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唐律與國家秩序

序

　　唐律上承先秦以來的法史發展，下迄宋元明清，甚至東亞諸國，作為制律之藍本，也成為「中華法系」（或謂「東亞法文化圈」）共同的基本法典。基於此故，我在與學生們共同研讀史書《刑法志》、《禮儀志》、《唐六典》等史料，約十年之後，乃於1994年和諸同好及學生們組成校際「唐律研讀會」，直至2011年7月，整部《唐律》502條研讀完畢。就「唐律研讀會」而言，已歷十八寒暑，成員們包括我在內也有三世代，堪謂達成薪火相傳，而為學界聊盡綿薄之力。具體研究成果方面，我們已經召開過多次研討會，並出版數種專書，最近的研究成果，是在2011年召開兩次研討會，一為2011年2月召開「秩序．規範．治理──唐律與傳統法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會後出版《唐律與傳統法文化》（臺北，　元照出版公司，2011年），共收十五篇論文；一為2011年9月召開「唐律與國家秩序」，此即本書，共收十一篇論文。以下簡介諸篇論文內容，有關唐律部分，為省篇幅，只提律篇名。

　　本書所收前二篇，此即：洪文琪，〈唐律對於「侵巷街阡陌」的相關規範──兼論唐代的京城街道管理〉；江存孝，〈加重竊盜罪刪除「於夜間」要件的思考──以《唐律》「夜無故入人家」條為起點〉，二文主要是探討國家公權力在公共空間秩序的維護，尤其城坊制及夜禁規定，到個人正當防衛、緊急避難的法益問題。洪氏主要依據《雜律》「侵巷街阡陌」條（總404條）、《雜律》「犯夜」條（總406條）等；江氏主要依據《賊盜律》「夜無故入人家」條（總269條）、《雜律》「犯夜」條（總406條）加以立論。

　　楊曉宜，〈唐代捕亡的程序與法律規定〉一文，如題目所示，主要依據《捕亡律》諸條文，探討捕亡程序，同時規定緝捕工作人人有責，甚至是道路行人都必須協助緝捕，由此可看出唐代對於社會秩序維護的重視與執行的成效。李淑媛，〈唐代人身買賣之「南口」現象試析──以「壓良為賤」律令為中心〉一文，主要依據《賊盜律》「略人略賣人」條（總292條）、《「略賣期親以下卑幼」條（總294條）、《戶婚律》「放部曲奴婢還壓」條（總160條），以及《雜律》「以良人為奴婢質債」條（總400條）等立論，尤其南方嶺南五管和福建、黔中等道的良口，並論及人口買賣與地方風俗習慣關聯甚深。

　　儒家經典的義理底蘊無非是天道流行，制訂刑罰能從儒家經典中找到根據，就符合了天道運行的秩序與法則。所以「天」是「刑」制訂施行的終極依據。劉怡君，〈《唐律疏議．名例律》「天」與「刑」關係之探析──兼論經學與律學的融合〉一文，透過《名例律．序》論述此問題。再者，天人感應的思維中，天、地、人間可以互相溝通、互相影響。上天擁有意志，能與人的意志相通。祥瑞的出現，是天的意志表示，此事關係到政權的正當性，君權可據此更加鞏固，但社會也可據此推翻政權，所以唐律立法不許詐言瑞應，用以保護皇權；民間透過孝感瑞應，可達到教化功效，安定社會秩序。本書有二篇論文，探討這方面問題，一為李玉?，〈報喜也有罪？──從唐律的詐為瑞應談起〉；一為張穎德，〈唐判中的祥瑞──以《文苑英華．孝感判》為中心〉。前者主要依據《詐偽律》「詐偽瑞應」條（總377條），後者主要藉由《文苑英華》卷537〈孝感門上〉、卷538〈孝感門下〉中的判文進行分析。

　　另外，從母親角色探討唐宋女性的地位的變化，有黃玫茵，〈從母權母喪試論唐宋間母的角色變遷〉一文。黃氏以為自兩漢以來，在禮律是建立以父系主義為主軸，所以唐令之《封爵令》、《天聖．喪葬令》附「喪服年月」諸條、《名例律》6「十惡．不孝」（總6條）、《戶婚律》30「居父母夫喪主婚」（總179條）條《戶婚律》31「父母被囚禁嫁娶」（總180條）、《?訟律》「告祖父母父母」條（總345條）等，建立父系嫡長繼承的絕對優先性，唐宋間母親的家內角色變遷，適可反映母子關係規範目的在於建構父系家庭。母之受尊崇，同樣基於男性而貴，非以女性受尊奉。尊卑取捨以尊父為主，尊母只限直系關係時才發揮效力。

　　朱祖德，〈斯坦因所獲吐魯番文書「長行坊」文書研究──以唐律相關條文為中心〉一文，透過《廄庫律》「受官羸病畜產養療不如法」條（總198條）、「乘官畜車私馱載」條（總199條）、「乘駕官畜脊破領穿」條（總201條）以及《天聖．廄牧令》唐令相關諸條，並參引吐魯番文書中「長行坊」記載的研究，可知即使在邊陲的西州地區，基本上仍執行著唐政府的相關法條規定。安史之亂後，唐國勢由盛而衰，驛傳馬的補充能力大減，驛傳馬和長行坊系統遂伴隨著李唐王朝衰亡而廢。

　　嚴茹蕙，〈試論「化外人」與文化認同──以八世紀的渡唐日本人為例〉一文，依據《名例律》第48條「外化人相犯」條（總48條）、《擅興律》第9條「征討告賊消息」條（總232條）等條文，透過粟田真人、阿倍仲麻呂、吉備真備、大和長岡以及唐僧鑒真與日僧普照、榮叡等人，在八世紀前後渡唐後，在日本或唐習得的中華文化成果，而將儒教、律令、中國式佛教、科技等相關文化，乃至生活方式傳入日本。日本在攝取中華文化時有其自主性，而作選擇性吸收。雖是如此，媒介人物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的貢獻不可忽視。日本平安後期，逐步發展出屬於自己的國風文化，只是對中國有形的文物仍然滿懷憧憬。

　　王信杰，〈唐以後舊五刑體制的破壞與近世新五刑的建立──兼論元代刑罰體系對明清的影響〉一文，說明唐律五刑（即《名例律》第1~5條所見的笞、杖、徒、流、死刑規定），多為後世所沿襲。但自唐代以後南北兩大系統對於唐律五刑體制有所改變，而各有不同的發展特色，北系遼金的特點，以唐律為宗，尤其是金；南系兩宋的發展是因宋太祖制定折杖之法，代換原先的笞、杖、徒、流四種刑的執行，與唐制五刑有名實脫離的狀況。元代的刑法體系不可避免地受到北系遼、金與南系宋的影響。真正有系統的建構流刑要等到明代，論者認為明律有輕其所輕重其所重的特色，其實這是唐律以後歷代刑制發展的結果。

　　以上十一篇論文，不能說全面性探討國家秩序，但至少從京城到街巷，從白天到黑夜，從天道瑞應到社會良賤、家內秩序，尤其是母親角色，乃至驛傳馬，「化外人」的法律適用及其文化交流的媒介角色等，可謂有多角度考察國家秩序，同時對唐律五刑體系到宋以後「近世」新五刑體系的解析，在法史研究領域增闢新的視野。更難得的是作者皆屬於新秀，除法學出身外，亦多出自歷史學門，跨領域研究，成為本書的特色，而有賴學界先進予以鞭策與鼓勵。

　　先秦法家重法，為眾所周知，惟論者常忽略法家論法有一前提，即君主也要守法，《商君書．修權篇》說：「國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權。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者君之所獨制也。」此即君權雖可獨制，但法、信兩者都是君臣共有，不可偏廢。漢文帝時，廷尉張釋之有言：「法者天子所與天子公共也。」（《漢書．張釋之傳》）亦是此意。到　唐太宗，又說曰：「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也。」（《舊唐書》卷七十〈戴冑傳〉）太宗為史上明君典範，所以對「法」之認識，也以為是天下公器。但無可否認，史上不乏暴君，生殺予奪，全無章法。只是不能因而誤以為中國是無「法」的國家。本書所收諸篇論文，其論述，基本上都有法條依據，正面看是國家秩序已建立法治。只是這樣的事實，常被史書所載諸不法特例所掩蓋。其實從最近發現近代諸司法審判檔案看來，大多判例仍依法判案。中古時期官府司法審判檔案傳世極少，因此如何透過法律條文與實際運行，相互印證，以還原歷史真面貌，則有待今後繼續探索。是為序。

高明士

201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