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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與轉型︰思潮、戰略與自生能力

經濟發展與轉型︰思潮、戰略與自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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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7301138731
林毅夫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0年3月01日
64.00  元
HK$ 60.8  







規格:平裝 / 162頁 / 17cmX24cm / 普級 / 單色 / 初版
出版地:大陸




[ 尚未分類 ]








林教授根據自己對中國改革發展和許多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改革發展成功與失敗原因的認識與理解,在書中提出了一套新的發展經濟學和轉型經濟學的理論體系。

他強調了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在發展和轉型過程中選擇正確的戰略的重要性,並提出“企業自生能力”的概念,以此概念作為發展經濟學和轉型經濟學的微觀基礎,來重構發展經濟學和轉型經濟學的理論體系,並探討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如何發揮正確作用,以推動經濟發展和轉型的成功。

書中包含的觀點主要有︰

持續的技術升級是一國經濟長期動態增長的最重要驅動力。

思潮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能否實現動態增長的最重要的決定因素。在正確思潮的指導下,發展中國家將能夠利用後發優勢,實現動態增長與向發達國家的收斂。

政府是發展中國家最重要的制度。政府采納的政策將會塑造經濟中的其他制度和激勵結構,並影響他們的質量。

稟賦是一國技術選擇和產業選擇所面臨的最重要的緊約束。

比較優勢不僅是貿易的最重要指導原則,而且也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最重要指導原則。

一個企業只有根據由經濟體的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進行產業選擇和技術選擇,才會在競爭市場中具有自生能力。

實用主義是推行經濟轉型的最重要的政策指導。

個人和地方自發的創新式經濟轉型中帕累托改進措施的最重要源泉。


第一部分 發展、轉型與分流
第二部分 探尋繁榮的根本且可變原因
第三部分 現代化的抱負與社會思潮
第四部分 發展戰略、自生能力和經濟績效
第五部分 自生能力與轉型戰略
第六部分 發展戰略與發展和轉型績效︰實證分析
第七部分 東亞經濟體為什麼如此特別?東亞發展和轉型的經驗可以提供怎樣的啟迪?
第八部分 關于正確的發展和轉型戰略
附錄一 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戰略與經濟制度
附錄二 數據描述參考文獻


中國是一個有著悠久文化、輝煌歷史的國家,在前現代時期曾經在長達兩千年的時間里領先世界科技與經濟發展水平。但是,到了近代西方國家快速崛起之後,中國一落干丈,成為世界上最為貧窮落後的國家之一。自1840年的鴉片戰爭以來,使中國重新富強起來一直是中國政府和中國知識分子鍥而不舍的追求,也是我自小最感興趣的問題。同樣地,在第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許多擺脫殖民統治,政治上獲得猛立的發展中國也在其政府的領導下和國際發展機構的幫助下進行了許多努力,試圖擺脫貧窮落後的面貌,縮小和發達國家的差距,實現國家的現代化。然而,到了20世紀70年代除了東亞的日本和四小龍外,世界上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差距不是縮小了而是擴大了,並且,經濟、社會、政治危機重重。于是,當中國于20世紀70年代末率先實行改革開放後,世界上的其他發展中國家也在其政府和國際發展機構的幫助下紛紛進行了經濟改革和轉型。其結果是,東亞的中國和越南取得了連續30年的快速增長,入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貧困大量減少;但是,多數其他社會主義和非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不僅未能帶來同樣令人振奮的發展績效,而且,還出現了經濟、社會、政治上的各種困難。

自1776年亞當•斯密出版《國富論》以探索財富的本質和國富國窮≡I京因從而建立了現代經濟科學以來,如何使一個國家富強起來是過去二百多年間經濟學家們付出努力最多的一個問題,由此也產生了幾個影響廣泛的理論和思潮。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多數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和國際發展機構在經濟發展和轉型上所作的諸多努力或多或少都受到了當時的主流理論和思潮的影響。然而,成功地實現發展和轉型的東亞經濟,其發展和轉型政策卻與當時的主流理論和思潮相背;而根據主流理論和思潮制定發展政策或轉型政策的國家卻未能獲得該理論和思潮所預期的成果。

理論的目的在于揭示現象的本質,進而指導人們改造現象。和其他多數中國知識分子一樣,開始思考中國的發展和轉型問題時,我試圖從前人的智慧和理論成果中去尋找答案,並信服于那些經典著作的嚴謹分析和解釋。然而,隨著經驗和見識的增長,我發現許多現有的理論雖然邏輯非常嚴謹、漂亮,但是,其推論和預測卻與我了解的現實世界相差甚遠。我在芝加哥大學學習四年的最大收獲之一是從舒爾茨、貝克爾、斯蒂格勒、盧卡斯、福格爾、約翰遜等大師那里了解到︰當一個現象不能用現有的理論解釋時,應當拋棄的是現有的理論,而且,這是進行理論創新的最好機會。芝加哥大學的學位也給了我根據自己對現實世界的觀察和理解來進行理論創新的信心。

自亞當•斯密出版《國富論》,使經濟學成為一門獨立的社會科學以來,現代經濟學的研究、教育和理論創新中心在英國逐漸形成,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逐漸出現轉移,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成為世界經濟學的研究、教育和理論創新中心。一個有影響的經濟學新理論通常來自于在上述理論創新中心工作的經濟學家,他們通過觀察發生在這個中心的重要新現象,試圖了解這個新現象的本質,而構建出一個能解釋這個新現象的因果邏輯,並且,通過教育、出版、交流而使其理論影響到世界各地。根據安格斯•麥迪遜的研究,按1990年的購買力平價計算,1700年時英國的人均收入為1250國際元,居世界第二位,到了1870年時英國已穩居世界第一位。美國在1913年時人均收入達5 301元,已為世界收入水平最高的國家。由于,不管英國或是美國在作為世界經濟學的研究、教育和理論創新中心時都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因此,實際上現代經濟學的主要理論和體系絕大多數是由生活、工作在最發達國家的經濟學家根據他所觀察到的、主要是最發達國家的現象而提出的。無可否認,這些理論在解釋最發達國家現象的本質和產生的原因時有其價值。但是由于發展階段、先天稟賦、文化歷史的差異,有些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看似相同的問題,實際上其成因和經濟行為者在作選擇時所面臨的最為關鍵的限制因素卻經濟不同,因此,運用來自發達國家的理論以解決發展中國家的問題時經濟會遇到“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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