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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志燮的每一天 2008-2015 So Ji Sub’s History Book（紅色溫度收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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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戰：20世紀的衝突與西方的沒落 THE WAR OF THE WORLD Twentieth-Century Conflict and the Descent of the West


			9789868884250
			尼爾．弗格森
			翁嘉聲
			廣場出版
			2013年3月06日
			217.00 元
			HK$ 184.45

詳
細
資
料

叢書系列：全球紀行
規格：平裝 / 768頁 / 15.5*23 cm / 普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出版地：台灣

全球紀行

分
類

人文史地 > 世界史地 > 斷代史 > 近/現代史

同
類
書
推
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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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容
簡
介

　　本書縱論20世紀人類的武裝衝突與血腥暴力的奇特現象，探討何以戰爭行為在20世紀出現頻率之高與受此影響人數之多都是史無前例的！

　　20世紀雖然各類帝國下臺了、民族主義大勝了，但是人類也迎來一個互相仇恨並不惜毀滅彼此的瘋狂世紀！今日的我們真的告別了那曾經的狂熱嗎？我們喜歡將一九八九年的革命想成是二十世紀的高潮大結局，一個標記西方大獲全勝以及意識型態的快樂結局時刻。隨著東歐共產主義的崩潰，以及兩年之後蘇聯本身的瓦解，許多人都結論說西方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終於贏得勝利。一些人期望新世界秩序，其他人則提及歷史的終結。…簡言之，世界大戰似乎終於結束。

　　但巴爾幹的事件很快地便嘲笑這歷史的快樂結局。南斯拉夫的各民族似乎轉身背對著這自由資本主義的美麗新世界。在東歐共產主義崩潰的數月內，他們在以殘酷對待平民以及系統性「就地淨化」（ciscenje terena）為特色的繼承戰爭中，將他們的國家撕裂。

　　看起來歷史不想結束。它要回到20世紀的開始之初。即使是愚蠢與瘋狂，歷史也不曾拒絕複製、重演，假使21世紀的我們未認清並批判非理性的激情！

作者簡介

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

　　1964年生於蘇格蘭格拉斯哥，英國

　　牛津大學畢業，研究專長為國際歷史、經濟史及英美帝國主義。
哈佛大學國際歷史教授，牛津大學耶穌學院資深研究員，史丹福大學胡佛學院資深研究員。

　　著有1914: 戰爭的憐憫（The Pity of War），世界大戰：歷史的仇恨時代 (The War of the World)，紙張及鋼鐵（Paper and Iron），羅斯柴爾德家族（The House of Rothschild），金錢關係（The Cash Nexus），大英帝國：英國如何型塑現代世界（Empire），巨人：美利堅帝國的興衰（Colossu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merican Empire）等書，也擔任虛擬歷史（Virtual History）編輯。

　　與英國Channel 4電視台針對三本著作（1. 大英帝國：英國如何型塑現代世界（Empire: How Britain Made the Modern World）；2. 貨幣崛起：金融資本如何改變世界歷史及其未來之路（The Ascent of Money: A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World）；3. 文明：決定人類走向的六大殺手級Apps（Civilization: The West and the Rest））合作推出歷史紀錄片而聲名大噪，2004年獲選為時代雜誌百大影響力人物，2011年為彭博電視台特約編輯及新聞週刊專欄作家。弗格森是國際知名的歷史學者，同時因政治立場偏右、挺身為帝國主義辯護等鮮明立場頗受關注，常與知名學者如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筆戰引發不同話題。

譯者簡介

翁嘉聲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專任教授
　　專業領域為希臘羅馬古典文明以及古代教會史。

目
錄

地圖
導論

第一部份火車大對撞
第一章帝國與種族
第二章東方快車
第三章斷層帶
第四章戰爭的傳染
第五章民族墳場

第二部分帝國國家
第六章計畫
第七章陌生的人
第八章一個偶然的帝國
第九章護衛那無法護衛的
第十章和平的慈悲

第三部分殺戮空間
第十一章閃電戰爭
第十二章透過鏡像
第十三章殺人者與合作者
第十四章地獄之門

第四部分玷污的勝利
第十五章戰爭的滲透
第十六章故障

尾聲西方的沒落

附錄從歷史視角看世界大戰
史料及書目
誌謝

序

導論

　　房子在被碰觸到時，應聲瓦解，凹陷進去，竄出火焰；樹木隨聲一吼後，變成火炬…所以你們可以理解，當週一破曉之際，那令人恐懼的咆哮聲浪橫掃過世界裡的大城市－逃難的涓涓細流迅速加大為滔滔洪水，在激出白色泡沫的動亂中，往鐵路車站附近拍擊過去…難道它們在夢想或許能將我們滅絕？

　　威爾斯《世界間的大戰》

　　致命的世紀

　　威爾斯（H. G. Wells）《世界間的大戰》（The War of the Worlds，一八九八）在二十世紀前夕出版，遠遠不只是獨具原創性的科幻小說作品。它也是某種達爾文式的道德故事，同時之間也是具有獨到先見之明的作品。在這本書出版之後的世紀中，像是威爾斯所想像的場景在全世界的城市裡變成事實：不只是倫敦這威爾斯設定為故事發生所在之處，而且也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貝爾格勒以及柏林；在史莫納、上海以及首爾。

　　入侵者往城市郊區前進。郊區居民遲遲才理解他們其實是多麼容易受到傷害。入侵者擁有致命武器：裝甲車輛、火焰噴射器、毒氣、飛機。他們恣意使用這些武器，無情地同時對付士兵及平民。城市的防衛被突破。當入侵者靠近城市時，恐慌瀰漫四處。人們在混亂中逃離家園，蜂擁而至的難民堵住道路及鐵路。屠殺他們的工作變得更加容易。人們像牲畜一樣被宰殺。最後所有殘留的只是冒煙的廢墟以及成堆的焦屍。

　　當威爾斯踏著他新購的腳踏車繞著平靜的沃金鎮以及徹特西鎮騎行，想像著所有這些摧殘及死亡。當然（－而在此這正是天才才有的神來一筆－）他將火星人設定為犯下這些罪行的人。但之後當這些場景真的成為事實後，那些需要負責的人不是火星人，而是其他人類，即使他們在辯護驗明自己所進行之殺戮時，會將受害人標籤為「外來人」或「次等人」。這不是二十世紀所見證到不同世界之間的大戰，而是同一世界裡的大戰。

　　在一九○○年之後百年，無疑是現代史上最血腥的世紀，就相對值以及絕對值而言，都較之前的時代來得更是暴力。很明顯地，有更大比例的世界人口在主宰這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中被殺，超過之前在地緣政治幅員上可相比擬的任何衝突（見圖I.1）。雖然「強權」之間的戰爭在之前一世紀中是更加頻繁，但兩次世界大戰就它們激烈（每年的戰爭死亡）以及密集（每國家每年的戰爭死亡）的程度，則是無與倫比。就任何標準來說，二次大戰是有史以來人造的最大災難。然而儘管它們從史家那裡所得到的關注，世界大戰只是許多二十世紀衝突中的兩件。有超過一打的其它衝突，＊其死亡人數或許越過百萬門檻。而死亡比例可相比擬者，則是第一次世界大戰青年土耳其人政權、一九二○年代到一九五○年代的蘇聯政權、一九三三年到一九四五年之間的納粹國家社會主義政權，更不用提在柬埔寨的波布政權，這些政權對平民人口進行種族屠殺或「政治屠殺」戰爭。在兩次世界大戰之前、之間以及之後，沒有任何一年沒見證到大規模的組織性暴力發生在世界的這部份或另部分。

　　何以如此？是什麼使二十世紀，特別是從一九○四年到一九五三年的五十年，特別血腥？這時代會特別地暴力似乎是個弔詭。畢竟在一九○○年之後的百年是段史無前例的進步時期。就實質而言，據估計全球生產之人均數字（－這是平均個人收入的大概基準，而且將幣值之變動－列入考慮），在一五○○年及一八七○年之間增加地比五○％稍多一些。然而在一八七○年及一九八○年間，它增加的倍數超過六倍半。以不同方式來表達，在一八七○年及一九八○年間的年複成長率是一五○○年及一八七○年間的將近十三倍之多。在二十世紀結束時，由於許多科技進展和知識改善，人類比歷史任何其它時代平均生存地更久，並過更好的生活。在相當大部分的世界裡，人們因為營養改善以及克服傳染疾病，成功避免早夭。在一九九○年英國的平均壽命是七十六歲，相較於一九○○年的四十八歲；嬰兒死亡率是過去的二十五分之一。人們不僅活得更久；他們也長得更大更高。老年變得比較不悲慘：在一九九○年，六十幾歲美國男人的慢性病比例是世紀開始之初的三分之一。有越來越多的人能夠逃離馬克思和恩格斯所稱之「鄉村生活的愚蠢」，所以在一九○○年和一九八○年間，生活在較大城市裡的世界人口的百分比加倍。人們因為工作更具效率，已經多了三倍休閒時間。那些將閒暇利用來爭取政治代表權，以及推動收入再分配的人，得到相當大的成功。幾乎不到五分之一的國家在一九○○年可以被視為民主政治；這比例在一九九○年代超過一半。政府不再只提供國防及司法的基本性公益；新福利國家演化出現，承諾要消除如一九四四年貝弗里奇（Beveridge）報告所說的「匱乏…疾病、無知、污穢以及懶惰」。

　　在所有這些進展中，要解釋二十世紀異常的暴力，單純地說因為有更多的人更緊密生活在一起，或是有更具毀滅性的武器存在，並不足夠。無疑地將高爆炸藥投擲在擁擠的城市中，犯下大規模殺戮，會比以刀槍殺害散居在鄉村的人口，要容易許多。但假如那是充分的解釋，那這世紀末理應比世紀之初及之中都要更加暴力才對。世界人口在一九九○年代首度超過六十億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的三倍。但實際上在這世紀最後十年中，武裝衝突數量有明顯下滑。軍事動員以及死亡之相對於整體人口，所曾紀錄過的最高比例，明顯地都是在這世紀的上半，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及立即之後出現。除此之外，今日之武器較之於一九○○年更具毀滅性。然而這世紀最嚴重的暴力是以最粗糙的武器來犯下：步槍、斧頭、刀劍以及手斧（以一九九○年代的中非最為明顯，但在一九七○年代的柬埔寨也是）。埃利亞斯．卡內提曾設法想像出一個世界，裡邊「所有武器都被廢除，而下一次戰爭中，只允許用嘴互咬」。但在如此徹底解除武裝的世界裡，我們能夠確定不會有種族屠殺？我們要瞭解何以過去百年對人命是如此摧殘，必須在這些謀殺背後尋找動機。

　　當我是學校學生時，歷史教科書對二十世紀暴力提出種種的解釋。有時候將其關連到經濟危機，宛如經濟蕭條及萎縮能夠解釋政治衝突。一個偏好方式是將威瑪時期德國的失業率升高，關連到納粹選舉票數的增加以及接著希特勒「奪取」權力，而這又被認為解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發生。但我開始懷疑，有些時候經濟快速成長難道不會跟經濟危機一樣會造成動盪？接著有理論認為這世紀是關於階級衝突：革命是暴力主要原因之一。但比起所謂普羅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所謂的鬥爭，族群分裂不是在實際上來得更重要嗎？另一個論證是二十世紀的問題是政治意識型態極端化的結果，特別是共產主義（極端化之社會主義）以及法西斯主義（極端化之民族主義），以及之前邪惡的「主義」們，特別是帝國主義。但是如宗教之傳統系統，或是其它表面上看似非政治性的想法以及假設，卻仍然具有暴力性的意涵，其所扮演之角色又當如何呢？還有，究竟是誰在打二十世紀的戰爭？在我還是孩童時所讀的書籍裡，通常是民族國家扮演主導性的角色：英國、德國、法國、俄羅斯、美國以及等等。這些政體之中有一些或所有，不是在某種程度上都是多民族、而非單民族的國家？尤其是舊的教科書將二十世紀的故事說成是段冗長、痛苦但終究令人滿意的西方勝利。英雄（西方民主政治）面對一連串惡棍（德國人、日本人、俄羅斯人）的挑戰，但最後還是邪不勝正。世界大戰以及冷戰因此是在全球舞台上演出的道德劇。但它們是嗎？西方真得贏了二十世紀的百年戰爭？

　　且讓我將那些孩童初步的想法以較為嚴格的詞語來重新陳述。在接下來的地方，我會辯論說，歷史學家對二十世紀暴力的傳統解釋是必要、但並非充分。科技上的變化，特別是現代武器破壞力的增強無疑是重要的，但它們只是回應想要更有效率去進行殺戮的根深蒂固慾望。事實上在這世紀中，武器的毀滅性與暴力之發生，並無正相關性的關連。

　　同樣地，經濟危機亦不能解釋這世紀的劇烈動盪。如已經提過，或許在現代史學作品中，最為人所知之因果鏈是從經濟大蕭條帶到法西斯主義崛起和大戰爆發。但這討人喜歡的故事在更仔細檢驗下，便會瓦解。並非所有受到大蕭條影響的國家都變成法西斯；也非所有法西斯的政權便會從事侵略戰爭。納粹德國在歐洲發動戰爭，但只有在它從經濟大蕭條中恢復過來之後。蘇聯先是站在希特勒這邊來發動戰爭，但它是與世界經濟危機隔離開來，但最後卻動員並且犧牲比其它交戰國更多的士兵。就整個世紀來看，這裡沒有普遍規則可以被辨識出。有些戰爭是在經濟成長時期之後；其它則是經濟危機的原因而非結果。有些嚴重的經濟危機沒有帶來戰爭。當然，雖然馬克思主義者長久以來試著去做，現在已經不可能說服人，說第一次世界大戰是資本主義危機的結果；相反地，是大戰結束了一段具有相當的高成長和低通膨的非比尋常全球經濟整合。

　　因此當然可以辯稱說戰爭之發生是與經濟無關的理由。艾瑞克．霍布斯邦稱之為「短暫的二十世紀」（一九一四－一九九一）為「一個宗教戰爭的時代，雖然最好戰以及最血腥的宗教，是從十九世紀當代最經典世俗意識型態所收穫而來」。在意識型態光譜的另一端，保羅．約翰森責怪這世紀的暴力是因為「道德相對論的崛起、個人道德的敗壞以及放棄猶太－基督教價值」。但是新意識型態的崛起或是老舊價值的衰敗就自身而言，不能被認為是暴力發生的原因，雖然這可以用來理解集權主義之知識起源。在大部分的現代史，一直都有極端的信念系統被提供，但它們只在某些時候和某些地方會被廣泛地接受，並據之來行為。在這方面反猶主義是個好例子。同樣地，將戰爭的責任歸諸一些瘋狂或卑劣之人，則是重複《戰爭與和平》之中，托爾斯泰所大加輕蔑的錯誤。自大狂或許會命令人去入侵俄羅斯，但人們何以要服從？

　　將這二十世紀的暴力主要歸諸現代民族國家的崛起，亦沒有說服力。雖然二十世紀的政體發展出史無前例的能力去動員大量人口，但這些可以、或是已經被輕易地被運用在和平，就如用在暴力的目的。比起之前時代，一九三○年代的國家當然可以進行更多的「社會控制」。它們雇用像是兵團數量一樣多的公務人員、稅吏以及警察。它們提供教育、年金以及，在某些情形下，補貼保險，來預防疾病及失業。它們若沒實際上擁有鐵路及道路的話，還是會去加以規範。但所有這些能力在一九四五年戰後的年代有更進一步的發展，可是大規模戰爭的頻率卻反而減少。甚至通常是最具全面性福利的國家，最不可能在一九五○、一九六○及一九七○年代捲入戰爭。正如之前在戰爭方式所發生的革命，轉變了早期近代國家，所以或許有道理是全面戰爭本身，反而促成福利國家的出現，創造出規劃、指揮及規範的能力，因為沒這些能力的話，那貝弗里奇報告或是詹森的大社會（Great Society），必然無法被構想出。所以當然不是福利國家帶來了全面戰爭。

　　那與國家如何治理有關係嗎？現在變得很流行去假設民主政治與和平之間的正相關，理由是民主政體之間往往不會彼此交戰。當然根據那基礎，民主政治在二十世紀期間長期的崛起中，理應降低戰爭的發生。它或許會降低國家與國家之間戰爭的發生，然而至少有證據顯示在一九二○、一九六○及一九八○年代的民主化浪潮中，後面緊跟著內戰以及分離戰爭爆發頻率的增加。這引導我們到一個核心點：我們太常純粹以國與國之間的戰爭來思考二十世紀的衝突，而忽略了在國家之內組織性暴力的重要性。最惡名昭彰的例子當然是納粹及其合作者針對猶太人所發動的戰爭，結果有將近六百萬人因此毀滅。納粹同時設法消滅其它被認為「不值得生存」的不同群體，特別是精神病患以及同性戀的德國人、被佔領之波蘭的社會菁英和新提人及羅瑪人。總計其它這些團體共有三百萬人被殺害。在這些事件之前，史達林對付蘇聯境內的少數族群，以及處決或監禁犯罪或被懷疑政治異議的俄羅斯人，犯下可堪比擬的暴行。在被流放到西伯利亞或中亞的大約四百萬非俄羅斯人中，估計有一百六十萬人因為所受的艱苦而受難喪命。蘇聯在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五三年之間所有政治暴力的全部受害人，最低的估計是兩千一百萬人。但族群屠殺＊則是已經發生在集權主義之前。如我們將見，鄂圖曼帝國末年刻意針對基督徒少數族群所進行的強迫遷徙及蓄意謀殺政策，根據一九四八年的定義，就是等於種族屠殺。

　　簡而言之，二十世紀的極端暴力極為多樣。這並非全然是武裝者之間的衝突而已。在所有歸諸二次大戰的所有死者中，至少有一半是平民。有時候他們是被歧視的受害人，當人們因為其種族或階級而被檢選出來加以殺害。有些時候他們是不分青紅皂白之暴力的受害人，如英國及美國空軍將整座德國城市轟炸成廢墟。有些時候他們是被外來的入侵者謀殺；有時候則是喪命在自己鄰居的手上。所以很明顯地，任何要解釋這殺戮全然的規模，必須要超越傳統的軍事分析。

　　對我而言，要解釋二十世紀極端的暴力，以及特別是何以如此之多會發生在某些時間（特別是一九四○年代初），以及某些地方（特別是在中歐、東歐、滿洲及朝鮮），有三件事是必要的。這些可以被綜合為族群衝突、經濟波動以及帝國衰落。就族群衝突，我所意謂的是某些族群團體中社會關係的斷裂，特別是已經有相當發展之同化過程的崩解。因為種族差異理論裡遺傳原則的散播（即使那原則已經在政治領域裡已經消退），以及因為族群混居聚落處所在之「邊界」地區在政治上極為碎裂，這過程在二十世紀受到極大的刺激。就經濟波動，我指的是經濟成長率、物價、利率以及就業的變動，以及所有隨之而來的社會緊張及壓力。而帝國衰落，我所指的是在這世紀開始之初，主宰世界之歐洲多民族帝國的瓦解，以及因為在土耳其、俄羅斯、日本及德國裡出現了「帝國國家」（‘empire-states’），挑戰舊帝國。這也是在指出在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發展是「西方的沒落」時，我心中所想到的。雖然美國在二次大戰結束時非常強大（－這沒言明之帝國當時正處於尖峰時期－），但它仍然不如四十一年前之歐洲帝國來得強大。

　　基因庫

　　赫曼．戈林直截了當稱呼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偉大的種族戰爭」。這並非沒有道理，因為這的確是許多當代人所經驗到的。那時代賦予種族差異這概念的重要性，現在看起相當怪異。現代基因科學透露人類其實非常相像。就我們的DNA而言，我們毫無疑問是同一物種，其起源可追溯到十萬至二十萬年前的非洲，而近到六萬年（－眾所皆知，就演化上來說，這只是轉瞬之間－）之前，他們才開始擴散到新的大陸去。我們與種族身份關連在一起的差異只是表面性的：色素（祖先居住較靠近赤道的種族，黑色素細胞較暗色），面相（這使得在歐亞陸塊東端的人眼睛較長，而鼻子較短）和頭髮類型。在皮膚之下，我們所有人都相當相似。這反映出我們有共同的起源。＊誠然，地理上的擴散意謂人類在時間之中，會形成身體上相當不一樣的群體。這解釋何以中國人看起來相當不同於，例如說，蘇格蘭人。然而直接「形成物種」（speciation）或更準確說，發展出使物種間無法交配的「隔絕障礙」，並沒有足夠的時間將智人這物種做出更進一步的下分。甚至基因紀錄清楚指出，儘管它們外表上的差異，以及儘管距離以及無法彼此理解的障礙，不同「種族」從最早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交配。路易吉．盧卡．卡瓦利－斯福扎以及他的同事，已經證明大多數的歐洲人是由中東往北及往西移居之農夫的後代。DNA紀錄顯示有一波波如此的移民，通常會伴隨著外來人與原生游牧民族相互的混雜。晚期羅馬帝國的大規模民族遷徙留下相同的基因遺產。所有之中最驚人者是關於歐洲人在十五世紀末發現新大陸，以及後續時代的征服、殖民以及與異族同居生活。今日生物學家稱呼這過程為「人口擴散」。十九世紀種族主義者則提及「異族雜交」；諾埃爾．考爾德乾脆稱它是「要合併的衝動」。在莎士比亞寫作他的《奧泰羅》（他的異族婚姻會失敗，比較是因為他輕易相信別人、而非他的膚色）以及《威尼斯商人》（當波塔在考驗她的追求者時，亦觸及這議題）時，這種異族婚姻的現象已經相當常見。

　　對那些今日研究基因組的人，這結果清楚易解。非裔美國人有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DNA可追溯回歐洲人。夏威夷居民至少有一半有「混合」的祖先。同樣地，今日日本人口的DNA顯示出有與早期來自朝鮮之定居者以及蝦摩族原住民的連姻。大多數猶太男性之中的Y染色體與那些在近東地方其他人相似；儘管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間激烈的敵對，他們在基因上沒有很不同。演化學家理查．列萬廷很出名地估算過，平均人類之中基因變化的總數裡有八十五％是發生在個人身上；只有六％是發生在種族上。影響膚色、髮型以及臉部特徵的基因變異，僅僅涉及在一個人DNA之數十億核甘酸裡微不足道的數量。對一些生物學家，這意謂著嚴格說來沒有人類種族存在。

　　其他人或許會偏好說，人類種族是正處於要停止存在的過程中。在一九六○年代及之後進行研究的那代美國社會科學家，紀錄戰後美國異族連姻的興起。他們將它描寫成是美國生活中最重要的同化措施。雖然「多元文化主義」已經挑戰同化經常、且在每個地方被認為都是少數族群目標的這種想法，但升高的異族通婚比例仍廣泛地被認為會是降低種族偏見及衝突的關鍵指標。以美國兩位領導社會學家的話來說，「通婚的比例…是不同群體被接納程度以及社會整合特別好的指針」。美國人口普查現在會劃分出四個「種族」類別：「黑人」、「白人」、「美國本土原住民」以及「亞洲人或太平洋島人」。以這為基礎，在美國的二十位孩童中，有一位混合的起源，因為他們的雙親屬於不同類別的種族。從一九九○年到二○○○年之間，如此種族混和的夫婦對數，已經增加四倍，達一百五十萬對。

　　但人們在整個二十世紀中，屢次認為以及表現為好像在身體上獨特的「種族」便是不同的人種，並將這群或那群劃歸為「次等人」。雖然「人口擴散」過去曾平和地發生，甚至在一些環境裡沒被察覺，但在其它環境中，相異族群之間的關係被視為高度危險。那我們如何去解釋這核心的困惑：當人們在生物學上是如此地相似，卻願意去指認彼此為外來人種？這種意願是二十世紀最惡劣暴力的根源。假如沒有種族的話，那戈林的「偉大的種族戰爭」又如何能發生呢？

　　有兩個演化上的限制協助我們解釋種族差異的膚淺，但也解釋何以其不斷地持續。第一，當人們數量極少，而且生活是「孤獨、貧窮、骯髒、野蠻以及短暫」時，正如在我們物種已經存在的九十九％時間裡，最主要必做之事是狩獵或採集足夠食物，並繁殖後代。人們形成小團體，因為合作會改善個人做到這兩件事的機會。然而，彼此互相衝突的部落無可避免地會去競爭稀少的資源。因此衝突常採取掠奪的形式，以暴力去搶奪另一部落維持生計的方法，以及直接殺死不相關的陌生人，以除掉潛在的性對手。於是一些達爾文主義的人會辯稱說，人類是被基因所設定來保護親屬，並與「他人」戰鬥。誠然，一個成功擊敗敵手的戰士部落，假如誅殺敵對部落的所有人，不必然是理性的行為。因為生育的重要性，所以有道理去將敵對部落有生育能力的女性以及食物加以佔有。就那意義來說，即使造成部落暴力的演化邏輯，也是有助於異族交配，因為被擄獲之婦女將成為勝利者的性伴侶。

　　但是對這種強暴外面婦女的衝動，或許有生物學上的抑制。因為從人類及其它物種行為的證據，可以證明自然未必會偏好在同一物種中、但在基因上卻非常不同成員的交配。人類社會裡對近親亂倫有或多或少的普遍禁忌，是有生物學上的根據，因為同一血統的內親繁殖，會冒著後代之中有出現基因異常的危險。另方面，偏好遠親或完全陌生人做為交配對象，在史前時期必然是個不便。一個狩獵採集團體的物種，若只能依賴在基因上（－以及地理上－）疏遠的人才能成功繁殖，那物種必然不會持續很久。但正如預期，有很強的經驗證據顯示「最佳化的遠系繁殖」其實是在令人驚訝地小程度的基因區隔中做到的。在實際上，堂表兄弟姊妹或許比一位完全無關的對象，在生物學上是更好的配偶選擇。過去在猶太人之中常見很高比例的堂表兄弟姊妹婚姻，而這現在仍在高度內親化的撒馬利亞人之中仍然流行，但卻帶來相當少的基因異常。相反地，一位中國女性與一位歐洲男性結婚，他們的血型或許不相容的機率是相對地高，所以只有最初懷孕的孩子才能活下來。最後，分離開的人口族群會何以會如此快速地發展出如此獨特的臉部特徵，這本身必然就有其意義。有些演化生物學家辯論說，這不只是基因漂變，也是性選擇的結果；換言之，一個因文化所觸動，因而在亞洲多少會武斷地偏好眼折，或在歐洲偏好長鼻子，這些會相當迅速地去強化彼此分離之人口裡的那些個別特徵；相同的會吸引，而且持續吸引相同的。那些被「他類」所吸引的人，在性選擇上其實是非典型的。

　　另一個不同種族之間交配的更進一步可能障礙是：人種做為一延伸的親屬關係團體，或許具有「社會生物學」上的功能，去執行一種廣泛的偏袒親屬的行為，那是源自於我們不僅要透過性的內在衝動，但也間接透過保護我們自己的堂表親以及其他親屬，來複製自己的基因。人類的確傾向去信賴傳統定義（依據膚色、髮型以及面相）上認為是自己種族的成員，勝過其它種族成員，雖然在何種程度上這可以用演化和用灌輸文化偏見來加以解釋，仍有明顯問題。但總體來說，這些因素或許可以解釋：何以儘管現在這時代裡有史無前例的流動性以及互動性，種族觀念似乎消解地相當慢。近來對「微衛星標記」（microsatellite marker）的研究，已經挑戰種族從嚴格生物學來說並不真正存在的觀點，因此顯示出美國族群團體會將自己不同地認定為白人、非裔美國人、東亞人及西班牙人，在某些方面是可以在基因上加以區別。這裡要掌握的關鍵點是：我們原本就有跨族交配的能力，以及可辨識出之基因差異是持續存在，這兩者之間有其根本的張力。種族差異或許在基因上甚少根據，但是人們似乎被設計為要賦予它們重要性。

　　或許有人抗議，史學家，特別是現代史學家，沒有必要去插手演化生物學。難道文明人不是他所當關切、而非原始人的活動嗎？「文明」當然是我們給那些優於狩獵採集部落之人類組織型態的名稱。隨著系統性農業在四千年到一萬年之前開始發生，人們變得比較沒有那麼流動；同時之間，較可靠的食物供應意謂著他們的部落可以變得大上許多。在耕種者、戰士、祭司以及統治者之間的分工發展出來。但是文明化的聚落會經常受害於仍未經文明改造之部落的侵襲，這些部落幾乎不可能不去染指如此集中的食物養分以及繁殖能力。而且即使當（－這是逐漸地在時間之中發生－）大多數的人類會選擇定居生活的快樂，但這仍無法保證定居社會之間會和平共存。在地理上相距遙遠的文明或許會友善地交易，造成一個國際分工體系的逐漸浮現。但一樣可能的是一個文明會對另一個作戰，這是因為促使史前人類去如此做的相同底層動機：去奪取營養及繁殖的資源。的確，歷史學家可以只研究那些發展足夠到保存持久性紀錄的人類組織。但無論我們所研究的行政組織是如何複雜，我們不應忽視深藏在即使是最文明之人的根本動機。在一九○○年之後，這些本能會一再而在地被釋放出來。它們是造成第二次大戰如此劇烈的一大部分原因。

　　離散及限制區

　　「兩個民族未曾見面，」美國人類學家邁爾維爾．赫斯柯維茲曾經寫說，「但他們或許會將血液相混」。然而混血只是不同兩群人相遇時的一系列選項之一。少數族群或許為了繁殖的目的會維持其獨特性，但在其它所有方面或一些方面（語言、宗教信仰、衣飾、生活形態）會整合入多數族群之中。另外，跨族繁衍繼續下去，至少持續一段時間，但這兩個團體之一或兩者卻仍保留或甚至接受獨特的文化或族群身份。在此有個重要的區別。一方面，「種族」（‘race’）是有關遺傳而來的身體特徵，經由DNA從雙親傳遞到孩子；另方面，「族群」（‘ethncity’）是語言、習俗及儀式的集合，在家庭、學校以及寺廟中灌輸。一個在基因上混雜的人群十分有可能會分裂成兩個或更多個在生物學上無法分辨，但在文化上被區別出的族群團體。這過程或許是自願的，或許是基於脅迫，特別是有關宗教信仰上的主要變化。這兩個團體其中之一或兩者，甚至會選擇在居住上以及其它形式的區隔；多數人或許會堅持少數人必須居住在明顯劃分的空間，或少數人因為自己的理由而選擇如此做。這兩個團體或許友善地忽略彼此，或是發生摩擦，因此可能導致內爭或是單向的殺戮。團體或許會彼此交戰，或其中一團體也許受制於另一團體，而遭到驅逐。族群屠殺實在是個極端的情形：一團體設法滅絕另一團體。

　　假如少數團體因為沒有同化而冒著如此風險，那族群身份認同何以可持續存在，即使在生物上的區別都已不存在？當然今天較一世紀之前有更少的族群團體：且看，活語言數量上的減少。但儘管全球市場的最大努力以及民族國家強加文化上的一致性，許多少數文化卻證明非常具有韌性。的確，迫害有時往往會強化受迫害者的自我意識。將一個繼承而來的文化傳遞下去，或許就自身而言便令人滿足；我們很快樂地聽到我們孩子唱我們父母教過我們的歌。一個較功能性的解釋是：族群團體能夠在剛出現的市場中，提供有價值的信賴網路。當然如此網路所帶來的明顯代價是：它們的成功或許會激起其它族群團體的對立及敵意。一些「宰制市場的少數群體」特別容易受害於歧視、甚至掠奪；他們緊密構成的社區，在經濟上強勢，但政治上卻是脆弱。這或許對今日在部分亞洲離散＊的華人而言為真，但它亦適用於一次大戰之前鄂圖曼帝國境內的亞美尼亞人，或是二次大戰之前中歐、東歐的猶太人。然而因為會令人想起例外（蘇格蘭人無疑地在整個大英帝國是「宰制市場的少數群體」，但引起甚少敵意），必須要加上兩項限定。第一，一個容易受害的少數族群在經濟上的宰制，不如其在政治上缺乏宰制來得重要。不僅只是富有的少數人會被迫害；絕非所有的歐洲猶太人都是富有的，而新提人和羅瑪人，在納粹要滅絕他們時，更是歐洲最窮的民族。這關鍵的因素是因為他們欠缺正式及非正式的政治代表性。第二項限定是：假如一個族群團體會被剝奪它的權力、財產或生存，它不可能有好的武裝。在兩個族群團體，雙方皆有武器，內戰比族群屠殺更有可能發生。

　　少數族群的人數相對大小並不重要。甚至也有情形是佔大多數人口卻成為少數族群暴力迫害的受害者，這看起來有點反直覺。正如在限制居住區（Pale of Settlement）=裡主要為猶太城市中的猶太人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屢次發現，人數並不經常意謂著安全。兩群人之間同化的程度，做為族群衝突的預測指標，也是相當不重要的。或許有人以為高程度的社會整合必然會勸阻衝突，只因為要去辨認出或是隔離出一個高度同化的少數群體，有所困難。然而弔詭的是，在同化上的急升（例如，以通婚的比例來做標準），實際上或許是族群衝突的先兆。

　　或許給一個所有例證中最重要的。在一九二○年代時，中歐、東歐在同化上有相當進展。在許多混居的聚落中，跨越族群障礙的通婚比例，升到史無前例的高點。到一九二○年代後期，幾乎每三個猶太人婚姻中，就有一個涉及德國猶太人與非信徒者。在大城市這比例升高至兩個有一個。這趨勢在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愛沙尼亞、匈牙利、部分的波蘭、羅馬尼亞以及俄羅斯（見表I.1）皆然。這當然可以解釋為是成功同化以及整合的指針。但正是在這些地方，一些最嚴重的族群暴力在一九四○年代時發生。以下所要探討的一個假設是在二十世紀中，對同化有某種的反撲，尤其是針對種族混合的同化。

　　這種可能性應該讓我們不安，但卻不令我們意外。我們畢竟已經在自己的時代見過如此反撲的例子。在一九九○年代的盧安達，圖契人（Tutsi）人與胡圖人（Hutu）之間發生可怕的暴力，即使圖契男性和呼圖女性之間的通婚相當平常。族群衝突也爆發在波斯尼亞，儘管在之前幾十年有高比例的跨族婚姻。這些事件也提醒我們族群之間的行為，並沒有從一端是和平混居，到另一端則是血腥族群屠殺的線型光譜。最濫殺的種族暴力可以與性的面向有關，如在一九九二年當塞爾維亞的軍隊被指控針對波斯尼亞伊斯蘭婦女，進行系統性的強暴行為，其目的是要強迫她們受孕，生下「小切特尼克（Cetniks）」。這只是許多暴力形式中的一項，被設計來恐嚇穆斯林家庭逃離他們的家園？或是它顯現出以上所描述之原始衝動：讓敵人男性被殺害和讓敵人婦女受孕，來滅絕「他類」？將強暴婦女與射殺男人視為在意圖上無法區別的暴力形式，必然是過度簡化。針對少數族群成員所進行的性暴力經常是受到性慾（－雖然是一種施虐狂的性慾－）的幻想以及「滅絕式」的種族主義所引起。從一開始要掌握的關鍵點是：那在族群衝突中常被認為要負責的「仇恨」，並非直截了當的情緒；更應是我們一再而再遇見到不穩定的矛盾，一種厭惡及吸引交織混和，這長久以來一直都是美國白人和非裔美國人之間關係的特色。在稱呼一九○四－一九五三年為「仇恨的年代」（Age of Hatred）時，我希望將注意力集中在那最危險人類情緒的複雜性。

　　種族模因

　　假如我們可以言之成理地辯論說「種族」不是一個在基因學上有意義的概念，那歷史學家要處理的問題是：何以它仍是現代世界如此強大且激烈的關注對象。同樣地，如所發生的，一個答案是從演化生物學中得來的：種族主義。就其強烈表達種族之間差異的意義來說，這是理查．多金斯所形容的「模因」（memes）之一，這在概念界裡行為地就像基因在自然界裡地行為一般。這種在生物學上有個別種族的模因概念，很反諷地會複製自己，並且比它所聲稱指認出的種族，能遠遠更成功地維持住自己的完整性。

　　在古代及中古世界中，沒有任何特色是無法加以泯除的。即使一個人曾是高盧人，他也可能成為羅馬公民。即使（－而且在剛開始尤其如此－）生為猶太人，他也可能變成一名基督徒。同時之間，血債血還的衝突卻可以在種族上無法分別、但卻無法和解的敵對氏族之間，延續多年、甚至多個世紀。種族特色及身份不可動搖的概念，在人類歷史裡其實來得相當晚。西班牙人一四九二年驅逐猶太人的非比尋常之處，正是在於其以血緣、而非信仰來定義猶太人的猶太性。即使在十八世紀的葡萄牙帝國中，一位黑白混血兒（「木拉圖」，mulatto）透過繳交給王室標準的費用後，可以取得白人的法律權力及特權。如眾所皆知，第一個以擬似科學方法來將人類下分為生物學上可區別之種族，是瑞典植物學家卡洛斯．林奈（Carolus Linnaeus; Carl von Linne）。在他的《自然的系統》（Systema Naturae，一七五八年），他認定出四個種族：美洲智人（Homo sapiens americanus）、亞洲智人（Homo sapiens asiaticus）、非洲智人（Homo sapiens afer）以及歐洲智人（Homo sapiens europaeus）。林奈就像許多模仿他的人，是根據他們的外表、氣質以及智力來加以排序；他將歐洲人置於演化之樹的頂端，之後接著（就林奈的情形）是美國人（「脾氣暴躁…固執、滿足、自由」），亞洲人（「嚴厲、傲慢、慾望多」）以及，總是一成不變地在底部，非洲人（「狡猾、遲鈍、愚蠢」）。林奈辯稱說歐洲人「受制於習慣」，但非洲人則是「反覆無常」。到美國革命時，這種思考方式已經令人驚訝地廣泛傳播；唯一真正的辯論是，究竟這種族差異是反映出逐步偏離開某個共同的起源，或如主張多源發生的人（polygenist）說，其實沒有這樣的共同起源。到十九世紀結束時，種族理論家已經設計出更加複雜的歸類方法，最常見的是根據頭顱大小以及形狀，但是基本排序未曾變過。在他《遺傳的天才》（Hereditary Genius，一八六九年）一書中，英國博學通儒法蘭西斯．高爾頓設計出種族智力的十六點量尺，這將古代雅典人置於頂端，而澳大利亞原住民則是在底部。

　　這在人類思考的方式上是個深刻的轉變。之前人們傾向去認為權力、特權以及財產，以及無疑地隨之而來的社會責任，才能夠被繼承。在一九○○年仍然統治這世界如此多地方的王朝，是這原則的具體化身。即使在近代世界才偶而興起的共和國（－荷蘭、北美及法國－）假如已經不包括官職及地位的話，但在有關財富方面，仍傾向於維持繼承的原則。但在十八及十九世紀有新的政治信條出現。其中一個理論認為權力不是遺傳的特徵之一，所以領導人必須在人民的許可下選出。另一個則要求廢除繼承特權的整個架構；相反地，所有人應該在法律之前平等。第三個又辯論說，財富不應該由富裕家庭的菁英所壟斷，而是根據個別之需求來重新分配。但即使當民主政治者、自由主義者及社會主義者提出他們的辯論，種族主義者還是堅持說，繼承的原則無論如何是適用在人類活動中的每種領域。種族主義者主張不僅是膚色以及面相，而且還有智力、性向、人格以及甚至是道德和犯罪傾向，都可經由血液而代代相傳。這是現代另一個核心弔詭之處。即使當繼承原則不再支配職務以及所有權之分配，血液在被設想為是決定能力及行為的因素這方面，卻得到進展。人們不再能夠繼承他們父親的工作；他們在二十世紀的一些國家裡甚至不能再繼承他們的財產。但他們卻能繼承特徵，這他們雙親從種族來源所遺留下的遺產。

　　這其中關鍵的規範問題是：這種不同種族之間可以交配的明顯能力要被容忍到何種程度。對一些人而言，種族混雜根本是不可避免。一些思想家甚至認為這是可欲的。無論如何，那是從早期人類學家有關「外婚」的理論，當時正在發展中對遺傳疾病的理解，以及多少被誇張的堂表親結婚所具有之風險，所推論出的強烈含意。但現在對種族混雜這現象越來越常見的反應是加以譴責。在《牙買加史》（一七七四年），例如說，愛德華．隆格發現「（在那裡的）歐洲人…很容易偏離，縱情於每種感官享樂：因為這裡由，會去尋找有些黑種或黃種、在週日出生的女人，從這結合生下黃褐色的品種」。亞瑟．古比諾伯爵在《有關人類種族不平等的論文》（Essay on the Inequality of Human Races，一八五三－一八五五年）呼應林奈，並指認出三種種族的原型，其中雅利安（白種）是最高等的，而且就如一般情形，造就出所有偉大的歷史成就。但古比諾引進一個新想法：在當雅利安血液被通婚所稀釋之時，文明的衰頹經常就會來到。他同樣認為將智力優秀的白種種族，與較情緒性的黑種及黃種種族加以混和是無可避免，因為前者基本上是陽剛的，而後者基本上是陰柔的。但那並沒有讓他覺得種族混合比較不令人厭惡：「這品種複製自己越多，並跨過血緣，就會有更多的混亂發生。它將到達無限，當人數太多，以致於無法在之間有機會建立平衡…如此的人種只是可怕的種族混亂例證。」

　　在最極端的形式中，從對「種族混亂」的敵意中，產生歧視、隔離、迫害、驅逐，以及最終企圖去加以滅絕。多年來，歷史學家的職責似乎是去否認有如此種族歧視的光譜存在，並且特別對待：納粹國家社會主義者對「猶太問題」所採取的「終極解決」，乃自成一類、獨一無二的「大浩劫」，這沒有前例，也沒有可堪比擬的例子。然而，本書的一個核心假設卻是：德國在二十世紀中的反猶主義是一般（－雖絕非普遍－）現象的一個極端情形。在主張猶太人系統性地想「污染」德國民族的「血液」時，希特勒及其他國家社會主義意識型態專家其實並沒說出任何新東西。這如我們將見到。而如此想法會形成不僅只是隔離以及驅逐，甚至最終成為系統性種族屠殺的根據，亦非獨一無二。那以「大浩劫」之名為人所知的主要辨識特徵，不是它要滅絕種族的目標，而是它是由一個擁有工業化經濟以及高度教育之社會等等所有資源的政權，來加以執行的。

　　這並非說所有犯下「大浩劫」的人都是因為畏懼種族混雜而如此去做，雖然有相當令人信服的證據指出，這的確在許多納粹領導份子中有這一強烈的動機。但許多積極從事種族屠殺的人也確實有粗鄙的物質動機；其他人則不過是在一座官僚機器裡道德目光褊狹的齒輪，他們就個別而言沒預期過、意欲過這機器所會造成的「累積之激進性」（cumulative radicalization）。有些犯罪的人只不過是在同儕壓力或系統性之軍事威嚇下行動；其他人則是無關道德的科技官僚，著迷於他們自己的偽科學理論；還有其他人則是在一個不道德的世俗宗教掌握下，經過洗腦的青年。然而，我們必須認知到種族主義世界觀對納粹第三帝國是根本的，而這根植於對人類生物學某種特定的概念：一個特別成功的「模因」，它已經在二十世紀開始之時，成功地在全世界複製自己。他甚至可能傳遞到相當偏遠以及看起來相當不適合的地點去。在十九世紀末，阿根廷被廣泛認為是從歐洲移民出之猶太人一個理想的目的地，因為那裡沒有反猶主義。但是在一九○○年代初期，作家如璜．阿欣納以及亞瑟．雷納．歐康納開始警告，猶太人會對阿根廷文化造成致命的威脅。「就只有在幾年前，」勞工錫安主義的刊物《麵包與尊嚴》在一九一○年悲嘆說，我們過去可以說阿根廷是一個新的以色列之地，一塊慷慨為我們打開大門的土地，在那裡我們享受共和國給予所有居民的相同自由，沒有種族或信仰區別。而現在呢？我們周圍整個氛圍充滿著對猶太人的憎恨，對猶太人敵視的目光從各角落射出；他們在各方向靜待機會，等待攻擊的良機…所有人都反對我們…而這不單單只是仇視猶太人；這是一種未來運動的徵象，這長久以來在其它地方是以反猶主義之名來被世人知道。

　　血緣的邊界

　　何以大規模族群衝突會發生在某些地方，而不在其它？何以在中、東歐，而不在南美？這問題的一個答案是：在世界某些部分，族群認同與政治結構有異常的不協調。拿最明顯的例子。在中歐、東歐的族群地圖是真正的拼圖（見圖I.2）。此處只需提及最大的群體。在北部有立陶宛人、拉脫維亞人、白俄羅斯人及俄羅斯人，這些人在語言上都有區別的；在中部有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及波蘭人；在南部有義大利人、斯洛文尼亞人、馬札爾人、羅馬尼亞人；在巴爾幹則是斯洛文尼亞人、塞爾維亞人、克羅埃西亞人、波斯尼亞人、阿爾巴尼亞人、希臘人以及土耳其人。散播在所有這些區域之中有一些說德語的社區。語言只是區隔這些族群團體的方式之一。說德國方言的有些人是新教徒，一些是天主教徒，而另些是猶太人。有些說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的人是天主教徒（克羅埃西亞人），一些是東正教徒（塞爾維亞人及馬其頓人），而一些是穆斯林（波斯尼亞人）。有些保加利亞人是東正教徒；其它（泊馬克人）是穆斯林。大多數說土耳其語的人是穆斯林，但有些（加告茲人）則是東正教徒。

　　中歐及東歐在十九世紀前的政治地理是與這相當異質性的聚落型態一致。這區域被瓜分在幾個大帝國之下。當地大多數人主要具有的是地方性的忠誠，但同時之間也對一個遙遠的帝國君主效忠。許多人所具有的認同及身份是無法嚴格歸類的，也說超過一種以上的語言；很典型地，奧地利的人口學家劃分出「母語」以及「日常使用語」。大多數斯拉夫人仍是種田，正如在十九世紀解放之前，還是農奴時所做的工作。中歐及東歐的城鎮相形之下，則與周圍鄉村在族群上有相當區隔。在北方，德國人及猶太人在城鎮中佔多數，就如他們在多瑙河盆地一樣；更往東一些，城鎮由俄羅斯人、猶太人及波蘭人所定居。亞德里亞海海岸的城鎮裡經常住義大利人；一些巴爾幹的城鎮則是明顯地希臘人或土耳其人。在所有之中最驚人的是，那些國際性都會的貿易中心裡，沒有一個族群團體會佔大多數。在這許多之中或許可以一提的是薩洛尼卡，今日帖撒隆尼基，一個希臘起源的鄂圖曼港口，猶太人在那裡人數稍微勝過基督徒和穆斯林。但每個宗教社區又依序可以下分為不同的宗教派系以及語言次級團體：說猶德斯摩語的賽發迪南歐猶太人，以及意第緒語的阿胥肯納金東歐猶太人；基督徒的希臘人、保加利亞人以及馬其頓人（這些人一些說希臘語，一些說瓦拉幾語，一些則說某種斯拉夫語）；還有許多種類的穆斯林：蘇菲、貝克塔戌以及梅夫利夫斯；還有納克喜班迪斯和馬阿敏，他們則是從猶太教皈依過來的。

　　然而，隨著在一八○○年之後，民族國家逐漸浮現為理想的政治組織，這些多樣異質的安排開始崩潰。一些族群團體有足夠規模及良好組織，所以在二十世紀早期，它們已經建立自己的民族國家（希臘、義大利、德國、塞爾維亞、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雖然在每個情形之下，在他們的疆界內都有少數族群，而在疆界外有他們自己離散的同胞。＊馬札爾人做為奧匈雙元王國裡的地位較低的伙伴，幾乎享有所有獨立的特權。捷克人可以在波希米亞以及摩拉維亞之內享有某種程度的自治。波蘭人可以從三個曾將其消滅的帝國取回土地及人民，夢想恢復失去的主權。但許多其他的族群團體卻不能期盼成為國家的資格。有些根本就是人數太少：索布、溫德茲、卡斯胡柏斯、瓦拉幾、塞克利、卡爾帕妥．拉辛以及拉頂人。其它則是散播太廣：新提人及羅瑪人（通常都被誤導地稱為吉普賽人）。但仍有其它民族只盼望能在鄂圖曼的邊緣建立國家：猶太人及亞美尼亞人。

　　民族國家的模式益發被使用在中歐及東歐，衝突的潛在性就越大。在混合居住的現實（一幅有限制居住區及離散區的複雜拼圖）以及同質性之政治單位，這兩者的差距根本就是太大。當國家的疆界越來越重要時，其間的籌碼變得太高；逐漸加大的生育率差距又提高了那些恐懼自己將會落入少數地位之人的焦慮。當然在理論上可以去構想在新的國家之中，所有不同族群團體願意將它們之間的差異，歸併到一個新的集體認同及身份之下，或是在一個平等的聯邦之中能分享權力。但真實結果也一樣有可能：其中多數人的族群團體會自立為唯一或至少是國家及資產的主要擁有者。國家被期望執行越多功能（而在一九○○年後，這些政府功能的數量有跳躍性的成長），那就有更多誘惑去將這個或那個少數族群團體排除在公民權所能享有的一些或全部利益之外，同時之間又以徵稅及其它負擔來提高少數族群定居的代價。

　　因此這並非偶然，在一九四○年代犯下大規模謀殺的地點中，有如此多正是在那些混合居住的區域，在那些有許多名稱的城鎮，如Vilna/Wilna/Vilne/Vilnius，Lemberg/Lwow/L’viv以及Czerbowitz/Cernaui/Chernovtsy/Chernivtsi。有相當明顯數量的納粹領導階層的人是來自一八七一年德意志國東部疆界之外的地方。就給一些例子：阿佛列得．羅森柏格，《二十世紀神話》作者及納粹種族政策關鍵人物，出生在愛沙尼亞的雷瓦爾／塔林（Reval/Tallinn）。瓦爾特．達瑞，一位移民到阿根廷的德國人，希特勒的農業部長，在東普魯士養馬時，發展出他種族理論的說法。納粹的國務秘書赫伯特．巴克是在喬治亞的巴土米出生，他母親所來自的農耕家庭，早在十九世紀時已經定居該處。魯道夫．容格是在波希米亞的德國飛地伊格勞／伊赫拉瓦（Iglau/Jihlava）成長，是許多來自邊界地區，爬上黨衛軍高層的其中一員。很有意義地，在上西里西亞的布雷斯勞／弗羅茨瓦夫（Breslau/ Wroclfaw），是一九三五年地方性納粹黨員中最公開推動反對種族混雜的地方之一。奧地利以及蘇台德區的德國人在報紙《衝鋒報》中，貢獻了不成比例大量的反猶文章。在管理貝烏賽茨死亡營的一小群黨衛軍軍官中，至少有兩位是來自波羅的海以及波希米亞所謂的「德裔人士」。

　　但是中歐及東歐只是二十世紀「殺戮戰場」中最為致命的。這將會變得清楚，在世界其它部分也具備一些這其中的關鍵特色：多元族群的人口、變動的人口平衡，以及政治上的碎裂。以一整區來考慮，在歐亞陸塊另一端的相對應者，則是滿洲以及朝鮮半島。在二十世紀的下半部，因為在本書尾聲所將探討的理由，強烈衝突的區域已經轉移到印度支那、中美洲、中東以及中非。但假如我們要掌握這世界五十年戰爭的獨特爆發性質，我們還是必須將焦點放在最前面的兩個區域。

　　經濟波動及其不滿

　　何以極端的暴力只會發生在某些時候？這答案是在於族群衝突是與經濟波動（volatility）有正相關的關係。當設法解釋社會及政治不穩定，只去尋找經濟危機的時刻並不足夠。生產與收入迅速增加可以和迅速萎縮一樣具有動盪性。經濟局勢的一個有用的衡量（－這甚少被史學家提及－）是波動，其意義是在某特定時段裡，相對於一個預給之指標，對此指標之偏移所發生的變化。不幸地，在這整個世紀裡，我們只能取得一些國家國內生產總值的可靠預估數字。然而物價及利率的數字則較容易取得，而這些使我們得以對相當數量的國家，以某種程度的準確性來衡量其經濟波動。

　　一個直截了當而且可以測試的命題是：在經濟高波動的時期會與社會政治緊張及扭曲有關連。這當然有啟發性，因為就七個主要工業化經濟體（加拿大、法國、德國、義大利、日本、英國及美國）來說，成長及物價的波動性在一九一九到一九三九年之間到達最高點，然後在二次大戰後長期穩定地下滑（見圖I.3）。經濟學家長久以來關注於要指認出經濟循環以及不同振幅的波形；他們傾向於去忽略景氣及蕭條在頻率及振幅上的變化。但正是這些在過去是重要的，而且至今仍是重要的。假如經濟活動如季節般地規則，經濟行為人的期望會據此調整，我們將不會再被突發的成長或是崩盤感到驚訝，就如我們對夏冬來到一樣不感到驚訝。但正因為是二十世紀經濟生活之不可預測性，才會產生那約翰．邁耶德．凱因斯所稱為雇主、借貸者、投資者、消費者以及甚至是政府官員的那種「野獸精神」。

　　過去百年中，經濟體制的結構以及經營管理的哲學，已歷經深刻的變化。在一九一四年之前，物資、資本以及勞動力的國際流動性是史無前例，而這點只有在最近以及僅有在部分上達到相同的程度。政府當時正剛開始將它們的運作範圍擴張到提供安全、司法以及其它基本公共利益之外的地方。中央銀行在運作上，至少在某種程度上被加諸自己的規定所約束：以黃金來固定國家貨幣的價值；這造成長期的物價穩定，雖然也在經濟成長上，帶來比我們現在所習慣還要更高的波動性。這些事情在第一次大戰之中及之後有劇烈的變化，見證到政府角色的顯著擴張和以金準制來固定匯率系統的崩潰。對當時許多人來說一方面，在國際市場力量如何以最佳化的方式來分配物資、勞工和資本，以及另方面，政府應該努力（例如）維持或提高產業就業率、穩定原物料產品價格或是改變收入及財富分配，這兩造雙方之間有所衝突。但是在戰爭期間對保護性關稅、赤字財政、沒收性賦稅以及浮動匯率的實驗，通常會有事先沒預期到的放大經濟波動的效果。計畫經濟則好一些，但卻是在效率及自由上付出相當的代價。雖然在二次大戰結束後的兩個十年，有關福利國家及計畫經濟的紀錄明顯地較佳，但是只有在一九七九年後回到自由市場方向時，政府才能夠在物價及成長上取得相對的穩定。而且只有在一九九○年以後，有些評論者才可能嘗試性地去說「波動已死」，雖然這仍待觀察，究竟在何種程度上這代表國際經濟體制的改良、在何種程度上是在國家層級上財政及金融實用主義的成功，以及在何種程度上這只是幸運，而且相當可能只是稍縱即逝的西方浪費及亞洲節約的短暫結合。

　　這裡必須強調，這種相當格式化的敘述，僅適用於有限數量國家的例子上，以及多少武斷定義出的時間分期。如將這些主要國家工業經濟的表現代表成世界經濟整體的表現，那將會明顯是個錯誤。戰爭期間通貨膨脹及通貨緊縮、經濟成長與經濟萎縮的極端化，在不同國家之間變異極大。而從一九五○年開始以來，在非洲、亞洲及拉丁美洲在經濟上的波動，則有相當不同的趨勢。

　　經濟波動是要緊的，因為它往往會惡化社會衝突。經濟危機的時代會對在政治上主宰的團體產生誘因，去將調整時所需的付出轉嫁給他人，這在直覺上似乎十分明顯。隨著國家干預經濟生活的增加，如此歧視性的再分配的機會，會明顯激增。在普遍困頓的時間中，有什麼比將某個特定群體從公共福利系統中剔除來得更容易呢？但或許比較不明顯的是，社會脫序也會隨著經濟迅速持續成長的時期而來，因為成長的利益甚少能夠公平地分配。或許正是在往上回升時期的少數贏家，將會接下來往下時期時，成為被再分配的對象。

　　再度地，我們可以用最著名的情形，歐洲猶太人，來闡明這點。傳統上史學家設法拿一八七○年代末及一八八○年代的經濟大蕭條，來解釋德國和其它地方（－以及在美國偶而出現的反猶民粹主義者－）反猶政黨在選舉上的成功。但在那時期中，農業產品價格滑落的這特色只提供部分的解釋。經濟成長並未被壓抑；而股市也不是沒從一八七○年代的挫敗中恢復。讓那些陷在相對停滯之經濟部門（如傳統手工業以及小型農業）的人感到惱怒的是，那些處於較好利基的人可以從國際經濟的整合以及增加的金融中介獲得利益者，所能享受到的繁榮。就如平常一樣，突然且激烈的中斷，如股市泡沫化及崩盤，比物價及生產的長期結構趨勢，會帶來更大的衝擊。經濟波動所帶來的兩極化社會及政治效應，結果是二十世紀一個不斷出現的特色。

　　帝國國家

　　二十世紀的暴力若沒被放在帝國的脈絡中，會無法理解，因為這在很大程度上是源自於在一九○○年主宰世界、多元民族之舊帝國的衰落。在世界大戰中幾乎所有主要交戰國所共通之處是它們都已經是帝國，或是設法成為帝國。除此之外，在這時期許多的大政治體，聲稱是民族國家或聯邦，但在仔細檢視之下，卻同樣也是帝國。這對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過去確實是如此；對今日之俄羅斯邦聯仍是如此。大不列顛及愛爾蘭（在一九二二年之後只有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就實質而言過去是、而且現在也仍是大英帝國；為簡潔之故，通常以英格蘭來提及之。＊創造於一八五○年及一八六○年代的義大利是皮埃蒙特的帝國，而在一八七一年的德意志國則是普魯士的帝國。在今日兩個人口最多的國家皆是帝國整合之後的結果。現代印度是蒙兀兒帝國及英屬印度的繼承者。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邊界基本上是由清朝皇帝建立的。值得一提的是即使美國亦是「帝國共和國」；有些人會想會說它一直都是。

　　帝國很重要，首先是因為它們所造就的規模經濟。大多數民族國家可以武裝的人數會有人口學上的極限。然而帝國則比較不會受限；它的核心功能之一是動員及武裝由多個民族集合而來的大量軍力，並且徵稅或舉債來支付他們，而這再度取自於超過一個民族的資源。因此如我們將見，許多二十世紀最大的戰役是由在帝國旗幟之下的多元民族進行的；史達林格勒之役以及阿拉曼之役只是其中兩個例證。第二，帝國之間的接觸點：它們之間的邊界及緩衝地帶，有可能會比在其帝國核心見證到更多暴力。波羅的海、巴爾幹以及黑海之間的三角形地帶是個衝突地區，不僅是因為它族群混雜，也因為它是霍亨索倫王朝、哈布斯堡王朝、羅曼諾夫王朝及鄂圖曼王朝交界點。滿洲及朝鮮在遠東佔有相類似的地位。隨著石油崛起為二十世紀主要的燃料，所以波斯灣在中東亦是如此。第三，因為帝國經常與經濟秩序之創造有關，所以國際商業整合之成長或消退也與帝國之興起及衰落關係密切。經濟上的限制以及機會，亦會決定帝國擴張的時機、方向和存在時間的長短，以及後殖民時代發展的性質。最後，帝國變異極大的平均壽命或許也提供暴力發生時機的線索，因為戰爭似乎必然盛行在帝國之初，但更尤其是在帝國存在即將結束之刻。

　　認為帝國或強權之崛起及衰落具有可預測的規律性，這樣的錯誤與老一輩經濟學家想去尋找出經濟活動的完美規律循環，沒有不一樣。相反地，在有關七十餘個歷史學家所指認出的帝國中，最令人驚訝是它們統治在時間長度以及空間幅員有異乎尋常的變異性。在第二個千禧年中，國祚最久遠的帝國是神聖羅馬帝國，這或許可從查理曼在八○○年的加冕算起，直到在一八○六年被拿破崙解散為止。中國的明朝（一三六八－一六四四年）以及其直接之繼承者，滿洲或清朝，持續超過五百年，就如阿巴斯的哈里發（七五○－一二五八年）。鄂圖曼帝國（一四五三－一九二二年）持續不到五百年，但只有在其最後半世紀的時期，才顯示出解體的徵象。哈布斯堡王朝及羅曼諾夫王朝的大陸帝國，各持續超過三百年，並在一次大戰結束時依序迅速滅亡。蒙兀兒帝國統治現代印度相當大一部份的地方約達兩百年之久。類似長度尚有埃及的馬木路克王朝（一二五○－一五一七年）以及波斯的薩法維王朝（一五○一－一七三六年）。要給西歐國家的海上帝國準確定下年限則比較困難，因為有多種不同的起點以及持續期間，但西班牙、葡萄牙、法國及英國或許都可以被說是持續約三百年之譜。同樣要注意的是，所有這些帝國的歷史也沒有展現出興起、極盛、衰落以及淪亡這相同的拋物線。帝國可以興起、衰落，然後再度興起，結果在回應某種極端的衝擊之後才崩潰。

　　相形之下，在二十世紀所產生的帝國在國祚上皆相對地短。布爾什維克的蘇聯（一九二二－一九九一年）持續不到七十年，這的確是不佳的紀錄，雖然建立在一九四九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尚未能與之匹敵。由俾斯麥所建立的德意志帝國（一八七一－一九一八年）持續四十七年。所有現代帝國中最稍縱即逝的是阿道夫．希特勒所謂的第三帝國，這在一九三八年之前並未擴張超過前一次帝國的疆界，而在一九四四年末時已經退回到原來疆界之內。技術上來說，第三帝國延續十二年；但以帝國這字詞真正意義來說，它僅僅只延續那段時間的一半。儘管（－但或許正因為－）它們不夠長久，二十世紀的帝國結果是在其造成死亡及毀滅的能力上，格外異常。何以如此？這答案在於它們在權力集權化、經濟控制以及社會同質性，有史無前例的集中程度。

　　二十世紀的新帝國並不滿足於老帝國所特有多多少少毫無章法的行政安排：帝國及地方法律的雜亂混淆，將權力以及地位下放給本土的人民。新帝國從十九世紀的民族國家建立者那裡繼承對整齊畫一的無盡胃口；就那意義來說，它們比舊意義的老帝國更像「帝國國家」。新帝國排斥傳統宗教及法律對權力行使的限制，堅持要創造出新的科層系統來取代既存的社會架構；它們樂於掃除舊的政治體制。尤其是它們視殘酷不擇手段為美德。新帝國在追求目標時，願意向所有各類的國內及國外人民開戰，而非僅針對那些被認定是由國家武裝及訓練的代表人物而已。希特勒能夠指控英國在對付印度民族主義者過度軟弱，這完全典型於那種自視為皇帝的新世代。這有助於解釋何以這世紀大動盪的震央經常正是會位落在新帝國國家的邊緣地帶。這或許也是懷抱這些極端期望的新帝國國家，會比它們所設法取代的舊帝國，還要更遠遠地短暫。

　　西方的沒落

　　二十世紀的故事經常被呈現為西方的勝利；其中較大的一部份已經被名之為「美國的世紀」。第二次世界大戰經常被呈現為是美國國力以及品德的最高點，「最偉大世代」的勝利。在這世紀的最後幾年，冷戰的勝利導致法蘭西斯．福山很著名地宣布「歷史終結」，以及西方（假若非僅英美）自由民主資本主義模式的勝利。但這似乎是根本地誤讀過去百年的發展曲線，這曲線所見證到的比較像是世界正重新導向東方。

　　在一九○○年，西方的的確確主宰著世界。從博斯普魯斯海峽到白令海峽，所有那時以「東方」一詞為人所知者，幾乎都在某種或另種的西方帝國統治之下。英國已經統治印度很久，荷蘭統治東印度群島，法國統治印度支那；美國剛佔領菲律賓；俄羅斯企圖去控制滿洲。所有帝國主義的強權在中國已經建立寄生性的前哨站。簡而言之，東方已經臣服，即使那過程會涉及在統治者及被統治者之間遠較過去所願承認的更加複雜協商以及妥協。這西方之宰制之所以值得一提，乃在於有超過一半世界的人口是亞洲人，然而僅有不到五分之一人口是屬於在提及「西方」時，我們心中所會想到的主宰性國家。使西方得以統治東方的東西，不是科學本身，而是將其系統性的使用在生產及毀滅上。這是何以在一九○○年時，西方生產超過全世界一半以上的產量，而東方幾乎只有四分之一。西方的主宰亦源自於東方帝國沒有將它們的經濟、司法及軍事系統現代化，更遑論其在知識生活上相對的停滯。民主、自由、平等以及甚至種族：所有這些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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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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