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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勵之自傳：天體物理的開拓者，民主的啟蒙者 Autobiography Fang Lizhi


			9789863201878
			方勵之
			天下文化
			2013年4月30日
			267.00 元
			HK$ 226.95

詳
細
資
料

叢書系列：社會人文
規格：軟皮精裝 / 640頁 / 20.5*14.8cm / 普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出版地：台灣

社會人文

分
類

人文史地 > 台灣史地 > 人物史/傳記

同
類
書
推
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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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讀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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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容
簡
介

　　每一個人都有一條生命的巨流河。方勵之，中國人權與民主改革的先驅、社會主義中國第一位發表天體物理論文的學者，鄧小平一生中最頭痛的人物。親筆寫下既經典又獨特，且富戲劇性的人生經歷。

　　方勵之的經歷與中國近代史糾纏在一起，他熱愛他的祖國，奉獻一生，然而六四之後卻終生不得返國，客死異鄉，所幸留下的遺稿《方勵之自傳》，將他生命的巨流，又重新流回世界。

　　他的自傳匯聚了這個時代的共同記憶，在人類歷史中刻下科學與自由的「普適」精神，滋潤世世代代華人的心。

　　「我希望，我的自傳能說清楚，科學和民主到底是如何引導我（以及我的認同者）走上這條『被通緝』的不歸路。」

－方勵之

作者簡介

方勵之Fang Lizhi

　　方勵之（1936/2/12~2012/4/6）

　　方勵之於1956年從北大物理系畢業後，旋即加入中國核反應堆研究項目。1957年，在反右運動中被開除中共黨籍，下放至河北省贊皇縣勞動。1958年調至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任助教，講師（1961）。文革十年間多次被下放勞動。

　　1978年，方勵之任科大教授，1984年任該校副校長。由於1986年底的學生運動，方勵之被撤銷科大副校長職務，並第二次被開除中共黨籍。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方被中共當局指為反革命罪犯，在全國張榜通緝。方勵之隨即進入美國駐北京大使館避難。在美使館逗留一年後，兩國政府達成協議，准方一家離境。

　　1990年，以英國皇家學會客座研究員在劍橋大學天文研究所工作半年。1991年，至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及普林斯頓大學物理系任客座教授。1992年，方正式受聘亞歷桑納大學物理系教授，從事教學及研究工作至2012逝。

　　研究領域跨及核子物理、鐳射物理、理論天體物理及宇宙學等。方勵之已發表360餘篇研究論文，他是24本書籍的著者、編者或共同作者。方勵之的研究得過美國國家科學基金、世界科學實驗室、國際相對論天體物理中心等組織的支援。寫有許多科普文章。與李淑嫻合著的《宇宙的創生》一書被譯為英、法、義、日、韓等文。

　　除積極參與國際科學組織，方勵之也曾服務多個人權組織：美國物理學會國際科學家自由委員會主席；關切科學家委員會理事；中國人權共同主席。

　　方勵之是美國物理學會院士；美國科學進步聯合會（AAAS）會士；紐約科學院終身榮譽會員；亞歷桑納藝術、科學和技術學院奠基人之一。榮獲引力研究基金會1985年論文首獎；1989年甘迺迪人權獎；美國物理學會1996 Nicholson 獎章。羅馬大學、多倫多大學等多所歐洲及北美大學的榮譽學位。

目
錄

出版者的話　　追念一位偉大的知識份子：方勵之　高希均
序　自由知識份子的先行者　　許良英
寫在出版之前塵封二十多年的遺稿李淑嫻

第一卷：自傳（1936~1990）

前言：對一張通緝令的注釋

第一部時代巨輪
1. 我的列祖列宗
2. 北京的家
3. 淪陷區的小學
4. 第一推動年代
5. 在北大的校園裡

第二部北大出事了
6. 第一次走向谷底
7. 田野上的生活
8. 進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9. 帝制下的歲月
10. 八公山下的再教育
11. 來到合肥
12. 轉向天體物理學
13. 七十年代末的現代化

第三部走出中國
14. 走出中國
15. 改革的潮流中
16. 治理科技大學
17. 資產階級自由化
18. 持不同政見者
19. 一九八九年春和夏
20. 十三個月
21. 我經歷的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中美互動

第二卷: 自傳之後（1991~2012）

第四部科學人生
22. 第一次全盤西化
23. 天線的故事
24. 牛頓的水桶
25. 擠開國門的時代──霍金第一次訪華
26. 天為什麼是藍色的，一百年
27. 「孔子觀小兒辯鬥」及續篇
28. 可控核反應爐中的不可控
29. 全球暖化中的物理和非物理

第五部人在美國
30. 台灣乙未「第一共和」和先外祖逸事考
31. 民主何時能實現？------紀念「五四」九十年
32. 聖心寺和「暴民恐懼」
33. 頤和園治鏡閣消暑的日子
34. 中國的德先生賽先生──許良英
35. 關於許良英劉賓雁和我連署的那封信
36. 懷念嚴濟慈先生／十二年後才打開的祭文
37. 真實的鄧小平
38. 從諾貝爾物理學獎看天體物理學
39. 奧斯陸四日四記
40. 劉曉波，諾貝爾和平獎的挑戰
41. 親歷亞利桑那山谷熱
42. 亞歷桑那一百年／了卻勵之的一樁心願

後記：
一、仙人柱生長的地方晨劍
二、中國宇宙學先驅陳丕燊

附錄：
一、大事記
二、「避難時的宣言」手稿
三、方勵之申請返回中國的文件

序

推薦序１

　　方勵之先生是天體物理學界的傑出人士，貢獻了世界級的研究成果。在中國七十年代的高壓環境中，他引進並推動現代天體物理學的發展，在他那一代人中無人能出其右。

　　此外，他對自己摯愛的祖國也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在八十年代，方先生公開宣導民主和人權的時候，“人權”兩個字在中國還極其陌生和“敏感”。少有人敢在公開場合說出口，遑論像方先生那樣提倡其普世價值。但不到30年以後，在方先生謝世之際，植根於中國民間草根的 “維權”運動已經廣泛地開展起來。中國的統治者雖仍把它視為禁忌，但也無法阻擋維權運動的高漲。今天即使是最底層的人士也開始懂得要求自己的“權利”。當然，這麼重要而巨大的變化不可能是單個人的成果，然而，我們可以而且也應該說，沒有任何人的貢獻比方勵之的大。方不僅是一位聰明絕頂的科學家、心地純良的公民和慈愛的家長，也是一個歷史級的偉人。1989年，在“六四”大屠殺之後，方教授和他的愛妻李淑嫻教授，在美國駐北京的大使官邸後院一座窗戶被嚴嚴實實掩蓋的小平房裡“避難”了13個月。利用那裡的電腦，方先生除了繼續他熱愛的天體物理的學術研究，還寫了這本到1990為止的大半生的自傳。方先生觀察敏銳，分析深刻，文筆優美。極力推薦。

林培瑞（Perry Link），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

推薦序２

方勵之與譚嗣同

　　方勵之教授1989年6月11日在日記中寫道：「中國尚未有自然科學家為民主而犧牲，有則自我們始。」「我們」，指的是他和夫人李淑嫻教授。

　　這使我想到譚嗣同。「戊戌變法」失敗後，他本來可以和康梁一樣逃往國外的，但他選擇留下。他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易也。有之，則自嗣同始。」

　　在方教授寫下上述那段日記的前些天，5月6日，我代表台灣《聯合報》從紐約到北京訪問他。那時學生正向天安門集結，方教授已被當局監視，對這位「中國沙卡洛夫」的人身安危，舉世矚目。我問他，如果一開始他就像其他人一樣，獨善其身過自己的日子，可能嗎？他說，很難。因為他不能接受馬克斯思想可以指導他研究物理。共產黨的主義和制度囚禁了每一個人，這就使他終生奮力獻身，想為中國找一條新出路。

　　以後他在北京家中、在美國大使館、在英國、美國和台灣，我都曾電話或當面訪問過他。他對中國的民主化一直保持樂觀的信心。他說：「民主是歷史的潮流，社會必定要走向發達之路，而發達的社會沒有民主是絕對不可能的。」造次必如是，顛沛必如是，此之謂大丈夫。

　　譚嗣同就義時中國還是一個專制王朝，但他的犧牲為後人換來一個共和國家。被中共放逐國外終於身歿異鄉的方勵之，是另一種形式的犧牲，相信他換來的早晚將是一個民主中國。

張作錦

前言

對一張通緝令的注釋

　　一九九一年春天，有一次在美國加洲演講後，幾個操著一口北京話的中國人半認真半玩笑地告訴我：「方先生，我們可是倒了你的霉了。有好一陣子，我們誰也不敢『挺胸抬頭』地走路。」我一時轉不過彎來，不明白為什麼他們走路的姿勢會同我有關。

　　也是一九九一年春，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參加「中國人權討論會」，會間休息時，一位在美國工作華僑抓住我同他照相。並且說：「方先生，我可是因為你倒了一次霉，一九八九年冬天，我在廣州機場海關被扣了好幾個小時。」我又是一時弄不清楚這位先生找我照相的目的是什麼。

　　兩件事情一個原因，都是來自一張通緝令。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中共當局用數十萬野戰軍鎮壓了北京天安門的和平示威後，我和李淑嫻成了全國第一號和第二號被當局公開通緝的逃犯。六月十二日全國電視新聞播發了通緝我們的命令，六月十三日〈人民日報〉又在頭版刊登了通緝令。全文如下：

　　北京市公安局通緝令

　　方勵之、李淑嫻，犯有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二條，業經提請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分院批准逮捕。對李淑嫻的批准逮捕並已經北京市海甸區人大常委會許可。

　　方勵之，男，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生，浙江省杭州市人，中國科學院北京天文台研究員，身高一．七二米左右，體態稍胖，留一邊倒長髮，方圓臉，戴近視眼鏡，走路時挺胸抬頭。

　　李淑嫻，女，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八日生，安徽省嘉山縣人，北京大學物理系副教授，身高米，體態稍瘦，留短燙髮，長圓臉，有明顯雀斑，走路步伐較快。

　　方、李二犯畏罪潛逃，現予通緝。請各區、縣公安機關接此通緝令後，立即部署查緝。並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公安機關協助查緝，發現方、李二犯，立即拘留，並即告北京市公安局。

　　北京市公安局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一日

　　那位華僑先生後來告訴我，因為他的體形很接近上面描述的「方勵之」，方圓臉、體態稍胖、一邊倒的長髮……所以，被廣州機場公安人員懷疑而截留，儘管他持有外國護照也不准離境。直到北京方面證實這位先生確實是請來客人而不是「方勵之」，才放行。他抓我照相就是想考察一下真的方勵之，是不是的確有點像他本人。華僑先生的遭遇說明那幾位北京人的玩笑，並不完全是玩笑。因為，通緝令是發到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公安廳、局，以及鐵道、交通、民航公安部門。全國各個車船碼頭，機場海關都布下了天羅地網，嚴陣以待。然而，中國人是太多了，形似上面簡單描述的「方勵之」和「李淑嫻」的中國人，可能並不難抓到，所以，可以想像，緝拿「方」「李」等在逃犯所帶來的恐怖。結果，逃犯並沒有抓到，一些形似者反而被公安人員盤查，甚至誤抓。因此，為了免遭這種騷擾，萬全之道之一就是不要像通緝令上所說的那樣「走路時挺胸抬頭」。

　　其實，如果拿通緝令上所描寫的「方勵之」和「李淑嫻」來盤查我和李淑嫻，我們倒真不一定會被抓住。因為，通緝令上有一系列的錯誤：

　　1. 我的生辰年月是一九三六／二／十二，錯為一九三六／十二／十二；
　　2. 李淑嫻的生辰年月是一九三五／四／二十，錯為一九三五／一／二十八；
　　3. 我的身高錯了兩厘米，應是一．七○米，而不是一．七二米；
　　4. 李淑嫻身高錯了一厘米，應是一．六一米，而不是一．六○米；
　　5. 我的頭髮從來是兩邊分開的，而且也不算長；
　　6. 李淑嫻倒經常是留長髮，因為可以減少燙髮；

　　中國當局的通緝令，我和李淑嫻是在美國駐北京大使館裡聽到的。當時是我們避難的第六天。形勢還很緊張。中美兩國行政當局幾乎每天都要為我們的避難事件周旋。發表通緝令，是中國當局想使事件的嚴重性進一步升級。但是，令我們不解的是，為什麼在不到三百字的通緝令，會有六個以上的錯誤。事實上，上述的數據在我們的檔案中一定都有確切記載。為什麼竟會抄錯了那麼多？不能說不反常。甚至令人懷疑，是不是有哪一位有意地錯抄，製造一點小小的混亂？特別，通緝令上的相片，實在模糊到好像進行過圖像模糊處理。連一些熟朋友一時都認不出來。事後，有的朋友說，當他們看到電視屏幕（螢幕）上的通緝我們的相片後，倒寬了一點心，因為，僅僅根據那兩張相片，是極難辯認出我們的。

　　所以，似乎有必要提供一些較少模糊化了個人的數據，以更正通緝令上的誤抄。這就是我寫自傳的動機之一。

　　早在一九八七年，我第一次被鄧小平先生點名開除出中國共產黨後，就有人鼓動我寫一點自身的經歷。我沒有接受。第一，因為忙，沒有時間；第二，我覺得，自己不夠資格寫自傳。在中國，立傳和樹碑具有同樣的重大意義。不是人人都有資格樹碑或立傳的。一般說，只有兩種人夠格——非常的好人、非常的壞人，即或者應當流芳百世的，或者應當遺臭萬年的，共產主義革命後的中國，這個規矩也沒有被革掉。四十年來，大體也只有兩類（也可算作一類）人在活著的時候就有資格出版傳記，一類是毛澤東等最最偉大的革命領袖和導師，另一類則包括滿清最後一個皇帝、投降了共產黨的國民黨大特務等等。無論是算兩類還是算一類，顯然都是我不能也不願躋身的地方，所以，自傳是絕不能寫的。

　　一九八九年初，又有人約我寫自傳。幾位通曉非中國文化的朋友為此還特別來開導我：寫自傳不算一件大事。從非中國的文化看來，自傳的目的無非是把自己的經驗告訴別人。因此，只要覺得有必要把自己的一些經驗告訴別人，就可以寫，並非必須是末代皇帝的經驗、殺人特務的經驗、或是偉大領袖的經驗。我接受了這種觀念，準備寫一點自己的經驗。但是，一九八九年春天的事件，使自傳之事一拖再拖，直拖到通緝令發表之後。

　　一九八九年秋，我們在大使館的生活已經穩定，我開始寫。以下是那時寫的第一段。

　　「今天是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七日，我開始寫我的一些親身的經歷。

　　我正在逃亡，我正在危險之中，但我也相當地安全。

　　我正在被追捕，我正在被指控為首要的罪犯。我和我的妻子李淑嫻正在被中國當局一千零一遍地指控為製造天安門「動亂」和「暴亂」的主要「黑手」。

　　同時，我們也正不斷收到海內外來信，學生、學者、各種不相識的人都有。最常見的話是：「支持你」「你是不會感到孤立的」

　　我在寫這幾行字的時候，我們正隱藏在一個極祕密的地方。雖然是臨時避難所，倒並不很簡陋。我有一間單獨的書房，很安靜。雖然眼前看不見樹木和天空，也沒有其他的美景，但能偶爾聽到飛鳥的叫聲。寫字的台子，原本不是一張書桌，但它足夠寬大。紙、筆、台燈，打字機、電腦，也都有。寫累了，也有提神的咖啡和茶，含咖啡因的或不含咖啡因的咖啡，紅茶或烏龍茶，可以選擇。

　　但是，這裡並沒有閒適。我們還遠遠沒有脫離險境。

　　就在離我現在坐的位置的直線距離不到十公尺的地方，就有追捕我們的人。雖然我並不能直接看到那個人，但我確定地知道每天二十四小時裡總有拿槍的人等在那個不透明的物體的後面；雖然拿槍的人多半並不知道他要追捕的兩個目標就近在咫尺，但他確定地知道他的槍口是專門準備對付我們的。

　　因此，很難說，也許明天或者後天，甚或幾個小時之後就可能發生什麼突變……

　　突變到哪裡？

　　是上，是下？是前，是後？是成功，是失敗？是歡樂，是悲傷？

　　我不知道……

　　我知道的是，我的人生軌跡似乎正在逼近著一個時間和空間的奇點……

　　因此，無論是為了了解奇點的過去，還是它的將來，似乎都有必要來審視自己的人生軌跡了。

　　避難期間，寫完了自傳的四分之三。其餘的四分之一，是一九九○年秋天在英國劍橋逗留期間完成的。

　　不能不說，我的經歷中，是有奇點。通緝令就算是一個。被通緝過的人終究是極少數。不過，不能由此推論我的經歷是與眾不同的。事實上，許多同學、同事、朋友都同我有大同小異的經歷。通緝令上開列的「方勵之」的身高、臉形等數據，幾乎是中國人的最可幾值。通緝令上開列的「方勵之」的「罪狀」也是許多中國知識份子所共有的，或認同的。

　　我的最好的朋友之一許良英教授，就有兩次直截了當地認同我的「罪狀」。第一次是一九八六年底，鄧小平點名井除劉賓雁、王若望和我的黨籍，理由是我們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許良英教授曾說，為什麼當局忘了開除他，因為，我們的「自由化」言行，他也同樣都有。第二次是一九九○年，我和李淑嫻離開中國，到達英國後，許良英從北京給我一信，並附了兩篇大批判文章，一篇是由公安部副部長顧林坊署名的文章，一是中央宣傳部理論局的文章。文章的目的是為了論證對要求民主自由者的通緝及鎮壓是正確的。有趣的是，許良英要我特別注意：由於文章批判的對象是通緝犯，當然「方勵之」一名被點到的次數最多；但是，文中所嚴厲批判的最「反動」言論之一卻是引自許良英說過的話。可見，夠資格被通緝的人，絕不止通緝令上被列舉的那幾個。

　　除了許良英教授外，在我的朋友中，不少都表示過類似的態度，即認同我的「反革命罪狀」。只是現在我還不能或不便一一互舉他們的名字，因為他們許多如今仍生活在恐怖之中（基於同樣考慮，在自傳正文中，也有些姓名被隱去）。可見，認同於被通緝者的「罪行」的人數，可能與認同被通緝者的身高臉形的人數，一樣的多。可惜，當局不敢給每一個認同者都發一張通緝令，那就太多了，我的「幸運」是，領到了一張通緝令，這可能是使我的經歷顯得與眾不同的原因之一。所以，通緝令中的「方勵之」，與其說是專指我本人，不如說是一個群體的平均值，一個群體的代號。這個群體的主要特徵是：他們都曾是共產主義的信仰者，或是忠實的共產黨員，或是無產階級領袖的不加懷疑的信任者。但是，對民主和科學的追求和嚮往使他們逐一地唾棄了原來的信仰、原來的忠實、原來的信任。

　　我希望，我的自傳能說清楚，科學和民主到底是如何引導我（以及我的認同者）走上這條「被通緝」的不歸路的。

序

自由知識份子的先行者──方勵之

　　方勵之是中國二十世紀八○年代自由知識份子的先驅。他才華出眾，多才多藝，精力充沛，興趣廣泛，視野寬廣。他在天體物理學領域的成就，長期處於國際一流。他孜孜不倦探索科學真理，更是熱切地關心民族和人類的命運。他具有強烈的社會正義感和社會責任感。

　　他深受物理學前輩錢臨照先生賞識，八○年代初出任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率先實行教學民主改革和教授治校，《人民日報》連續五天予以報導。一九八五年他在浙江大學演講，總結改革的經驗，這個講話廣為流傳。

　　他善於從基本問題入手，透徹明晰，他追問「誰養活誰？」，是納稅人養活黨政幹部，還是黨政幹部養活人民？他呼籲民主只能自下而上爭取，不可企求自上而下的恩賜。為了推動中國的民主進程，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他與許良英、劉賓雁聯合發起召開「反右運動（一九五七年）歷史學術討論會」。這個會議因錢偉長惡意告密而流產，方勵之、劉賓雁和無辜的王若望（當局把我誤為王若望！）受批判並開除黨籍。同時，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因「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被自封為「第二代核心」的鄧小平罷黜。

　　一九八九年四月胡耀邦含冤去世，爆發了學生運動，鄧小平即調幾十萬軍隊包圍北京，並造謠方勵之、李淑嫻夫婦是策動運動的幕後「黑手」。「六四」大屠殺的第二天，美中文化交流委員會美方負責人林培瑞（Perry Link）陪同方勵之夫婦進美國大使館避難，官方即下令「通緝」。他倆在美大使館耽了一年多，以後通過外交談判才轉到英國劍橋大學，然後轉到美國，最後落腳於美國西南部圖森（Tucson）的亞利桑那大學。當地無邊的沙漠和無污染的天空，造就了的亞利桑那大學在天體物理方面的國際頂級水準。方勵之的來到正如魚得水。

　　方勵之離開祖國後，仍關心祖國的命運，關心祖國的民主、人權狀況，曾擔任過中國人權理事會主席。但由於客觀條件限制，未免力不從心。

　　作為中國改革開放開始年代的自由知識份子的先行者，方勵之影響深遠。他的強勁的聲音依然迴蕩在人們的耳鼓裡；深深的腳印仍為千萬個後繼者追尋。

許良英
二○一二年十月七日
（本文作者為中國知名科學史家，大陸翻譯《愛因斯坦文集》第一人。）

序

追念一位偉大的知識份子：方勵之

　　這篇文章是用來紀念五四運動以後，北大出現了一位國際著名的天體物理學家及一位民主啟蒙的導師方勵之教授(1936-2012)。科學與民主正是驅動那個時代的力量。

　　這本書《方勵之自傳》則更有跨世紀的傳承，如方勵之夫人李淑嫻教授所指出：「這是一份遺稿，一篇與中國近代史血脈相連、卻被塵封的文字，由方勵之親筆寫成，忠實地記錄下他和我親歷的一段歷史，大部分寫成於二十多年前，未曾出版。」

　　「我們的經歷既有典型性，又有其獨一無二的戲劇性，所以，在本書問世前，有關我們，已有種種或真、或訛、或有意歪曲的『傳奇』流傳。要知事實真相，應以本書為本。方勵之以他一貫坦然、簡潔、深入又詼諧的筆調，解剖自己所思、所想、所做。」

　　這本自傳對當前提出「中國夢」的北京新領導人，或許也可增加他們思考的新方向。

　　（一）十六歲進北大

　　我們三位（王力行與張作錦）於一九八六年創辦《遠見》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要使台灣讀者，透過《遠見》的報導、分析，能客觀地瞭解轉變中的中國大陸。就在那個改革開放萌芽，中國的科學與民主正需要大量養分的時候，出現了一位星光燦爛的年輕科學家，以及業餘性倡導民主改革的方勵之。

　　他有天才般的經歷：十六歲進北大物理系，被認為空前的優秀學生。畢業後分派到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也是日後中國科學院當選時最年輕的院士之一。

　　從大學畢業到一九八四年底，方勵之一共發表一百三十多篇學術論文。隨著他在天體物理領域的成就，逐漸受到國際學術界的注目，又擔任過中國科技大學（合肥）副校長。自一九八○年代初起，他也開始陸續在浙大、北大、科大等地做些「業餘」演講，提出政治改革、教育改革、馬克斯思想過時等的言論，校園為之轟動，當局為之苦惱。

　　先從天下文化出版他第一本書談起。

　　（二）出版方勵之第一本書

　　一九八七年六月下旬在台北接到一位不相識的外國人的電話。他說：「我有一本非常重要的文稿，也許你會有興趣出版。」半小時後，一位斯文而又熱心的中年人帶了方勵之的珍貴文稿出現在眼前，幾乎難以置信；就這樣展開了我與方教授二十五年的交往。
在出版前，我與方教授事先約定，都要以自己的親筆字跡有一個簡短書面的「高問」與「方答」：

　　（1）問：你為什麼想到現在要出版這本書？
　　答：因為有現實的需要，反映一段有價值的歷史。

　　（2）問：這本書的一貫思想是什麼？這些思想愈來愈重要嗎？
　　答：科學與民主是核心，這對一個社會的進步是極重要的。

　　（3）問：如果美國大學請你去做研究或演講，你會接受嗎？
　　答：我已經接受過美國同行邀請去研究及演講，並仍將接受他們的邀請，講題大多是本行專業的。

　　（4）問：你對中國人的前途樂觀嗎？
　　答：從長遠來看，是樂觀的。

　　（5）問：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人在世界上應當扮演什麼角色？
　　答：整個世界中的平等的一員。

　　（6）問：你對中國大陸以外的中國人，如香港、新加坡、台灣的政治、經濟、學術等方面情形關心嗎？
　　答：很關心，但所知情況不多，特別新加坡、台灣所知更少。

　　（7）問：你認為中國大陸青年大都有理想，還是很現實？
　　答：整體上來看是有理想的，這兩年的事態證明了這一點。

　　（8）問：你將來如何安排你的時間？參與更多的民主運動，還是從事學術研究？
　　答：我首先是物理學家，當然像一切知識分子一樣，我應盡自己可以盡的社會職責。

　　同年一九八七九月，《我們正在寫歷史—方勵之自選集》在台北聞世，立刻受到海內外讀者的重視。

　　（三）在北京見面

　　次年（一九八八）六月二日終於在北京他的家中相晤。握手的剎那，我們像是認識了多年的朋友。

　　他犀利嚴謹的文章我熟悉；他鏗鏘有力的聲音透過錄音帶我熟悉；他戴了黑框眼鏡的開朗面貌我熟悉；只是還沒見過面。

　　他第一句話是：「聽說你來北大演講？」我說：「除了演講，就是要來看你。」

　　我帶了一本自己寫的《對有權人說實話》送他。其中有一篇寫他的文章—〈美麗的中國心：方勵之〉。他歡喜這個書名。

　　離開北京前他夫人（李淑嫻）漏夜趕出來的一篇重要文章〈風雨中的勵之和我〉，她說：「勵之始終處在危機之中。」、「勵之胸襟坦蕩、光明磊落，對一切忠實地、認真嚴肅地編輯、出版他的演講及有關文稿的人們，都認為是做了一件有益的事……。」

　　「趁高希均教授來北大、清華演講，順便到我家作客之際，寫下這點真實的過程，避免一些誤傳，以謝所有相識和不相識的朋友。」這段話使各方朋友更體會到我們出版這本文選的用心。
一年後發生了天安門事件，方氏夫婦避難於北京美國大使館達十三個月。

　　（四）在劍橋談辦大學的抱負

　　第二次見面時，是一九九○年的夏天，竟是在英國的劍橋。沒有鄧小平點頭，方勵之夫婦不可能離開大陸。在鄧小平內心的深處，是否也需要這種尖銳的鞭策，來減少他改革的阻力？鄧小平如果要在中國歷史上扳回一局，他需要借重而不是放逐知識分子。

　　八月下旬的劍橋，遊客如過江之鯽。我到凱因斯思潮的發源地，卻是探訪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傍晚時刻在他研究室中相聚。次晨他與夫人騎著自行車，來到我的旅舍一起用早餐。面對著垂柳、花叢與原野，旅客怎會知道這對共奮鬥、同患難、聚少離多的夫婦，背負著多少人的期許。他們談中國前途、大使館一年的經歷、台灣的角色，與他們今後的計畫。

　　突然，話鋒一轉，兩位不約而同地說：「我們的夢想是有一天能辦一所獨立、自由的大學。」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他們這樣的抱負。從來沒有離開過大學教職的我，對他這樣的一個「夢想」，自然是充滿驚喜。如果方勵之能到台灣來辦這麼一所大學，其對大陸的影響是否更超過王永慶的海滄投資案？王永慶可以其經營方式來證明市場經濟的優越性；方勵之則可以其辦大學的抱負，來證明自由與獨立的優越性。

　　事實上，方勵之辦大學的經驗更多於討論人權。方勵之說：「在科大，我的辦學宗旨是：科學、民主、獨立、創造。」他曾在一九八四年四月?一九八七年一月擔任過中國科技大學第一副校長。

　　方氏夫婦很清楚：要辦一所國際性的大學，不僅要有抱負，也要有錢、有人，在大陸的多種限制下，更要被批准。

　　他要辦一所什麼樣的大學？他一口氣說出了一個輪廓：

　　●大學不在乎大，但要注重素質與精緻，要尊重獨立思考，要注重學術研究。

　　●這所大學應當是國際性的，也是開放式的。歡迎各國學者、學生來進修，也允許大學中講授各種思想、學說。

　　●這所大學也可吸引一些在海外深造的大陸優秀留學生去到台灣，也可以為大陸培養部分人才。假使大陸允許，還可以去那邊設分校。這所大學的宗旨應當是科學、民主、文化。培養出來的學生具有探索真理的科學精神、活潑的民主思想，與深邃的文化素養。

　　他舉出在劍橋讀過法律的李光耀總理，最懂得為新加坡吸引人才。我舉出在劍橋讀過物理的李國鼎先生，遠在二十多年前，台灣面臨嚴重的人才外流時，就設法做出各種人才回流的努力。

　　方勵之激昂地說：「為中國培養人才，就是在為中國增加希望。」方勵之婉拒出任民運領袖的巨大壓力，完全合乎他的思維。用李淑嫻的話：「方勵之是終生以科學為立命之本。」

　　（五）「傳記」是李淑嫻最真摯的貢獻

　　方勵之與李淑嫻二位從北大同班同學相識相愛而結成夫婦已逾五十年。很少有一對夫婦是如此緊密地相互依靠—即使有過長達十八年分在二地工作。他們共有過年輕時熾熱的革命理想、中年後的在學術研究及鼓吹民主的壓力下，渡過不平靜的一九八○年代。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及進入美使館更是人生中最大的磨難，這本自傳是方教授避難在美國大使館十三個月中（一九八九年六月六日—一九九○年六月二十五日）所寫成的記錄。

　　一九九○年六月北京同意方氏夫婦離境，他們先赴英國劍橋大學做短期訪問，最後選擇了在美國任教，展開了人生一個全新的教學生涯。定居於亞利桑納大學後有二十年時間，方教授得以在國際物理學界更上層樓。二○一一年十一月大病初癒後的方勵之感動地告訴他的妻子：「這二十年的生命是值得的。」

　　李淑嫻教授自身就是一位優秀的北大物理系教授，為了夫婿的事業與安危，及二個男孩的教養，她付出了一生的青春。在危機及轉機中，她清晰的思維與果斷的決定，一再表現出的是，在二十世紀多難的中國，一位「女性勇者的畫像」。

　　當方氏夫婦於二十二年前的六月走出北京美國大使館，飛向大西洋時，迎接他們的是無窮的蒼穹，?再也沒有能踩到祖國的土地，這應當是方勵之終生之痛。

　　當有一天我去他安息的East Lawn Palms墓園表達追思時，我會告訴方教授：「你已經承擔了一個中國知識分子太多的責任，做出了太多的貢獻。你又有一位堅毅而聰慧的妻子終身相隨，人生已接近無憾。」

高希均
二○一三年三月十九日
（作者為「天下文化」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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