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有《章太炎的思想》(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85)、《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臺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87)、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晚明清初思想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8)、《權力的毛細管作用》(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主編《中國近代思想的轉型時代:張灝院士七秩祝壽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7)等書。
大概是在普林斯頓讀書的第二年,我注意到普大的羅倫斯.史東(Lawrence Stone)的《歷史序述的複返》(The Revival of Narratives)一文,後來我也聽過他有關16世紀歐洲的課。史東這一篇文章被認為是現代西方史學發展史中的一份重要文件,他在文中指責現代歷史書大多不堪卒讀,忘記了歷史家本來的身份便是故事講述者。他批判了年鑑學派史學,批判了新經濟史,對馬克思主義史學也有微詞,提倡一種以問題為主幹,但又不失敘事味道的歷史寫作。
時間過得真快,離本書初稿寫成已有二十幾年。在我著手寫這本書時,中外文世界似乎還沒有一本以傅斯年為主題的專書。在此之前,已經出現幾篇學位論文,但最後都沒有出版,西方世界在提到傅氏時僅有一部參考文獻是Alan Moller一本題為“Bellicose Nationalist of Republican China: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of Fu Ssu-nien”(《中國好戰的民族主義者》)的博士論文。此書寫到一半時,聊城師大歷史系教授合寫的《傅斯年:大氣磅□的一代學人》才出現。現在,有關傅斯年的中文書已經很多。這都是這十幾年來的新榮景。
除了交代撰寫本書的因緣外,我也想趁這個機會,記下一些零星的看法。我認為,傅斯年處於「後傳統」、「後科舉」、「後古史辨」的時代,關於他的討論就不能不與這三者有關。首先,我是想藉傅斯年看他這一代知識人的思想、心態的起伏變化。我的書出版之後,《美國歷史評論》中有一篇書評,作者相當明快地指出這本書最大的貢獻之一,是它在講這一代知識份子所陷入的種種「兩難」(Edmund S.K. Fung,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February 2002),這種「兩難」的主要來源是因為傅斯年這一代人正處在一個傳統秩序全面崩潰的時代,這樣一個時代,舊的規範已失去約束力,舊的道德倫理被全面質疑,但新的規範、新的倫理尚未建立。它是一個解放的時代,但是被解放的同時也可能是無所適從。人們失去人類學家紀爾茲(Clifford Geertz)所說的「藍圖」(blueprint),這種困境反映在許多青年人迷惘、自殺的事例上。沒有找到生命方向的人們,正如瑞典的斯特林堡在1888年出版的劇本《裘莉小姐》的序言中所說的:「由於他們是現代的角色,生活在過渡的時代裡,因此我把他們寫成是分裂的、動搖的。他們是過去和現在的結合,書本和報紙的點滴,人性的殘片,上等服裝的破爛,拼湊在一起,就像在人的靈魂中一樣。」
不過,如果擺在「後傳統時代」來看,在那樣一個失去規範的時代,人們心中是急切地想要掌握一些客觀而確定的東西,而拒絕充滿問題和緊張的(諸如Weber)思想體系,以重新穩住崩解的秩序。這種心理也部分地解釋了傅斯年、陳寅恪、俞大維、毛子水這些人雖然在德國念書,卻與當時德國學術界爭論得相當熱烈的主流不相契合。傅斯年等人留德的年代,當時德國思想界有一場大辯論,重「理論」的風氣已經占據主流地位(參見Lawrence A.Scaff, Fleeing the Iron Cage),但是傅斯年他們身上完全看不到這方面的痕為,反倒是選擇了輕理論重實證的語言考證學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