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誤讀異邦：20世紀美國人與中國、俄國的關係

序言

　　關於美國人對待中俄兩國的態度和政策問題，已經有相關研究論著問世。這些論著根據挑選的某些問題與事件考察了美國人那些關於俄國和中國根深蒂固的態度、某些時期的輿論觀點以及政策。歷史學家彼得•法林（Peter Filene）在談到他本人的著作時，試圖「透過那些短暫的且常常是非典型的表面跡象，尋求潛在的思想動機過程」。他又解釋說：「通過選擇一個長時段研究，我希望避免誤解有關美國人態度的輿論，藉以發現隱藏在短暫的爭論潮流背後的思想動力。」

　　對我們而言，像蓋洛普（Gallup）這樣的民意調查者所使用的調查方法是不夠滿意的。這是因為蓋洛普一直到1935年才進行這種調查，而他的調查問卷只涉及短期問題。如另一位作者所言，「公眾輿論調查不是我們認識公眾輿論的萬靈丹，它對於人們理解輿論背後的真實態度和信仰體系是遠遠不夠的」。

　　我們發現我們正在處理的是對中俄兩國的深刻的文化好惡問題，類似於種族與性別方面的成見。這種文化成見基本上是原始的。在美國歷史發展的某個階段，它們變得根深蒂固，因而無法擺脫。許多問題或事件，甚至是重大事件也很難對這種固有的文化情感造成影響。相反的，它們依附在更深層次的思想趨勢的表面。法林認為美國人對俄國的感知，我們不妨把中國也涵蓋在內，只不過是「一個更加普遍的美國態度的徵兆」。他認為，歷史學家是在從事一項「探查或闡釋語言文字表面含義的精密工作，以便獲得潛藏其背後的實際態度」。

　　我們認為本書所選取的許多典型案例真實反映了美國文化發展過程中某一刻出現的潛在趨勢─在此階段美國從相對孤立的北美大陸誕生後，便開始謀求她的國際地位。那時，美國人的固執偏見形成了，儘管他們隨後仍在不知不覺地構建著。美國人對中俄兩國態度形成的關鍵十年是在19世紀90年代。

　　本書著眼於20世紀的美國人與俄國和中國的關係，在這個世紀裡，19世紀90年代的「西伯利亞」喬治•肯南（ “Siberian” George Kennan）和外交官柔克義（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最初對俄國和中國形象的扭曲變成了美國社會中根深蒂固、廣泛傳播的偏見。其中包括美國人對俄國的不信任和對中國的信賴，但二戰期間的蘇聯和毛澤東建立新中國是兩個重大的例外。在美國親華反俄的情感演變過程中，20世紀顯得尤為重要。從我們的立場出發，探討俄國和中國的國家形象被扭曲的意義在於瞭解它們對21世紀的潛在影響。如果任由美國在20世紀對俄國和中國形成的偏見在21世紀再度出現，對美國而言將可能導致危險的後果。中俄聯合反美或許將最為令人坐立難安。例如，在美中貿易逐漸縮水的同時，俄國對中國產品以及中國對俄國原材料的相互需求將可能導致削弱美國在全球的霸權地位。為了便於討論，讓我們挑選歐威爾式的2084年作為這一場景的高潮年份。到那時，美國將自1919年以來第一次跟著她在20世紀的兩大競爭對手後面亦步亦趨。這使我們想起了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對西班牙美洲帝國失敗原因的解釋─其原因之一是，直到1756年波旁王朝締結和約，西班牙仍無法與英國、法國建立夥伴關係。現在，我們讓讀者自己去想像和討論那些關於美國的不愉快的話題，而我們將時常回到這個主題上來。

　　我們關於20世紀俄、中兩國的國家形象被扭曲的敘述由一系列精彩場景組成，而精心挑選的演員使這一敘述栩栩如生。雖然還可以選擇其他一些人，但我們挑選的這群人鮮明地展示了主要的形勢和衝突。在我們的分析方法中，國際關係的結構或文化的衝突相對次要。相反，我們讓演員們通過他們自己的故事展現根深蒂固的發展趨勢。接下來的兩個段落，我們將介紹本書的寫作思路。

　　學者撒母耳•哈珀（Samuel Harper）對俄國的觀感陷入了進退兩難的窘境，他既迷戀沙皇俄國，但又從一開始拒絕承認蘇俄。羅伯特•凱利（Robert F.Kelley）在20世紀20年代培養的外交官們解決了這一困境，取而代之的是重新恢復「西伯利亞」喬治•肯南對俄國的憎惡感。當記者尤金•萊昂斯（Eugene Lyons）以與哈珀相反的立場拋棄自己的社會主義傾向轉而憎恨蘇俄時，他延續了這一負面傾向。另一個類似的反轉角色是美國大使威廉•C•蒲立德（William C.Bullitt），他經歷了對蘇聯烏托邦的幻滅。羅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總統試圖讓第二任駐莫斯科大使約瑟夫•大衛斯（Joseph Davies）將俄國納入美國的勢力範圍，但史達林（Joseph V.Stalin）選擇了希特勒（Hitler）。在德國入侵蘇聯後，大衛斯鼓吹與史達林結盟能帶來勝利。達到戲劇性高潮的雅爾達會議，同樣標誌著一直困擾美俄關係的不信任情緒的回歸，之後年輕的外交官喬治•F•肯南（George F.Kennan）提出的遏制理論開始流行，冷戰興起─不管後者該由誰承擔。直到羅奈爾得•雷根（Ronald Reagan）總統重新運用羅斯福的策略，並承認米哈伊爾•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統治下的俄國不再是「邪惡帝國」。

　　至於中國方面，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總統和哲學家約翰•杜威（John Dewey）將美國的進步主義帶到了徘徊於傳統與變革中的中國。愛德格•斯諾（Edgar Snow）和白修德（Teddy White）等新聞記者和小說家賽珍珠（Pearl Buck）為更現實地理解中國而不懈努力著，但並未成功地教育那些將中國視為亂世香格里拉的美國人。二戰讓羅斯福、史達林、邱吉爾（Churchill）、蔣介石、「醋性子」喬•史迪威（“Vinegar” Joe Stilwell）將軍和國務院的中國通們參與到這出戲劇中。他們既沒能重建國民黨中國，也沒有讓美國與毛結盟。像雷根對俄國一樣，理查•尼克森（Richard Nixon）總統和他的國家安全顧問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要重修中美關係。美國是他們這一工作的受惠者：與俄國調整關係，與中國重歸舊好。考慮到20世紀歷史中的俄國和中國被扭曲的國家形象，我們能在21世紀繼續保持美國與俄國、中國的平衡關係嗎？以下是本書各章的摘要，我們將梳理出一條揭示20世紀俄中兩國扭曲形象的謎一般的線索，並說明當代世界某種固有的威脅。

　　隨後各章按照大致的時間順序排列，本書作者將說明美國人關於俄中兩國形象的認知起源，演變過程，及其如何經常促使美國採取一種相似的外交政策，即一般而言對俄消極而對華積極。我們想明白某些個別的美國人如何成為上述美國觀念和外交政策的始作俑者，是因為他們的所見所聞─還是因為他們想像中的所見所聞─是白菜，還是國王，抑或會飛的豬。我們在本書導言一節中探討了上述問題賴以存在的思想淵源，重點考察了老「西伯利亞」喬治•肯南（the Elder George “Siberian” Kennan）與「中國通」柔克義的思想與行為，這兩個美國人確立了20世紀美國與中俄兩國的外交關係基礎。在上編「俄國部分」，我們分七章討論美俄關係問題，第一章「『蘇維埃薩姆』與流亡者」分析了美國最早的一位斯拉夫語專家撒母耳•哈珀以及其他俄國流亡學者的職業生涯。在第二章「來自里加的俄國通」，我們討論了羅伯特•F•凱利在國務院的任職情況以及20世紀20年代俄國專家團在里加和拉脫維亞的培訓情形。第三章是向美國大眾宣傳俄國是一個「邪惡帝國」，我們考察了尤金•萊昂斯以及其他新聞記者的新聞工作，他們對俄國持批評態度。第四章「度蜜月者」論述20世紀30年代首批出使俄國的美國外交官。緊接著，我們討論第五章「合作夥伴」，美國總統羅斯福與史達林在二戰期間一段不尋常的友誼。在第六章中，我們探討凱利的一位被保護人喬治•F•肯南的發跡過程以及他的遏制政策。第七章「幕後操縱者」，講述肯南遏制理論的執行者、強硬的「擊退」政策創始人保羅•尼采（Paul Nitze）的故事。

　　下編中國部分也有七章。從第八章「傳教士外交」開始，概述了20世紀初美國幾任總統，尤其是伍德羅•威爾遜總統的對華政策，以及美國在華傳教士的作為。第九章「實用主義者在中國」，我們重點分析約翰•杜威在中國的兩年講學經歷，及其對中國教育的影響。第十章，「紅星照耀中國」，探討熱愛紅色中國的美國記者愛德格•斯諾的生平與時代。第十一章，「小說家與大使」，分析賽珍珠的文學作品以及納爾遜•T•詹森（Nelson T.Johnson）大使的外交活動。二戰期間，特別是在戰時開羅會議上，羅斯福總統試圖制訂一項與蔣介石合作的遠東政策。這是第十二章「總統與委員長」的主要內容。在此期間，白修德為亨利•盧斯（Henry Luce）和《時代》週刊報導中國事務，是為第十三章「盧斯在重慶的手下」所探討的問題。1949年共產黨奪取政權之後，美國與紅色中國即斷絕關係，一直到尼克森總統和他的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時代才重新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第十四章「領袖們」對此有專門敘述。從1949到1969年，特別是朝鮮戰爭與越南戰爭的爆發，儘管進一步加深了美國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憤怒，卻沒有從心底消除美國人對中國的好感，尼克森總統與他的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也因此能夠將其重新點燃，從而便利卡特總統（Jimmy Carter）推行承認中國政策的實現。

　　在本書結語部分，我們分析雷根總統通過重新運用羅斯福總統的「妥協」政策，實現了按照他的意願遏制蘇聯的成功政策。我們還談到布希總統（George H.W.Bush）和他的國家安全顧問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Brent Scowcroft）將軍如何得以避免因1989年的「北京政治風波」而可能導致的不接觸。布希總統派遣斯考克羅夫特和助理國務卿勞倫斯•伊格爾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前往北京。他們向中國領導人承諾，美國將繼續採取對華友好政策，儘管公眾情緒對中國充滿敵意。在「跋」裡，我們提出美國當前的公眾態度與外交政策是何種境況。並且，我們全文引用了特蘭尼博士為《國際先驅論壇報》（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撰寫的評論文章。結語和跋是對本書所闡述內容的必要補充。

　　我的一位同事在完成他在蘇聯的教學任務之後，立即寄來一張明信片，上面寫到他離開莫斯科之際心中只想到馬丁•路德•金的一句名言：「終於自由了，終於自由了。」這位同事的體驗以及我最近在中蘇兩國的訪問經歷，令人再次回想起美國人中關於世界上兩個共產主義大國的迥然不同的觀感─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當美國人訪問蘇聯時，他們通常會對東道主產生深深的懷疑。蘇聯侍者、職員、海關官員、服務人員、政府官員確實給我們的蘇聯之行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一般情況下都不是正面的感受。蘇聯為數眾多的穿制服的人員如警察與軍人也令美國訪客感到不快。

　　相反，訪問中國的美國人通常對他們所受到的盛情歡迎大加讚賞。中國東道主與服務人員能使來訪者獲得賓至如歸的真切感受。許多美國人離開蘇聯時感覺如釋重負；實際上，當飛機離開莫斯科或列寧格勒的機場時，美國乘客經常自發地歡呼起來。

　　相比之下，美國人離開中國時總懷著傷感，常常會感到他們與中國人締結的新友誼將持續許多年。關鍵在於生活方式與民族傳統致使大多數遊客對中國懷有積極的樂觀的印象，而對蘇聯產生懷疑的消極的觀感。

　　這兩種印象都不是完全精確的。美國人習慣於誇大蘇聯以及美蘇關係中的問題，而低估中國以及中美關係中的問題。這種流行的國家印象部分地說明美國與世界上兩個共產主義大國的關係為何如此不同。

　　對大多數美國人而言，雷根總統的北京與上海之行是再自然不過的，而且是改善中美兩國關係的應有舉措。而考慮到當時美蘇兩國關係的狀況，若雷根總統同樣訪問莫斯科與列寧格勒將被許多美國人認為是完全不可能的。

　　一般而言，美國人似乎對中國人有好感，儘管他們對共產主義國家懷有根深蒂固的偏見，但對中國的領導層抱有相當的同情與興趣。同樣是這些美國人對蘇聯人的印象卻很差，而且對來自克里姆林宮的任何東西產生自然而然的不信任。

　　對此，人們必然要問個究竟。因為美國人對中蘇兩國的印象必然在美國的外交政策中有所反映，因此這個問題尤為重要。

　　就歷史而言，美國人通常對中國看好而對俄國印象不佳：部分原因是中美兩國的交往源遠流長，全面廣泛，而美俄兩國的接觸屈指可數。即使在致使中俄兩國的共產黨掌握政權的革命發生之前─1917年的俄國革命與1949年的中國革命─訪問中國的美國人數量遠遠超過那些到俄國的美國人。

　　美國商人、傳教士、教育家與慈善家在革命前的中國組成了一個規模雖小卻不容忽視的社會網路。自1784年美中兩國交往以來，那些來華的美國人就不斷地向國內傳遞有關中國良好印象的資訊。長期以來，這些對中國友好的報導促使有關中國人以及中國為題材的大量文學作品如雨後春筍般湧現。

　　相反，很少有美國人在1917年之前訪問俄國，而那些到過俄國的美國人也很難有能使他們對俄國產生同情的經歷。可以認為，在19世紀，俄國的強大足以阻止外國人介入內政，而當時的中國由於軟弱，致使外國人可以隨意地進行干預。

　　不管事實如何，19世紀建立起來的有關中俄兩國的文本形象延續至20世紀。像賽珍珠（《大地》一書的作者）這樣的暢銷書作家激起難以估量的對中國人的好感，在她的筆下中國人被描繪成淳樸的、快樂的樣子。大多數關於俄國的文學作品一直是消極的。即使在20世紀30年代，當時雖有許多美國知識份子沉湎於對蘇聯的「紅色浪漫」（Red Romance），美國人關於蘇聯的主流觀點仍然是一個遭受貧困與失去個人自由的不愉快國家。

　　美國人對中俄兩國的不同印象的形成原因，還可以從旅居美國的中國人與俄羅斯人對他們各自國家的態度上找到答案。那些在19世紀移居美國的中國人雖然形成了華人社區，但對他們的祖國卻沒有任何惡感，實際上他們對祖國取得的成就感到驕傲。

　　與此同時，在俄國革命爆發前後來到美國的俄國人普遍認為他們是俄國宗教偏見、政治煽動以及某種無法預測的勢力的犧牲者。這種國家態度延續至今。甚至到今天，美籍華人一般會為中國的進步與發展振奮不已。

　　新近從俄國來到美國的猶太人群體是蘇聯政府及其價值觀的嚴厲批評者，他們對美國政府採取的任何一個對他們出生的故土的強硬政策拍手稱快。

　　美國大學裡有關中俄兩國的學術研究取向也促進了美國人關於中俄兩國認知觀念的形成。有關中國文化的學術研究計畫主要由那些在中國有過愉快經歷的美國人來主持，這使他們只提供同情中國的解釋。另一方面，俄國研究從一開始就由一批俄國移民所主導，他們對蘇聯的發展持批評態度。

　　多年以來，費正清（John K.Fairbank）一直擔任哈佛大學中國史教授，他被視為美國中國學研究的「泰斗」。他因同情中國以及能夠以中國人的視角研究中國事務而聞名遐邇。與此同時，哈佛大學俄國史教授是米哈伊爾•卡爾波維奇（Michael Karpovich），他是俄國最後一個非布爾什維克政府駐華盛頓大使館的流亡者。卡爾波維奇先生的反布爾什維克信念見之於其有關俄國生活與歷史的評論中。

　　因此，哈佛大學的學生聽到的是親華的中國史與反俄的俄國史。有關中國史與俄國史的研究隊伍在美國其他重點大學裡也是如此相行不悖地發展著。比如，芮沃壽（Arthur Wright）多年執教中國史，而格奧爾基•維爾納特斯基（George Vernadsky）則講授俄國史。當學生們在他們老師的薰陶下畢業後，進入學術界、政界和外交界工作，他們會繼續強化美國的親華與反俄態度。

　　當然，二戰期間中蘇兩國的領導人也影響了他們國家的形象。俄國的史達林儘管熱衷於消滅法西斯敵人，仍被許多美國人視為一個只顧處死政敵的「嗜血獨裁者」。當同盟國發現他們無法在1945年之後尋求一個可行的和平解決方案時，史達林的形象變得更糟，並使蘇聯在美國人心中的形象進一步惡化。

　　相反，蔣介石的獨裁在某些方面不亞於史達林，卻在西方被看做一個民主主義者和致力於中國現代化的推動者。蔣介石的形象（只有少數人懷疑他瀆職，缺乏實施改革的能力）很容易被歸結為全中國的形象。

　　顯然，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歷史性地影響了美國人關於俄國和蘇聯的消極印象，那就是俄國根深蒂固的反猶主義。這種影響因素在中美關係中是不存在的。

　　鑑於美國與中蘇兩國關係的重要性，各行各業的美國人都需要明白上述感知以及影響這種感知的因素，從而竭盡全力地使我們對待中蘇兩國的態度趨於平衡。看起來，中國人與俄國人也迷上這種感知的鏡像，即大多數中國人傾向於接近美國，而許多俄國人則對美國非常不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