成為我的勉勵。
本書謹獻給我的妻子潔恩和兒子言一，願上帝的道恆常與我深愛的家同在。
在此深切感謝「漢語基督教經典文庫集成」的同工編理和出版本書，尤其多謝系列主編曾慶豹博士，以及編輯王鍾山先生和謝松宏先生的雅量和勞苦，容許筆者一次又一次遲交文稿之餘，同時要處理大量港式中文的破漏。
本書所收錄的作品，即使流通不算廣泛，卻是滄海遺珠。筆者從中拾取遺穗，收穫豐沃，其感覺猶如舊約路得記二章十七節：「路得在田間拾遺，至於薄暮，後撲所拾，得麰麥六斗。」（委辨本）
那是天父上帝的恩典，在此深深感恩。
蔡錦圖
二○一四年六月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