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十二年灣生之路
我想灣生之路是我人生的開始吧！我是一個從九歲開始拿畫筆的女人，而真正知道「灣生」，卻是從二○○二年我的日本管家爺爺喪禮開始。
我以為不理會田中櫻代奶奶給我的人生藍圖，就可以瀟灑地按我自己所規劃過著旅行的人生。可是這灣生紀行，卻意外打亂了我浪跡天涯的逍遙夢，大膽地選擇陷入歷史的奇幻旅程中。我常說：「選擇歷史是件多麼活該的事！只要一步入陷，就步步淪陷。最後由不得你，只能深陷再深陷了。」
當灣生紀錄片在花蓮拍攝的這段期間，我的好友們居然認不得我了。他們全都訝異著--那一個酷愛名牌、沒打理好自己外型不敢出門的田中實加，怎麼可能甘心拋棄旅行、美食，將自己埋首在那全臺紫外線最強、到處藏匿著小黑蚊雄軍的花蓮？又怎麼可能願意將自己變得如此離譜的醜。對於過去親友們的任何好心相勸，我全沒聽進耳的，我只是一再央求著朋友：「幫幫我吧！這位灣生要找這個人……。」在都市裡的朋友們都覺得我中了失心瘋，變得無可救藥了！
這麼一走就是四千多個日子，我後悔嗎？
我不敢想，因為我怕會變得脆弱，在這塊陌生的臺灣花蓮土地上，我一個人放聲大哭過無數回。也曾經孤單害怕，曾經徬徨無助，曾經束手無策；甚至從小不知道錢會花完的我，終於嘗到了沒有地方住、下一餐要到哪裡找錢覓食的窘境，這樣的我不敢回家求救，更不和家人聯絡；不是家人不願意幫忙，而是害怕讓家人看見我這身連自己都厭惡的狼狽模樣。
其實我後悔過，我哭著大罵自己幹嘛來花蓮！可是任性、死要面子的我依然不願意放棄，因為這是我和灣生的約定，也是和我自己的約定，我不想失信於他們和自己；而且我也沒有時間考慮放棄，因為這是一個與時間賽跑的記錄，一不留心便稍縱即逝。知道嗎？當你同我一樣親眼看見灣生爺爺、奶奶他們在那一刻笑了、安心了、無憾了，就會深覺這是世界上最美麗的無價；可是當他們離開了人間，再次來不及時，肯定也會同我一樣氣自己的無能。可是我依然慶幸自己是幸運的，因為老天爺給了我天大的福氣才能看見許多美麗的無價。
二○一一年三月十二日，我協助奶奶田中櫻代在救濟院裡的十三位灣生朋友和日本移民回到他們所謂的故鄉--臺灣。我們曾因同行有人行動不便被同機旅客叫囂；也曾在桃園機場以貳仟元新臺幣車資搭到松山機場，卻被計程車司機頻頻拒絕；我們還曾在花蓮被計程車司機當觀光客凱子削了一頓，一天包車就要參仟元新臺幣。如今，這十三位日本移民和灣生已全部到天國當天使了。
累計至二○一三年五月十一日前，我已為一百四十二位灣生在臺灣各地申請到了出生戶籍謄本，九十七人找到出生的家現址。在這之前，我也收到來自臺灣、日本兩地的爺爺、奶奶共計五十一人所託，尋找他們的戀人、親人或朋友，不過很遺憾地，我只完成了其中的二十一件。我挫敗了嗎？坦白說，我真的挫敗了，可是我的心卻告訴我︰既然啟程了，無論如何只要到達目的地就好。
我的奶奶田中櫻代不只一次告訴過我：「田中實加，千萬要記住，妳人生中的精神糧食是尊嚴，永遠不要被看不起！」
在天堂的田中櫻代，我希望任性的田中實加沒讓您失望！
前言
什麼是灣生？
「灣生」，是指西元一八九五年到一九四六年在臺灣出生的日本人，是一個在臺灣和日本課本裡沒有記載的名詞，也沒有被記錄的一段歷史。而且「灣生」這一個名詞並不是美名，是當時日本人用來輕蔑這一群在臺灣出生小孩的專有代名詞。
時序追溯至一八九五年（明治二十八年），根據甲午戰爭所簽訂的《馬關條約》，日本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受明治天皇指派來接收臺灣，為了將臺灣徹底和化，從明治四十三年到戰爭結束，多次從日本各地大舉移民至臺灣，其中最大規模者為處女地後山（泛指花蓮、臺東）一帶。在這期間遷移到臺灣的日本人民，包括來臺從事官營事業的高官貴族；以及在日本幾乎生存不下去的百姓、藝妓以及妓女等。
不過，開發之初的生活並不如想像中的美好。接踵而來的瘧疾、黑水熱病……眾多致人於死的不明疾病，就像深藏在四周的隱形惡魔，隨時會將性命帶走；加上不得不面對的剽悍原住民與堅守民族意識的臺灣人，移民四面楚歌，身處在這樣的困境，移民憑藉著不認輸的毅力與天爭取生命的延續，以求達到最後的安詳和樂。
移民天真的以為安居下來，這裡就是故鄉……。誰知一場戰爭，日本無條件投降，國民政府接收臺灣，一紙財產清冊，便在一個月內將所有吉野村的日本移民和灣生全數遣返，他們只能帶著幾套衣服、輕薄的床單、被褥和一千日圓等簡單行李歸鄉。
根據日本厚生省的終戰資料統計，一九四六年從臺灣回到日本的日人約有四十八萬八千多人，其中含有復籍的軍人共計十六萬六千多人，其他引揚回日的移民和灣生共計三十二萬二千餘人，至於其他失蹤、死亡、自殺等人數則不含在內。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之後，在臺日人因為日本國內正值戰後社會失序重建與糧食物資缺乏（相較之下臺灣在戰爭期間受害較日本小），加上許多日人久居臺灣、熟悉臺灣的生活；甚至在臺灣出生的「灣生」日本人，戰後也幾乎未受臺灣人嚴厲報復，因此約有二十萬日本人希望留在臺灣，申請作為臺灣的永久居民。不過，接收臺灣的國民黨政權不允許大量日本人居留，後又因通貨膨脹造成社會混亂，大多數的日本人仍然選擇回國，只有七千餘人具特殊技術專長之日人，作為「留用者」留下（包含其家族共計二萬七千六百一十二人），協助恢復臺灣水電與道路建設。但兩年後，一九四八年這一群可用之人的命運依然是遣返回日。
一九四六年四月，引揚歸鄉的船裝載著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船上傳來陣陣催促聲，提醒著碼頭道別的日人、漢人、原住民們船隻即將動身，被隔拒在港口碼頭外的漢人、原住民們高唱當時的禁歌〈螢之光〉（為德國童謠改編的日本軍歌），企圖用歌聲代替目光送別他們的地主、朋友甚至情人。
諷刺的是，這些第一次即將踏上自己國家的灣生，以為歸鄉，就可以得到安定，但接踵而來的卻是一路躲躲藏藏的顛簸人生……。
「我們是道道地地的日本人，日本政府卻將我們這群灣生安置在一個名叫『臺灣村』的偏遠山區，我們像是得了瘟疫的棄民，被遠遠地排除在外。這是一塊蠻荒之地，沒有金錢補助，沒有任何規劃，日本政府只要我們在這裡好好地活著。」竹下朋子口述。
留在臺灣的日本人為了生存，便將自己的姓名改成臺灣名；有些移民因為口音太重，索性做了一輩子的啞巴，就連後代也不知道自己的父親或母親其實是道道地地的日本人。
百餘年來這些「灣生」將臺、日之間的情感緊緊相繫著；「灣生」，是一群讓老一輩臺灣人與原住民至今仍深深思念的老朋友……。
導讀
為變動的大時代留下珍貴的證言 ?
「灣生」，指的是日治時期在臺灣出生的日本「內地人」，這個用語與在臺日本官吏「灣吏」、在臺的日本人辯護士「灣辯」等，都是存活於特定時空的用語，如今已成死語。
對於日治時期的在臺日人，一般印象多是聚居於城市，比臺灣人享有更高的就學率、更低的死亡率、更富裕以及現代化的生活。但在這個刻板印象之外，也有一群與土地特別黏著的人，他們來自農業移民村。
領有臺灣之後，日本人獲得了開創的新天地，移植過剩人口到臺灣，成為抒解人口壓力的可能方式。漢人入植時間較晚的後山，尚有廣闊的拓墾空間，因此東部移民村的設置，便在大規模土地取得相對容易的情況下開展。
最初的花蓮拓墾
後山，特別是花蓮的拓墾，要先從賀田金三郎的「賀田組」談起。總督府財務局長祝辰巳視察東部後，主張大力開發，而開發必須投入龐大的資金。總督府屬意具有冒險精神的賀田金三郎，慫恿賀田著手經營東部拓墾，種下賀田組與東臺灣的淵源。一八九九年，賀田組取得花蓮港至臺東之間加禮宛（今花蓮新城鄉嘉里村、佳林村）、吳全城（今花蓮壽豐鄉志學村一帶）、馬黎馬憩原野（今花蓮鳳林鎮萬里橋一帶）、加路蘭（今花蓮豐濱鄉磯崎村）間原野二萬町步（約一萬九千八百二十二公頃）的開墾權。這個拓墾範圍有多大呢？如據總督府參事官鹿子木小五郎於一九○八年的調查，東部平原地帶預計可供開墾的土地，合計田、園及牧場，總共才三萬七千公頃；換言之，預計可開墾的半數土地掌握在賀田組手裡。
賀田組的拓墾事業，主要為甘蔗、薄荷、菸草等農作物的栽植，以及製腦、畜牧與移民。然而，其事業在挑戰原住民生存空間的情況下開展，因而與原住民衝突不斷，事業最後以失敗作收。一九○九年，賀田組不得不將拓墾事業的經營權轉讓給鹽水港製糖會社。
對於失敗的賀田農場，總督府的善後處置之一便是由政府主導「官營移民」。賀田組試行移民失敗時，總督府本計畫先在臺東廳南鄉旭町推行官營移民，卻因「番情不穩」而遲未進展，恰好一九○八年爆發了七腳川的阿美族人抗日事件，總督府乃趁機將計畫轉移到七腳川。
日本官營移民的開始
一九一○年二月，在七腳川社鄰村「荳蘭社」設置的「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吉野村移民指導所」，即是官營移民的開始。之後，隨著移民人數增加，原本七腳川社所在地過於狹小，於是總督府從繼承賀田組的鹽水港製糖會社手中，取回開拓預定地以開村闢地。一九一三年，總督府在鹽水港製糖會社「鯉魚尾南方」之未墾地上，設立官營的豐田移民村；此地原為一九○六年賀田組的拓殖事業地，一九一○年由臺東拓殖會社買收，招攬熊本、宮城兩縣移民開墾；一九一二年經營權轉為鹽水港製糖會社，其未墾地由總督府收回充作豐田官營移民地。一九一四年，總督府命令鹽水港製糖會社歸還「鳳林及萬里橋原野」八百九十四甲的請墾地，在此開設了林田官營移民村。易言之，三個移民村都是在賀田組拓墾的基礎上開闢而成的計畫性農村；而這裡也是本書主角們主要的生活空間。
移民村的規劃設計工作，直接由總督府內的移民課調查係負責，採用學自西洋的計畫手法；又因擔憂臺灣當地的社會治安實情，因此，規劃出住宅地集中、農耕地分布在外圍的棋盤式設計。最早闢成的吉野村，由宮前、清水、草分三個集中的住宅地形成，每一村落由主要幹線以平行或垂直的方向串連起來。每一戶平均分配到農耕地面積約為三點二三甲，若與當時日本國內的移民村相較不算太小，比起臺灣當時每戶農家的平均耕地，要多出一甲多。
儘管僻處東臺灣，吉野村卻擁有全臺的知名度。一九三四年由社團法人臺灣教育會編纂的《臺灣教材寫真集教科書》中，如此的介紹著「吉野移民村」：
「東部臺灣有吉野、豐田、林田三村及臺東開拓株式會社所建設的鹿野、旭、鹿寮、池上各村的內地移民村，而吉野村是花蓮港廳下最早的官營移民村，從明治四十三年移居六十一戶到舊七腳川原野開始，……在荳蘭設置移民指導所。第一回移民以德島縣人居多，村名也因為德島的吉野川而命名。然而因瘧疾、恙蟲、黑水病等風土病，水田的開墾不如預期，移民中歸國或者移住他處者陸續不絕，總督府因而以與本島風土差異不大的福岡、熊本、佐賀、山口、廣島、愛媛、香川等縣的人補充之。官民共同努力的結果，至大正五年以後才逐漸確立基礎，轉由花蓮港廳管轄，又組織居民會以期自治之發達。……住民中多數已經償還土地放領以及開墾的借貸費用，取得土地所有權。村內設有吉野神社、小學校、郵便局、寺院等，一度踏入此地的人，一定會有置身內地農村的親切感。每戶耕地約三至四甲，堪稱本島移民的模範村。主要農產品是米、蔬菜、葉菸草、甘薯等。從寫真（照片）看來，吉野村的部分與內地農村完全沒有兩樣，只是農夫戴的斗笠是臺灣式，木瓜、香蕉的果樹也顯示臺灣景象。」
教科書的補充教材將吉野村定位為移民的模範村，這是對歷經風雨飄搖的吉野村最大的肯定。一九三一年滿州事變後，在日本高舉移民滿州的大旗下，吉野村變身為觀摩朝聖的對象。一九三四年，總督府因應新的移民國策，恢復了自一九一七年以來中止的移民收容事業，除了指導統制既有的移民村外，還調查適合移民地點，規劃新的移民計畫。不過，相較於百萬滿州開拓移民，臺灣的移民規模相形見絀。
日本戰敗，移民引揚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戰敗投降。九月二十二日總督府先於府內設置「終戰連絡事務局」，十月二十五日受降儀式後，安藤利吉總督改稱為「臺灣地區日本官兵善後連絡部長」，農商局長須田一二三則代理已先行返日的總務長官，擔任接收事務的聯絡窗口。十二月，臺灣省長官公署財政處特別徵用原總督府官員，在長官公署下設「日僑管理委員會」，由原總督府官員實際執行相關業務。日僑管理委員會依據日本政府的「在外地與外國居留之國人引揚者應急援護措施要綱」，與臺灣省長官公署協商引揚（撤返）步驟。所謂「引揚」，依據官方定義，「引揚者」指的是「昭和二十年八月九日（蘇聯對日宣戰之日）當時在海外，而於同年九月二日（日本投降之日）以後返回日本者」，其總數高達四百萬人。
當在臺日人以呼應蔣介石「中日提攜」、參加「新中國建設」的名義，提出繼續留臺的陳情被否決後，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下旬日僑計畫性遣返的方針便大致決定。一九四六年一月，長官公署為了遣返日人，更活用日治時期舊州廳的行政組織，在臺北、基隆、新竹、臺中、臺南、高雄、花蓮港、臺東、澎湖島等地設立「日僑互助會」，以負責集中、編隊、輸送、宿營等實際作業。一九四六（昭和二十一）年三月至一九四九（昭和二十四）年八月止，在臺的一般日本人分六次「引揚」（撤返）。截至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底的統計，自臺灣引揚者有四十七萬九千五百四十四人，其中軍人軍屬十五萬七千三百八十八人，一般國民為三十二萬二千一百五十六人。
日本厚生省援護局在《引揚與援護三十年的腳步》中，提到「戰後物價高漲，除了被行政機關等徵用者之外，其他日本人只能靠著擺攤子、當搬運工等方式過活。但是臺灣的一般狀況相較於其他地區平穩許多，因此最初將引揚順序排在最後，但因美國借予船隻之故，因此才急速的將日本人撤返。臺灣是戰爭地域中引揚任務最平靜的地區。」事實上，臺灣不僅是最平穩的地區，臺灣省長官公署還給予引揚者「私人財產清冊」的證明，並且允許個人除隨身行李之外，還可寄送二個三十公斤以內的行李，這些都是臺灣對日本人特殊的「禮遇」。
當幾乎身無長物的引揚者返日後，還要面對同胞冷淡的視野及差別待遇︰因為他們「既是自己擅自前往的，現在回來也不是我們的責任」，甚至「聽說有引揚者的孩子回到鄉里時，被稱為乞丐」。這種被歧視的文字紀錄，可以從訪談中驗證，而在《灣生回家》書中原吉野村村民被驅逐至德島小神子建設「臺灣村」的事蹟，更是深刻的證言。
我在一九八六年第一次撰寫吉野官營移民村後，仍一直關心這個與臺灣自然村落景觀迥異的地方，但是卻總只能站在村外，不得其門而入。田中實加的執著與瘋狂，帶領著我穿門入戶，才終於踏入這個在臺灣日本內地式聚落。官營移民政策目標在建設健全的純粹日本村，戰前來自西部的客家人僅能以幫傭、佃農身分進入移民村工作。但也因為這個機緣，使得生活於移民村四周的佃農、勞工們成為戰後第一批移住的臺灣人，而臺、日兩國人的情緣，在戰後反而得以維繫數十年，這卻也是始料所未及的。田中實加以驚人的決心與毅力持續十二年的灣生之路，紀錄了灣生血淚交織的生命故事，豐富、生動了過往的歷史敘述，加上書中難得一見的照片，讓「灣生」不再是死語，《灣生回家》更為變動的大時代留下了最珍貴的證言。
鍾淑敏（本文作者為中央研究院台史所副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