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瞭解小面向與大面向(small and big pictures)的問題是必要的。如果我們必須瞭解個體的行動與反應,就需要知道在教師、學生、家長,以及行政人員眼中,他們是如何看待變革這件事;此外,如果我們必須瞭解大的面向,則必須持續藉由對變革過程中組織及制度上的影響因素之瞭解,聚集個別情境與位置的知識,諸如:政府部門、大學、教師聯盟、學校系統,以及學校間的互動等。
在2001年的三版序言中,我提到:
自從前一版出版至今的十年間,有非常多的事件發生,而不管發生哪些事情,「意義的假設」(the meaning hypothesis)已深深地獲得證實。……認知科學的進展使得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的新教育學之基礎變得有意義。混沌或複雜理論不可避免地引導我們獲得一個結論:致力於「凝聚力」(coherence)是處理過量的改革議程之非線性瑣碎要求的關鍵。
由於變革是人類永無止盡的努力之原動力,因此變革的意義永遠都會是「新」的。教育變革的意義深遠,因為其追尋道德的目標,並且藉此以形成最佳的知識來延伸每天的重要議題。最重要的是,當教育變革發揮作用時,能夠激發「百萬個變革代理人」(a million change agents),引導他們從改善人類的集體行動中發現意義。富有意義的工作,以行動為基礎,永不結束—這足以讓一個人花費一輩子的光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