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高友工
一部完美的《理想國》的中譯本終於在中國出版了，這實在是件值得大書特書的文化史上的大事。也許有人並不同意我對這本譯本的重視。我希望能在這解釋一下。
西洋文化對近幾百年來的中國的衝擊是夠強烈的了。於是談中西文化優劣異同似乎是一個重要的文化史上的課題。但是談了幾百年，到今天大家還是在「體用」之類的範圍打圈子。但這不能責怪任何討論文化史的學者，因為真正要能透視這兩種文化的同異，是要分別對這兩個都有幾十世紀歷史的文化有深刻的了解。這在一般人說來是談何容易的事。即如專治中國文化史的學者已經要窮畢生之力才能對這個題目有所得。能有餘力來兼通西洋文化史實在是強人所難了。同樣地，國人治西洋文化史又何能真正地就以中國文化是「生而知之」的知識，輕率地比較品評。至少我們希望一些鄉愿要全盤抵制外來文化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但是我們也希望一些鍍金回來的洋博士高談中國文化的時代也過去了。現在我們需要的是對這個影響到每個中國人的生活的問題有一個更深入地了解；同時，這個問題也應該牽涉到每一個中國人，有一個更廣大的聽眾。
這段話似乎有很多矛盾。第一是我個人曾屢次聲明我討論的問題不是「中西文化比較」的問題，而是兩種（或多種）不同「結構」或「理想」的問題，那麼我為什麼現在要反過來希望大家討論這個比較的問題？實際上我們在談不同「結構間架」、「理想類型」，我們可能就是在談更大的文化差異。但是在我們沒有把細的問題澄清以前，突然進入了更大的問題，結果所得的無非是一些新的「文化八股」。我個人覺得沒有那種縱覽全局的氣派，但是一些點點滴滴瑣碎的分析工作也許還可以勉強做到。所以我始終是認為這種「比較」工作是個大課題；但要能有超越前人的識見，恐怕不是一個人能做到的；而是要靠大家分工、集結眾人客觀分析的結果。
這裡彷彿又暴露出我的第二點矛盾。這種分工的努力也許能有更深入的成就，但卻離我所說「普及」的方向更遠了？表面上看的確如此。何況這種深入地研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百年大業。一時談不到結果，更談不到人人可以參加論辯了。但是我認為做文化史的比較是要靠學者不斷的努力，往往會陷入「專家」專制的領域。而對西洋文化理想有個深入的了解，是一個受過普通教育的中國人能夠做的。這種了解至少應該符合幾個起碼的條件。第一，是了解的對象不是整個的西洋文化；而是西洋文化中最有代表性，最能反映他們文化理想的作品。因此這種作品在時代上是整個希臘、羅馬、希伯來文化傳統最早的，而在思想史上是最有影響的。最理想的代表作自然是這裡要介紹的柏拉圖的《理想國》。它雖晚於一些希臘的史詩，但在以後整個文化理想的形成卻是無與倫比的。第二，了解的過程不是依賴其他學者的分析解釋，而是讀者自身直接的接觸。說到這點我們不能不慨歎我們翻譯事業的落後，人人可以說理想的讀書方法是通過原文。但是以柏拉圖來說，在英美有多少人是直接讀原文呢？既然學問是天下的公器，把重要的著作譯成我們可讀的語言可以說是一件最基本的工作。但這部最有代表性的西洋經典到現在才被全部譯成可讀的中國語言，不能不說是一件既可喜又可歎的事。可喜的是從此我們每個受過中等教育的中國人都能直接接觸這部西洋經典，大家都可以參加柏拉圖《理想國》中思想的論辯。無形中也使我們的中西比較研究進入一個新的領域，可歎的是這部鉅著要在白話文出現之後等了這麼多年才有一個理想的完善的譯文。
不過這個等待也許是值得的。侯健學長在英文方面的造詣是人所盡知的，但是他在中文方面的功力卻不是一般人所知的。我在這裡說他在這兩方面都是我的師輩，也許只證明我自己兩方面的淺陋，並不能證明他的深厚。但每位讀者都可以自己去讀譯；高興的話還可以對照原文（英文版）。這樣流暢而忠實，通俗而典雅的譯筆是少有的吧！我最大的期望是侯學長以及其他兼通中外的學者能繼續努力，把其他重要的經典也都這樣地翻譯出來。
但是，只稱美譯者的文筆則不免忽略了他在學識方面的成就。熟悉侯兄的人都知道他平時也是能倚馬萬言、文不加點。但是我們聽眾往往有無法完全領會的苦處。其實這過錯全在我等。因為他的思路敏捷，且學識過人；他的旁徵博引如同天馬行空，至少對我這個學識淺陋的人往往茫然不知所從。我感覺非得通聲韻，治訓詁，熟讀八家、李杜、莎翁、白璧德不能悟其妙旨。他是專治英美文學的，但近年來對中國小說就有不少卓見，見諸文章。現在細讀所譯《理想國》更非對西洋思想有深刻了解不能到此境界。所幸這裡柏拉圖限制住了他。所以文中我們不解的，只能由作者負責，不是忠實於原文的譯者之過了。
這部譯著出來以後，我們也許應該重新想一些問題，而且每個中學生也都應該想這些問題。這些問題當然每人都有不同的想法。但是至少我可以提出一個我以為是《理想國》應該給我的啟示：即是為什麼在西洋文化中一個分析的傳統能占有如今這樣一個統領的地位？是否我們可以從理想裡看到這個分析哲學和知識論的淵源？一九七六年Nicholas P. White在柏拉圖論知識與實在（Plato on Knowledge and Reality）還在說：「我以為柏拉圖的知識論已在現代英美哲學中成為一可能而且不能避免的哲學思考與辯論的中心主題。」（p. xiii）就我來看西洋思想史始終沒有真正地擺脫柏拉圖的影響。而柏拉圖本身在《理想國》中實際上也正是代表一種對當時希臘理想的反省。因此可以把《理想國》當作人生哲學讀，也可以視之為政治哲學，甚至於形而上學。但是我以為最有意義的關鍵是在全書開出「知識、真理、實存」這個大題目。這樣把握住不只是全書的精神，而是全書在西洋文化發展中的精神。也許我們才不至於再重蹈早年以柏拉圖比孔、孟的覆轍。讀書要能「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也許我們應該多辯論一下這個「環中」是什麼吧？
今天草完這篇短稿正是我從臺北飛來雅典的次日。重遊蘇格拉底、柏拉圖昔日論辯的廣場，風物也許已不似當年。但我感覺的臺北和雅典在「物」的層次上也許相去不遠。一樣的炎午，一樣的緣蔭。甚至於人種的差異也只是最膚淺的特點。可是我們的思想方法和內容也許是迥然不同。這只有等你讀了柏拉圖後再做的解答吧！
民國六十八年秋
譯者序（節錄）
侯健
蘇格拉底，雅典公民，生於西元前四六九年，父為雕刻師，母為助產士。他曾紹父箕裘了一陣子，旋即棄去，認為他畢生職責，在於為自己和朋友的品德和知識的進益而努力。他淡泊於世俗的需求，所以雖貧窮之外，還配上一位今古知名的潑悍夫人Xanthippe，仍能寧然自適。他不曾參政，但不論平日戰時，都對他身為公民的義務，克盡厥職。他不曾正式傳道授業，卻以辯證的討論方式，領導那些追隨他的青年，依理性來思考和行動，但來去任便，不收學費。希臘史家席諾逢（Xenophon）和柏拉圖，都屬及門弟子，也都留下對蘇氏的描述。兩人雖說法有異，但一致認為，蘇氏道德精純，思路邃密，從不感情用事，而且只要自反不餒，就要不計後果，宣揚其信念。他平時固然如此，晚年他受挫違反城邦宗教，紹引新神（指他信仰良靈或daemon亦即我國慎獨工夫中所面對的良知）與腐化青年等重罪時，仍然我行我素，不肯屈服。事實上，他遭到判處死刑後，儘有機會潛逃，卻還堅持公民必須守法，而且仍公然發表他的信念。乃於西元前三九九年依法仰藥自盡。
蘇格拉底是既不作也不述的思想家。《理想國》紀載他與友人的談話，卻是柏拉圖所錄，所以柏拉圖才是真正需要讀者了解的。他於西元前四二八年生於雅典，據說生日與日神阿波羅相同，都是五月廿一日。他是雅典舊王室的後裔，父親阿里斯東，母親則與索倫有戚誼，本名是Aristocles，柏拉圖據說是蘇格拉底給他的名字。葛樂康和阿第曼圖是他的長兄，都在《理想國》裡出現。柏拉圖自己很早便追隨了蘇氏。他受蘇氏影響的結果，使他一心要探討一樁問題！如何改造社會，俾使人人都能盡其所能，充分發展。這點恰是「理想國」的另一主題，而這本書如後面所陳，是他最中心的著作。
柏拉圖的童年青春，都在庇洛波尼西亞戰爭（The Peloponnesian War）的陰影下度過。這場戰爭，自西元前四三一至四○四年，歷時二十六年，始於雅典與斯巴達盟邦哥林多的爭執，斯巴達旋即加入。西元前四二九年發表瘟疫，雅典的派里克利（Pericles）去世，人亡政息，雅典民主政制的黃金時代不啻終結。柏拉圖出生的那年，正有雅典兩個屬邦叛變。他十二歲的時候，親見雅典艦隊出征色拉求斯，大敗而歸。他二十三歲時，雅典終於向斯巴達屈膝。雅典成為半島霸主，始於第三次波斯戰爭，西元前四八○年在薩拉密驅退來敵之後。派里克利英明正直而又仁厚，對屬邦不薄，但如希臘在庇洛波尼西亞戰爭前夕派往斯巴達的代表所說，雅典之躬執牛耳，是三種強烈動機使然：野心、畏懼和自利。這種帝國主義的思想，在雅典派兵出征色拉求斯時，由其代表再次說出，載於修西戴狄斯（Thucydides）的《庇洛戰史》裡。傅拉西麻查斯在《理想國》裡所說的，正是雅典代表說過的話：「你們說甚麼正義，骨子裡只是一時的權宜。正義何嘗能制止任何人攫取他能攫取的東西？建立帝國，是人類天性中的志向。只要他們肯在必要範圍之外，仍致力於正義，便算十分難得了。」而庇洛尼西亞戰爭。根本可以說是起自雅典與哥林多兩地商業利益上的衝突，所以，柏拉圖認為，一切戰爭，都是為金錢打的。以當時來說，戰爭糾紛，總不外貧與富、寡頭與民主之類的私利衝突所致。儘管大家各以美麗動聽的口號來掩飾，骨子裡則其動機都不堪聞問。柏拉圖的青春期間，雅典正分寡頭與民主兩派—那時的民主是有限的，僅及於公民，跟奴隸和外國人無關—執政的民主一方，措施頗多不當，寡頭的一方，乃希望取而代之，柏拉圖的母黨親友，恰屬後者。
據他晚年自述，柏拉圖早年就有從政的意願，及至將近成年，西元前四○四年時，他的戚友掌權（史稱三十人幫，The Thirty Tyrants），邀他參與。他以為撥亂反正的時機已至，卻發現這幫人其實是以暴易暴，而且變本加厲。最使他痛心的，是他們希望利用蘇格拉底，去逮捕另一位公民，其意顯在使蘇氏成為幫兇。蘇格拉底拒絕了。俟後三十人幫倒臺，柏拉圖仍願從政，特別是自放逐中歸來的人，雖有報復舉動，大體尚屬溫和。但就在這時候，他們把蘇格拉底以不敬神祇罪交付審判，終加處死。柏氏年事既長，閱歷亦多，博覽當世法律與習俗之餘，愈感治國之難，大覺惶惑。他雖未停止積極從政的願望，實際上則完全致力於覓致解決政治問題的方法。
這些自是後話。他幼年深受音樂和體育的陶冶，此後曾致力詩學，並能操觚作詩，但不久就獻身於哲學的研究，業師據說是希拉克里托斯（Heraclitus，約西元前五三五—四七五）的弟子克拉提洛斯。希拉克里托斯的哲學，認為變是惟一的真實，所謂永久性，乃是幻覺，一切事物，均有正有反，是故有無相生，恒常轉變。他二十歲時正式從蘇格拉底遊。西元前三九九年蘇格拉底死後，他離開雅典，遊學四方，最後到了色拉求斯。他與此處執政者（Dionysius the Elder）的親戚狄昂交好，狄昂反對執政的暴虐，柏拉圖受了連累，據說被執政賣為奴隸，後得友人贖回，於西元前三八八年左右回到雅典，並以親友募集的贖金，在雅典西北方成立了他的學院（Academia）。他在此授業垂四十年之久，終生未婚，而且其間除曾兩次前往西西里外，未再離開。這兩次都與狄昂有關：第一次（西元前三六七年）是要協助後者，說服色拉求斯執政之子，皈依哲學，以立憲君主制治國，結局不僅沒有成功，反使狄昂被逐。第二次（西元前三六二）是要為狄昂說項，結果也未成功，倒幾乎危及自己的性命。柏拉圖大抵是坐而言的思想家，並非起而行的人物。
他的及門弟子，最有名的自屬亞里斯多德，但他的學院，除了學生外也有不少社會人士，包括若干女性都曾往來其間，甚至外國政府，也常有派人前來請教的。他教學方式部分以交談對話的形式出之，部分為有條貫系統地講授。他孜孜講學始終不懈，而在八十一歲（西元前三四八年），寫作之際安詳去世。他的學院所在地，保存在他的門徒後輩手裡將近千年。
他的作品共三十六種，五十六卷（《書翰十三通》也算一卷），都傳到後世，原因在於他的學說始終有人傳承，在歐洲的中世紀所謂黑暗時代也未例外。西元前後那一世紀的新畢達哥拉斯派學者傅拉希洛斯，把這些書分為九部，各含四種：（一）Euthyphro、《蘇氏自白錄》、Crito Phaedo；（二）Cratylus Theaetetus、《詭辯家》、Politicus；（三）Parmenides、Philibus、《酒談會》（Symposium）、Phaedrus；（四）Alcibiades上下、Hipparchus、Anterastae；（五）Theages、Charmides、Laches、Lysis；（六）Euthydemus、Protagoras、Gorgias、Meno；（七）Hippias上下、Jon、Menexenus；（八）Clitopho、《理想國》（十卷）、Timaeus、Critas；（九）Minos、《法學》（Laws，十二卷）、Epinomis、《書翰》。此外尚有八種，是古來就視為偽作的。這裡所說的三十六種，其中也難免有後人偽託羼入，但無證據證明其為偽。只不過《書翰》的確為柏拉圖門弟所著，實在是法學一書續編的Epinomi以外，第四部各書、Theagis、Minos、Clitopho大約均是依託的作品。此外，還有不少號稱柏氏作品的警語箴言，也都受後人懷疑。
自古以來，不少學者曾希望確定各著的寫成年代，但都不曾獲致一般接受。其中較為人所信的是，Phaedrush成書最早，《法學》最遲，《理想國》屬柏氏晚年作品。《書翰》之外，他的著作有一種共同特色—對話體，而且都一貫地以蘇格拉底為發言或發問中心，柏拉圖自己則從不在書內出現。柏氏採取這種戲劇的形式，同時顧及演出的場景、參與談話者的性格、語言與風範，特能顯示他對文學、特別是當時的詩劇形式的了解與掌握。另方面，他也表現了蘇格拉底求知求實的特殊方法，也便是辯證法。這兩種特質，為後世的哲學家開創了一種研究與寫作形式，至少沿用到十八世紀的休謨（David Hume），甚至德萊登（John Dryden）在《論戲劇》（Of Dramatic Poesy）也採取了它。它與我國的論、孟乃至後世的答客問或語錄，包括儒家的和佛家的，都有顯著的不同—這種不同恰是譯者立意翻譯本書的動機之一：有人把答客問一類當作對語錄（dialogue）。原來我國的形式，是答者必為權威，問者常屬弟子親朋，因而讀者只見「聲明」或「宣布」（statements），亦即肯定地說出無詰難餘地的一般通則，再沒有辯論（arguments）的提出，是以權威始終是權威，簡直沒有自疑（self doubt）的時候。這種情形，使我們的思維道路，傾向於大而化之的一般化（generalization），能綜合（synthesize）（例如話說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卻少了對特定條件或因素（particulars）的分析。蘇格拉底的方式便不然。本書中他確屬權威，聽眾也多為弟子行的，他的目的也在於綜合的原則，但這些原則的取得是唇槍舌劍，有來有往的。他首先聽取別人的意見，不斷發問，也發表自己的看法，但非以權威，而是以辯難的方式出之，而且在整個過程中，他一貫地堅持，發言者一定要把所用的一般名詞（general terms），也就是抽象觀念如是非善惡專制民主一類的字眼，先加嚴格的界說，或者說是如孔子所要求的正名，俾能對這類名詞，在事先獲致共同的理解，以免各說各話，葫蘆絲瓜，纏繞不休。他是絕不肯接受詖辭遁辭的。這種抽絲剝繭，著眼大而下手小的辦法，正是西方治學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