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一念之間存與滅－記一九七○年代末期黨外民主運動影像史料的出土
被當作罪證的史料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五日的深夜十一點多，台中市公園路私人的「統一檢驗院」已經拉下鐵門，女老闆江玉貞女士在三樓、四樓哄著四個小女兒睡覺。她接到里長的電話，說管區警員要過來。
傍晚，她的先生陳博文從台北回來時，已經在家門口被警備總部埋伏的人員帶走。這是她先生第三次因為政治因素入獄，而這次可能更嚴重；兩天前她才從電視上知道，參與過高雄「世界人權紀念日」遊行的黨外人士，已有十四名「陰謀分子」被當局逮捕。他們都是她先生的朋友，其中一位剛出獄兩年的政治犯還設籍在他家。面對未知的判決，他們都是「叛亂」的嫌犯，抄家、沒收財產也是政治「慣例」。
隨同管區警員衝進來的還有十幾個便衣人員，為了尋找陳博文預謀叛亂等等罪名的證據，他們一樓一樓地翻搜，無視於女主人的冷嘲熱諷，整個檢驗院大概除了裝X光底片的「電光盒」沒有打開外，全被翻過了，連女孩子們冬天禦寒的棉被也掀起來。折騰到凌晨三、四點，他們強行帶走了十幾箱黨外人士最近兩年內出版的書刊，幾罐醫學檢驗用的化學藥水，和一大堆原本可以提早問世的照片和底片。
早上八點。天亮了，江女士照慣例拉起檢驗院的鐵門，等女雇員來，準備營業。好幾天以來就在對面騎樓下監視的人，那天好像沒有動靜，但是心中一塊陰影，感覺起來他們仍然沒有撤崗。家裡沒有男人，恰好，生意已經比較冷清了，還忙得過來。準備好女兒們的早餐和上學的便當；晚上，還得準備聆聽她們的疑惑，或者訴苦；比較懂事的，導師跟訓導人員當眾跟她說了什麼的，稍後幫她轉學，因為爸爸不是壞人。
好幾個星期後，每逢禮拜三她事先要炒好牛蒡、黑芝麻和自己拿手的好菜，連同安腦丸，帶去台北警總看守所。有時候，視力不好的許榮淑會開著張俊宏被逮捕後留下的大車來載她；她不能吃早餐，怕暈車，吐了，讓整車台中地區的黨外女眷難受。和先生會面，吃不下，回家途中常常連胃酸、膽汁也吐了。
幾個月後奇怪的事情發生，警總聯絡她，要她把這一大疊凌亂無章的照片和底片拿回去。
從高雄事件現場照片談起
取回這一批照片，加上江女士事先藏在電光盒裡面、未被警總人員搜去的，正好是一九七八、七九年間，陳博文參與黨外民主運動時期拍攝下來的歷史性紀錄。我們無法調閱二十年前警總那份查扣的公文和清單，難以追查江女士所領回的是不是他們沒收的全部。若是他們像處理一般過了時效或者政治敏感的檔案（譬如，雷震回憶錄）一樣，銷毀了那些照片，當時沒有人會追究：到底他們是毀了黨外人士的罪證，還是自己「毀滅歷史材料」的罪證？
高雄事件發生後，有關事件過程的影像紀錄，初期在國內媒體上只看到幾張警民衝突和事件後現場雜亂的靜態照片。當時的媒體一片打殺的怒吼，影像的價值被指向用來證明黨外人士「使用暴力」和「預謀叛亂」；少數同情黨外的報刊，不是噤聲，就是只能無力地要求「公布真相」，真正黨外的雜誌都被禁了。這一次台灣當代史上最重要的政治事件，過程慢慢被披露出來，是透過第一次公開的軍事審判，國內幾家主要報社摘錄了法庭的審理過程，軍事檢察官與被告對答的部分內容。然而黨外人士的親身見聞，經口耳相傳早已流通海內外，轉為眾多觀點殊異的論述；也有人憑記憶寫下事件經過，或為歷史留下見證，或為安頓內心驚惶，或淬礪了文藝創作，或抗拒著社會的健忘。
但是，就像遊行現場潛藏各種變數、參與者身分的多樣與複雜，誰能夠清楚全面的事實，事後加以還原真貌？黨外人士沒有公平的管道，也欠缺有力的證明，包含「黨外人士使用暴力」以外的各種現場事實的證明。黨外當時應該有人拿照相機吧？幾萬名圍觀或者參與遊行的高雄市民中沒有業餘攝影家嗎？那麼多的憲警人員在現場，應該也有各種蒐證的器材吧？記者的作品呢？為什麼至今看不到呢？
遺憾的是，江女士拿回來的照片中沒有「高雄事件」。陳博文說他在現場拍了三、四卷照片，請台中的「真美照相館」沖出一組照片後，隔天就把底片丟了……篤定會被逮捕的、恐怖的心理壓力讓他做出一個不可思議的決定。接著十二月十二日他上去台北，想交給可信賴的黨外朋友司馬文武，試著傳送到國外的媒體發表。當天下午在美麗島雜誌社的黨外總部記者會後，據說許多黨外朋友看過了，王拓想刊登在他主辦的《春風》雜誌上，出版一個高雄事件專輯；不過隔日他就被捕了，《春風》雜誌不久也被停刊，跟《美麗島》雜誌命運一樣。據《春風》的記者汪立峽回憶，事件當晚他也拍了，他回到台北後發現他家和雜誌社都被特務監視，只好將還未沖洗的底片交給《八十年代》雜誌的作者林濁水，目的也是想辦法送到海外，公諸於世。後來海外出現了許多高雄事件現場照片，美國「台灣人權協會」也出版《高雄事件專輯》；到底是誰傳送到海外的？
失落的高雄事件影像，呈現了我們社會如何面對自己歷史的一端。當有人想追查十幾年以前台灣社會轉型的軌跡，想看看不同於官方說法的資料時，心中都浮現了以前的「警總」——它沒收了四十年異議人士的書刊，查扣了無以數計的民間智慧財產。即使當年它的理由多麼正當，現在這些還是整個社會的資產，但我們還沒有一套周詳的「國家檔案法」，允許大家走進去瞧瞧，不再心懷疑懼。
歷史的資產並不只屬於國家，歷史的解釋權也不是由當政者專擅定奪。過去威權時代的政府不會正視反對人士的歷史，國家圖書館也沒有重視「黨外」這項資產；想瞭解二十年前政治民主化與黨外運動的發展，我們不得不向民間私藏的文獻請求援助，也彰顯了口述歷史的重要。
戒嚴時期的黨外形象和新聞報導
反對陣營的人為什麼都想在海外揭發高雄事件的真相？而國內主流媒體對事件的處理卻呈現一面倒？以陳博文為主的這批黨外活動照片，可能是一九四九年後國內最早有系統的政治報導攝影，為什麼遲遲無法完整的公開問世？以致悄悄地散逸？若問得簡單一點也許是：在怎麼樣的政治環境和社會氣氛下，使採取不同的政治主張和遊行構成叛亂行為？為什麼才「涉嫌」叛亂，就要被抄家？
二十幾年前黨外人士的活動，不容易出現在媒體上，即使在號稱「民主的法律假期」的選舉時刻裡，他們創意十足，花招百出，也是刻意被漠視。他們出現在「社會新聞」版小小方塊的時候，沒有照片，而且經常帶著報社編輯負面、聳動的標題。「中壢事件」後，黨外人士逐漸加強聯繫與嘗試組織化，與快速轉變中的台灣社會激盪出一股異於往常的政治熱情，不過，也一再被政府部門和許多新聞文化單位指責為破壞社會安定、分化政府與民間感情的罪魁禍首，甚至要為國家外交上的失利負責。
在一九七八年的三月一日，距離蔣經國被國民大會選為中華民國體制第六任總統的前幾天，行政院新聞局發布禁令，藉口「整頓社會風俗」，停止受理雜誌登記申請一年。這只是戒嚴時期政府長年新聞管制和文化檢查的一道小措施。之前，康寧祥、黃信介、張俊宏的《台灣政論》被停刊，兩位副總編輯——黃華被判十年徒刑，張金策流亡美國；這是典型的黨外雜誌的宿命。之後，假造的〈南海血書〉卻可以透過教育系統傳到每個中小學生手上，如同一九七二年的〈一個小市民的心聲〉連載之後，還被印成幾十萬本小冊子散發，質疑所謂「民主人士」的用心。主張「民主制衡」和「政黨政治」的黨外人士，和大有為政府「非常時期」的認知不相容，經常被懷疑是「海外台獨和共匪的同路人」。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四日，在橋頭遊行的後兩天，兩份僅剩的黨外雜誌《夏潮》、《這一代》被勒令停刊。選舉活動已遭緊急行政命令停頓，言論又被多數媒體封鎖及攻擊，民主運動的發展瀕臨瓶頸，在這種情形下，藉由創辦雜誌發展別種策略的民主運動，激發更多黨外人士的共鳴。
陳博文的政治紀實攝影
覺得當時的媒體並未以公平客觀的角度報導黨外人士的活動，甚至加以扭曲、污衊和栽贓，這是激發陳博文拿起相機記錄歷史真相的原因。但是，除了選舉，黨外通常只有以雜誌論政，在以政論文字為主和鄉土報導夾帶反對意識的黨外雜誌裡，陳博文的照片還是不容易出現。
其實當時照相機已經普遍走入日漸富庶的民間社會，台北市、台灣省的攝影協會會員急速擴充，沙龍影展和業餘旅遊攝影發展為主流，報導攝影也在報導文學的帶動下，初步走入寫實的市民生活，關心河川生態、傳統工藝或建築；但似乎還無法直接嗅到政治的味道。在一年多的時間裡，陳博文缺乏經驗又不計成本，專拍黨外的政治活動，這絕對是非主流的作法。
但是他早已找到一條實踐之路，因為黨外人士不得不熱愛選舉運動。一九七八年的選舉，他的好友施明德，敦請台北市黨外立委黃信介出面組織「台灣黨外人士助選團」，他在三個月期間拍了四十幾卷全省黨外人士舉辦的競選餐會、紀念儀式、民主座談會、以及空前熱烈的競選活動。他的照片第一次被印出，應該是在助選團的機關刊物《選訊》上，報導了「中山堂事件」。在施明德的號召下，他擔任助選團攝影組的主任，他台中的好友吳哲朗擔任採訪組主任，從此成為記錄美麗島政團前後歷史的重要搭檔。
當時不少黨外人士業餘也有在拍照，其中張富忠是藝專畢業生，記錄一九七七年許信良競選桃園縣長一役的《選舉萬歲》書中，照片出自他的手法，對影像的認識不會比四十一歲才拿起相機、連底片都不會沖洗的陳博文差；高雄遊行，剛從美國回來的張富忠也帶著相機去參加。在一些劫後倖存的照片裡，陳博文還拍到了艾琳達、曾心儀、張春男、劉峰松等人拿著照相機，為什麼他們沒有計畫性地、持續地記錄？陳博文始終沒有離開島內的黨外陣營，其中一個更特殊的原因是，十九歲被送入黑牢感化七年，他有一股政治犯的傻勁。
這股傻勁難免有一些盲點，他不是訓練有素的報導攝影師，善於觀察拍攝的環境和對象，能預判進行中的事件高潮，隨時調好焦距和景框；他其實是狂熱的反國民黨分子。拍完照，拿去沖，就趕快分送給黨外同志，或者請同情黨外民主運動的外籍神父轉交海外。他利用相機的機械性幫他記錄近百場的黨外活動，以為自己對歷史有了交代；回到家，還得和老婆輪班做病理檢驗工作，無暇去整理日積月累的作品，仔細「凝視」那些親身經歷過的時光凝結。二十年後，他仍然相信那是真實的，「全部都在那裡啦！」可是卻記不起來裡面許多人名和活動過程。許多事件仍然清楚地浮現在感光的溴化銀粒子上，但記憶的沙粒已經褪色，不再重複顯影。他是不是要把心中的事情趕出去？
陳博文的鏡頭也捕捉了很多的攝影者，他們身分不明，舉止特殊，羞於面對鏡頭，有時則帶有攻擊性。他們若是記者，報紙上卻常常只是「乾稿」。他們若是旁觀者、黨外的同情者，沒有像陳博文幾乎跟隨每一次的黨外活動跑。他們若是特殊任務者，則我們更無法看到影像的內容和指向。有趣的問題是：也許他們某一個層次還是合作者，因為在戒嚴體制下，黨外人士的活動不管是公開或私下，都被監視著，這一種擔心瀰漫在當時黨外的人際圈，也浮現在陳博文的鏡頭中。前調查局副局長高明輝先生在《情治檔案》書中說，當時每一個黨外人士均是被分類蒐證的對象，這些不同來源的照片應該都是情治機關「職責上應該」接觸的材料。這也令人不難起疑竇，為什麼美麗島大審宣判後，陳博文這批照片會失而復現？顯然審判機關比較重視高雄事件的「使用暴力」，而對於「長、短程奪權計畫」的罪名，似乎調查局或警總人員並沒有仔細過濾事件以外的這批「罪證」，或是他們缺乏閱讀這批影像內在意義的耐心、時間及感情？
本身在說話的影像沒有說的……
無論如何，這批照片無法證實所謂的「叛亂」，卻印證了當時黨外民主運動的盛況。
美麗島大審後，黨外選舉解放了更強的政治熱情，黨外雜誌突破了更多禁忌，但是在熱鬧倥傯之中卻忽略了一些事情。陳博文交給司馬文武的照片，就在一場一場的選舉和編輯桌上散落了。他出獄後，最早整理並回顧這些底片、照片的，是八○年代的體制外社會運動記錄者——「綠色小組」。既然精神相契，陳博文也不計較所謂的「智慧財產權」，某些照片就隨著「綠色小組」熾熱的錄影帶流傳在更廣闊的反對運動中。陸續有許多書刊，包括呂秀蓮女士的《重審美麗島》也曾運用到他的部分照片。一九九七年後，在「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工作室」史料出土運動的號召下，慢慢將各方的底片和檔案照片收歸一起，總計不重複的影像數量多達三千五百餘張。
拍攝日期起自一九七七年十一月「蘇洪月嬌競選省議員」，連同其他早期的彩色照片，應該是施明德和友人拍的，因為他們曾住在陳博文家，後來照片也放在一塊。至於陳博文開始學習拍照，大概是一九七八年初施明德在台中當記者，到六月底陳菊被警總短暫逮捕之間；學習拍照的對象，正是施明德和他剛剛認識的政治伴侶艾琳達。他以黨外集體活動為主的攝影，應該起於一九七八年十月中的「呂秀蓮競選拍賣餐會」。當時黑白軟片便宜許多，比較普遍，所以他比較少採用彩色軟片；其中有幾卷黑白分裝片，內碼編號和格數異於普通產品，似乎沖洗時發生不少技術問題。
一九七九年六月美麗島雜誌社成立以前，這些底片和當時放大沖洗的檔案照片因為很少公開流通和使用，比較完整地保留下來。它們涵蓋了本影像書前半部的畫面。但自從該年四月底《潮流》地下報創刊，六月開始使用陳博文的照片，接著「黨外候選人聯誼會」的室外活動也很頻繁，多數影像的保存並不理想。尤其是《美麗島》雜誌八月正式發行以後，黨外總部和全省各服務處的活動很繁忙，雜誌社內部疏於整理，又經過大逮捕之後警總的搜查，底片大多已經遺失，部分刊登過的檔案照片也不見了。這個缺憾造成本書後半部幾個章節影質的落差，實際上也限制了編輯者對影像流動的正確把握。
高雄事件前一個多月，陳博文和吳哲朗聯手編撰一本《余登發七八生日會記實》，記錄了黨外人士和萬餘群眾在高雄鳳山慶賀余登發先生壽誕的熱烈場面。這是他們繼《潮流》之後的再度合作，不久之後也分別進了牢籠。若不是在半個月內就遭警總查禁，可能那是第一冊本土出版的報導攝影專書。《美麗島》雜誌第四期107頁記載警總查禁的理由是：「內容詆毀政府，歪曲事實，否定法律，挑撥政府與人民感情。」該書的影像內容，應該和本書第六章第四節所能呈現的要更好而完整，卻可能仍封存在警總的某個倉庫中。
拍攝者本人極少出現在鏡頭前，而身為「潮流案」的受害者，或者南北二地同時有黨外活動，或者其他因素，可以懷疑有些照片不是陳博文拍的。這些照片部分有打上拍攝日期，應為自動相機所拍，令人擔心的是，自動相機的日期是自動還是人工調整的？所以當年留下的文獻資料，以及其他當事人的口述回憶，是補充陳先生記憶空白的根據。不管是何人所拍，與本書影像相關的所有底片都由「綠色小組」轉交「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工作室」，所有當年沖洗的檔案照片則分別由陳博文、施明德、艾琳達、劉峰松、黃天福等人提供。
當時黨外陣營是個大家庭，同志的感覺很好，包含不同省籍和區域，有各種意識型態和思想流派，有國際友人和海外同鄉的贊助，也引起了國際媒體重視台灣的民主運動；陳博文等人的影像紀錄能比較順利地進行兩年，這些條件的配合其實很重要。但以陳博文的人際脈絡和政治關懷出發，加上當時人物不同的社會聲望和活躍狀態，鏡頭中人物出現的頻率自然有所不同；但凡是在黨外歷史舞台上留下了當年的活動形影，只要追查出演員的角色和姓名，本書總希望保留他們的位置。在這個角度下，加上影像本身記錄事件時的內在斷裂性，本書在人物的呈現上重於交代事件細節。文字本身作為圖說，各章序言交代黨外活動的時空背景和事件脈絡，也有串場之用。
家住台中，陳博文得以當日往返全省各地的黨外活動，也因為地緣關係，中部地區的黨外人物和美麗島台中市服務處的活動，有了比較完整的紀錄。而這也讓他有一個與眾不同的歷史印象，就是台中市服務處的活動力比高雄市服務處還要旺盛，而且許多黨外活動的形式是從台中市開始試辦，再推廣到其他縣市，例如十一月二十號的「台中美麗島之夜」。終究，是他太投入了。
這份熱情，持續到他第三度進入戒嚴時期的黑牢，放下相機，黨外運動歷史影像的紀錄也殘缺了四年。
一進警總看守所時，他就被理光頭、狠狠地修理；接著是一段不清楚時間有多久的疲勞審問、套口供、被迫編自白書、誘逼咬出同志……他有更好的理由說他為何現在已經「遺忘」了。他拍照不是為了卡夫卡說的「要趕走心中的圖像」，而是迫於當年的政治現實，以及他二十六歲第一次走出黑牢時，心中醞釀很久的使命感。
後記：
關於出土照片的整理，「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工作室」先以六個阿拉伯數字表示紀錄該活動或事件的公元年月日，繼之以英文字母A、B、C等表示該活動底片的卷數和卷序；其他尚未找到底片的檔案照片，暫以英文字母N編序。最後兩個阿拉伯數字表示底片上影像的格碼，或無底片檔案照片拍攝的可能順序，譬如「中壢事件」，各以771119N01及771120N01兩組表示事件當天及隔天兩個情形。這項編號系統預留開放度，為著其他相關照片的可能出土和持續的研究機會。
本書採用照片以陳博文提供為主，除了特別的提供者之外，在每張照片編號之後不再另外註明。高雄事件後的大逮捕使黨外民主運動中挫，陳博文與多數黨外人士被拉出影像之外，所以第八章的編輯材料承蒙「中國時報編輯部資訊中心」鼎力協助。不只如此，前面各章專業的新聞照片，和所有影像的數位掃瞄，也是「中國時報編輯部資訊中心」細心配合的成果。
陳世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