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人類還在玩猿猴把戲？：演化生物學家揭開人類社交行為的秘密

導論

　　在2009年奧斯卡金像獎提名影片《型男飛行日誌》（Up in the Air）中，喬治．克隆尼（George Clooney）扮演的主人公萊恩．賓漢是一位企業裁員專家。他輾轉於不同的城市，幫助那些因為經濟不景氣而需要精簡人員的公司解雇職員。在飛機上，在全美各地的機場裡，賓漢日復一日地過著自己的太平日子。他從不托運行李，旅行所需全裝在一只小小的行李袋裡，這只行李袋可以自動打包，攜帶起來非常方便。對賓漢來說，輕裝上陣是他的人生哲學。繁忙的工作之餘，他會利用這份閒暇發表熱情洋溢的講演，告訴自己的聽眾：沒有沉重行李的生活更舒適，也更快樂。因為在賓漢看來，無論是擁有個人財產還是維持社會關係，都會把人拖下水。他沒有房子，沒有家具，也沒有其他任何不能塞進自己旅行袋裡的物品。他沒有妻子，沒有女友，既不探望姊妹或其他家人，也從來不與他們交流。

　　最後，毫無疑問，現實生活給了他一記狠狠的教訓：沒有行李的旅行所帶來的快樂原來只是一種錯覺。他不可救藥地愛上了一名同路人，深深體會到愛情與陪伴帶來的真正幸福。同時，賓漢在這段親密關係結束時倍感失落，獨自品味著失戀帶來的痛苦。所有這些經歷終於使他認識到：孤身一人，其實並沒有多少樂趣可言。

　　人際關係的全面影響力

　　像萊恩．賓漢那樣生活「在雲端」的人並不多─這些特殊人群因為經常輾轉奔波，所以傾向於不與他人建立穩定關係。相反的，大多數的我們會與父母、兄弟姊妹、孩子以及其他親人維持一種長達一生的聯繫。我們也會和情侶、朋友、同事甚至只是在Facebook 上結識的人建立關係，保持聯繫。除此之外，很多人也會對自己的狗兒、貓咪或其他寵物產生強烈而持久的情感依戀。我的同事、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的約翰．卡喬波（John Cacioppo）寫過一本書，書名叫《孤獨：人性與社會連結的需求》（Loneliness: Human Nature and the Need for Social Connection）。按照他的說法，我們都需要良好的社會關係，才能長壽、健康，擁有幸福的生活。那些沒有良好社會關係的人也許也自以為幸福，不過通常來說，事實並非如此。

　　哪怕在獨自一人的時刻，人際關係依然在我們生活中佔據著核心地位。舉例來說，無論我們身處出差途中、在健身房鍛鍊身體或躺在床上午夜難眠，思緒都會圍繞著人際關係展開：我們回想過去，重溫往事，思考如何與人交往；或者擔憂未來，害怕自己在社交中遭遇挫折。單單這些似乎還不足以填滿一天裡的二十四小時，我們還會時不時地八卦一下自己認識的人，刺探他們的社會關係。此外，我們還會樂此不疲地追蹤電視劇裡或報刊雜誌中陌生人的瑣事，雖然他們跟自己一點關係也沒有。人際關係對我們生活的各方面都有影響，自始至終，它都影響著我們的思想、情感和健康。

　　人際關係可好可壞，可強可弱，可對等也可不對等，還可以是這些兩極狀態中的任何一種中間狀態。兩個人之間的關係狀況，絕不只是單純由雙方的人格、以往的交情和當前交往的背景造成的。人際關係擁有屬於它們自己的生命：它們以一定的方式開始，順著一定的軌跡發展，隨著時間增強或減弱，最後或者穩定下來，或者以一種可預測的方式終結。比如，親子關係、手足關係、同性或異性之間的友誼、有子女或無子女的情侶關係、工作關係、競爭關係，所有這些人際關係都有自身獨特的發展模式。

　　精神病學家艾瑞克．伯恩（Eric Berne）在其1964年的暢銷書《人間遊戲》（Games People Play）中指出，當人們與家人、朋友、同事或陌生人交流時，他們所依據的特定模式（伯恩稱之為「遊戲」）受到特定規則的控制，而他們之間的交往也通常會得到可預測的結果。根據伯恩的觀點，人際關係的模式和結果具有可預測性，這是因為人們傾向於在這些關係中承擔特定的社會角色（比如，「兒童」的角色、「父母」的角色或「成人」的角色），而這些角色與特定的行為相關。因此，具有相同角色的關係之間─如父母與兒童形成的親子關係─往往就有許多共同之處。

　　毫不奇怪，自從伯恩的書發表之後，我們對人類關係的理解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裡有了明顯的變化。心理學和精神病學的研究表明，我們在社會關係中的行為方式非常複雜，是一系列因素之間相互影響的結果。

　　這些因素包括：基因和環境，以及兩者對我們大腦、情緒和思想的影響。研究者對人類關係複雜性的分析，精確度方面正不斷提高，儘管有時候是微乎其微的。不過，他們似乎對存在於這些複雜性之下的普遍模式喪失了興趣。研究者不再追問：這些模式為什麼會存在？或者這些模式來自哪裡？因為回答這些問題，實質上就是要辨別這些普遍模式。而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走出實驗室，在存在其他生命形式及其行為的背景下仔細觀察人類及其社會關係。換句話說，我們必須勇敢地走出心理學的圈子，進入生物學的世界。這是因為社會關係背後的許多規則和模式是演化過程的結果，而同樣的演化過程已經在其他動物那裡導致了相似的模式。

　　做為一名研究動物的社會行為將近三十年的演化生物學家，我必須強調這樣一個事實：許多人類玩的把戲，其他動物也會玩。當然，你並不一定要相信我的話。我生於1964年，正好是《人間遊戲》一書出版的年份。從這一年算起到現在，許多研究者對不同物種的動物進行了無數的研究，這數以萬計聚焦於動物社會行為的研究發現，所有的社會性動物都與自己的同類保持某種社會關係。這些社會關係數量上可多可少，結構上可簡單可複雜。除去其他因素，這種社會關係的模式差異取決於動物生活的群體規模是大是小，生命歷程是長是短，以及相對於身體，牠們的大腦容量是大是小。相較於其他動物，人類在這些特徵方面都更像與他們有親緣關係的靈長類動物，比如黑猩猩（chimpanzee）和大猩猩（gorilla），甚至包括獼猴和狒狒。因此，相較於其他非靈長類動物，人類的社會關係與靈長類動物擁有更多的共同之處。簡而言之，人類參與的遊戲不是我們這一物種獨有的，其他的靈長類動物會玩同樣的遊戲，或玩模擬度很高的遊戲。這些遊戲既不是我們的發明專利，也不是其他物種的天才創造。相反的，早在智人（Homo sapiens）在這個星球上出現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們共同的靈長類祖先就已經在玩這些遊戲了。因此，為了更全面理解人類的社會關係，我們必須首先認識到，人類的本性是更一般的靈長類本性的一種特殊版本。不過，準確地說，到底什麼是靈長類的本性呢？

　　我們的靈長類本性

　　與流行的觀念相反，人類絕不是這個星球上最複雜的生命形式。基於天擇的演化過程製造了不少有機體，它們在許多方面的複雜性都遠遠超過人類自身。其中包括：有機體的身體構造和功能，它們利用周圍環境的策略，以及它們繁殖後代的方式。請想像一下這些令人難以置信的場景：有的魚類生活在大洋底部完全黑暗的環境中，承受著海底的極端壓力；有一種雌雄同體的蠕蟲，同時具有雌性和雄性性器官，會根據配偶的性別改變自己的性別??。正如演化生物學家史蒂芬．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在他1990年出版的《奇妙的生命》（Wonderful Life）一書中所說的，時不時地，複雜的有機體會因為偶然因素或「壞運氣」而滅絕，而複雜性本身並不能保證一個物種的存活或成功。實際上，複雜性有時候是演化的累贅。

　　然而，人類的確在某個方面非常特殊，即我們的大腦。相對於身體尺寸，我們擁有一顆很大的腦袋，這顆腦袋的複雜程度也超過其他所有的生物。因此，我們的心理能力（如抽象思維的能力或複雜計算的能力）要比現存的其他生物強大得多。不過，在我們這一物種中，腦袋的增大並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而是某種演化趨勢的一部分，此一趨勢存在於這個星球上出現智人之前的靈長類譜系。事實上，在還不那麼遙遠的演化史上，與我們有共同祖先的其他物種，即猴子和類人猿，已表現出同樣的趨勢：牠們的腦容量和複雜程度都在增加，這是其他物種中不曾出現的。

　　在某種格外聰明的物種出現之時，這種靈長類大腦增加的演化趨勢達到高潮。理論上，這種演化趨勢可以出現在任何一個動物物種之中：昆蟲、爬行動物、鳥類或其他的哺乳動物。如果這種情形是真的，今天的地球恐怕早已擁擠不堪。這顆可憐的藍色小星球就不僅僅被人類統治著，還被其他的物種統治著：牠們可能是巨大的、超級聰明的蟑螂，像怪獸哥吉拉（Godzilla）一樣大小的爬行動物，喋喋不休的鸚鵡，或者貓和狗。這些動物在生活方式的許多方面都與靈長類明顯不同，包括能活多久、如何繁衍、以什麼為食，以及處於什麼樣的群體中。如果人類不是從靈長類演化而來，而是來自昆蟲、恐龍、鳥類或其他哺乳動物，那麼人類社會將與現在的樣子風格迥異。而且，人們的思維方式以及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方式也會大為不同。舉例來說，如果人類是一種聰明的鸚鵡，男人和女人之間的配對連結（pairbond）就會比現在更為牢固（離婚率會直線下降），女人會在巢中產卵，男人則會在嘴裡咀嚼食物，然後把吃的送進嬰兒嘴裡。同時，即使我們與其他鳥類一起生活在更大的群體中，也不會出現為了爭奪權力而訴諸武力或謀殺的情形。與此相反，如果人類是超級聰明的恐龍，那麼男人和女人之間根本就不會存在配對關係，父母對子女的投資微乎其微，也不會生活在高度組織化的複雜社會中。社會連結非常微弱，人與人之間的合作也非常少，大家只對自己的事情感興趣，所有人都是充滿攻擊性的恐怖分子。在一個漫山遍野都是大腦袋霸王龍的世界裡，生活將是日復一日的廝殺，充滿緊張和壓力。我們永遠不知道自己的明天會怎樣，是吃掉別人還是被別人吃掉。

　　當然，在這些虛擬的「人類」社會，也會有哲學家和科學家追問人類天性和人類行為方面的問題。在演化生物學領域擁有高學歷的鸚鵡或恐龍會主張，因為人類屬於鳥類或爬行動物，研究和理解通常的鳥類以及爬行動物，對理解人性和人類行為是個必要的前提條件。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猴子或類人猿將做為寵物圈養在家裡或動物園裡，或者在「人類」好奇心的驅使下成為野外研究的對象，甚至可能成為餐廳裡充滿異國風情的美味大餐。只是沒有人會寫出與下列書名有關的作品：《鏡中的猴子》《裸猿》或《我們內心的黑猩猩》。

　　正如我們現在看到的，人類恰好成為非常聰明的靈長類，於是靈長類而不是臭蟲、蜥蜴、鳥類或狗享有了這種特權。相較於其他動物，我們在生物特徵方面和其他的靈長類擁有更多共同處。人類本性是一種特定的靈長類本性，要理解人類行為，就必須研究和理解更一般的靈長類行為，尤其要理解那些與我們親緣關係最近的靈長類的特徵與行為，如類人猿或舊大陸猴（Old World monkey）。在基本的生存或繁衍方面，靈長類跟其他動物具有相同的目標。它們需要覓食，避免被獵食者吃掉，與同種的異性交配以便繁衍後代。靈長類與其他動物面臨的很多問題都是相似的，而大多數解決辦法也相似。不過，兩者之間存在一個重大區別：相較於大多數的其他動物，靈長類在生存和繁衍方面的成功更大程度上依賴於同類中其他個體的行為。對類人猿和舊大陸猴來說，更是如此。類人猿和舊大陸猴的一個主要區別就是牠們的社會化程度不同，而這一因素與牠們的智力有著密切的關係。

　　為了說明這一點的重要意義，讓我簡單地對比一下黑猩猩與其他動物在社會化的本質上有何區別。很多動物，包括昆蟲、魚類、鳥類和非靈長類的哺乳動物，與牠們同一物種的其他成員生活在特定的群體中。牠們的日常活動，如旅行、覓食或睡覺，都發生在離其他成員很近的地方。不過，群體成員並不需要為了食物、領域或配偶而你爭我奪。很多時候，牠們沒有或很少有必要進行群體成員之間的合作。在這些動物群體中，個體通常只在乎自己，不會跟「朋友」有什麼交往，也不會與「敵人」有什麼衝突。倘若某一個體失蹤或死亡，在相當程度上對群體中的其他成員來說無關緊要，甚至可能完全沒注意到。相較之下，黑猩猩的生活則與群體中的其他成員交織在一起，形成一個嚴密的、錯綜複雜的社會網絡。一隻黑猩猩的任何一個舉動都會在牠的社會網絡中對其他黑猩猩的生活產生影響，不管其他黑猩猩願不願意，喜不喜歡。而這，無論對個體的行為而言，還是對個體在群體中獲取社會成功所要採取的策略來說，都具有諸多影響。

　　黑猩猩和人類一樣，都生活在具有高度競爭性的社會中。不過，牠們會在群體內部建立相對穩定的統治秩序，因此用不著日復一日、一刻不停地廝殺。高地位個體優先享有食物、住所，也更容易受到魅力非凡的異性青睞。而低地位個體很難找到食物和配偶，經常面臨更多的危險。此外，牠們還會遭受來自高地位個體的攻擊和恐嚇，因而面臨著長期的生理和心理壓力。因此，低地位個體更可能處於亞健康的狀態，死得更早。相較於高地位個體，牠們留下的後代數量更少。為了獲取較高的社會地位，一隻黑猩猩必須聯合其他夥伴，以便在自己採取行動時得到牠們的幫助。比如，為了與群體中其他個體競爭時贏得勝利，雄性黑猩猩會和親生兄弟建立攻守同盟，有時候也會團結和拉攏沒有血緣關係的其他個體，這些傢伙通常都是強壯有力的成年雄性黑猩猩。與來自其他群體的個體進行合作或競爭，這是黑猩猩、其他類人猿和舊大陸猴社會生活中的普遍主題。當然，此一主題在人類社會中同樣普遍。除了個別例外，研究者沒有在其他動物中發現這種現象。

　　猿猴的把戲

　　這本《人類還在玩猿猴把戲》討論的根本主題是：相較於其他層面的行為，比如智力活動，人性更多地展現於我們的社交層面。這一論斷有兩個重要含義。第一，鑒於人類的社會行為受到演化過程的強烈影響，比如天擇和性選擇，我們可以使用演化生物學家和行為經濟學家提出的成本效益分析法或一些理性行為模型（比如賽局理論）來分析這些行為。第二，來自社會環境的同樣的選擇壓力塑造了我們本身以及我們祖先的行為，這些力量可能也塑造了現存的其他靈長類以及牠們祖先的行為。因此，我們與其他靈長類在社會行為方面存在明顯的相似性，可能是因為我們和牠們都適應了相似的社會環境。當然還有一種可能：天擇過程影響了我們與其他靈長類的共同祖先的行為。而無論是人類還是其他現存的靈長類，兩者都會從共同的祖先那裡直接繼承社會行為的某些方面。因此，人類和其他靈長類之間在社會行為方面的相似性，還可能是因為兩者具有共同的祖先。在《人類還在玩猿猴把戲》一書中，我將雙管齊下，通過兩種方法檢驗人類的社會行為：一是理性的科學模型，另一種是以和我們生活在類似社會群體中、具有親緣關係的靈長類為例，進行演化生物學和比較心理學的論證。

　　在我之前，已經有其他研究者採用這些方法，試圖剖析和闡述人類的天性和行為。演化心理學家的研究發現，人類很多社會性傾向是天擇和性選擇的演化產物。比如，在選擇長期伴侶時，男人和女人在判斷異性魅力方面存在差異，而這種差異可能是性選擇的結果。類似地，經濟學家建立了理性行為模型，用以解釋人類的經濟行為以及社會行為。

　　這些理性行為模型背後的假設是，個體在進行決策時會遵循利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原則。史蒂芬．李維特（Steven Levitt）和史蒂芬．杜伯納（Stephen Dubner）兩人合著的暢銷書《蘋果橘子經濟學》（Freakonomics，中譯本大塊出版），就是採用這樣一種經濟學的理論。最後，靈長類生物學家證實，與在黑猩猩中觀察到的情形相似，通常來說，人類男性比女性更可能訴諸暴力，更容易做出身體攻擊行為。正如理查．蘭姆（Richard Wrangham）和戴爾．彼得森（Dale Peterson）在他們1996年合著的《雄性惡魔：類人猿與人類暴力的起源》（Demonic Males: Apes and the Origins of Human Violence）一書中雄辯論證的，也許人類與黑猩猩從他們共同的祖先那裡繼承了這種攻擊性的性別差異。

　　在本書中，我旨在證明，人類行為的適應性及其演化遺產已延伸到現代社會生活中最平凡和最專業的層面。通常我們假設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行為只是簡單地反映本身的獨特個性、自由決策或所處環境對我們的影響。而實際上，儘管世界各地的人們處於不同的環境中，暴露於不同的文化影響下，在這些情境中的行為都非常一致。我們沒有意識到這些相似性，某種程度上是因為我們通常並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行為，或者並不在意別人在做什麼。

　　過去二十年，我在各式各樣的社會場合下觀察過人類的行為，把研究其他靈長類的科學熱情也賦予了我們這樣一個物種。我就像是一名臥底探員，記錄著我們這個物種的口頭禪和某些奇怪的儀式行為，而人們在做這些事時通常不知道為什麼。此外，我還研究了在公開場合及私底下控制人類行為的那些令人好奇的潛在習俗。我專門尋找這些行為類型和習俗，看上去它們似乎純粹是自由意志的產物，但實際上在不同的個體之間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因而這些行為和習俗所揭示的遠遠不是個人選擇所能涵蓋的內容。這些行為做為我們靈長類的歷史遺留，從沒有隱藏起來，它們一直浮於我們生活的表面上，如此的本能，如此的「自然」，以至於人們都視而不見。不過，我看見了。

　　為了發現人們在日常的社交中到底玩的是什麼「把戲」，研究者有必要成為一名優秀的臥底探員，靜悄悄而非明目張膽或過於直接地觀察人類的行為。為了理解猿猴的「把戲」背後的行為法則，他也有必要了解行為學家、心理學家、經濟學家和其他行為科學家的研究，了解他們在揭示行為複雜性方面發現的科學原則。有了這些資訊，我嘗試揭示人們通常沒有意識到的現象：靈長類的過去如何影響了我們的決策和行為。

　　我們可能會以為，自己早已擺脫控制其他靈長類生活的那些條件，不再受這些條件的限制和影響。我們不再棲息於叢林中，從一棵樹躍到另一棵；相反的，我們的家就在大城市裡或附近，我們開車，穿衣服，花費很多時間接受正規教育，借助電子技術進行溝通。然而技術與新衣服並不能掩蓋我們做為靈長類的歷史，它們只是簡單地改變了我們表演這些古老儀式的場地。這些或許隨意，威力卻絲毫不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