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丁斯基在他一篇文章〈新藝術何為？〉（Whither the ‘New’Art？）中曾經說過，現代物質主義的重要表徵之一，是對技術革新以及由其帶來的物質便利的沉迷。可歎他還未有機會一睹今日我們對無所不能的技術浪潮的盲信，一睹今日社會物質財富的過度豐裕。我甚至懷疑，當代藝術圈已經被物質主義徹底征服，而要在當代藝術裡尋求精神意義，不亞於在大海撈針。當代藝術不屑於表達所謂的精神，也不敢於迎頭棒喝、點化世人。用康丁斯基用過的另外一個理念來說，當代藝術與「崇高」（the Sublime）無緣，與觀眾內心的震撼也無緣。
當然，最為嚴重的莫過於藝術信念的闕失。康丁斯基相信，色彩可傳達情感，心靈的生活必能通過物化媒介傳達，所以藝術家看似信手幾筆，實應飽含胸臆。這種信念，今日已遭遺棄。今日的藝術，追求的是不懈的物質化和媒體化（mediafication），讓作品淪為商品，而康丁斯基所堅信的那種精神體驗，那種作品背後的主體呈現（subjective presence），已是蕩然無存。用康丁斯基的話來說，現在的藝術是只有軀殼的藝術，是丟了魂的藝術。既然主體呈現不再，既然「象外之旨」不再，一切就乾脆都倒轉過來，安迪．沃荷和史特拉（Frank Stella）如今吹捧的信念是「所見即所得」（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如果你所見到的就是你所得到的，那麼，藝術當然就不需要什麼內在的驅力，不需要為自身的存在尋找主觀依據，因為藝術只需要外在的客觀存在。所以，今人雖大多樂於在藝術的物質形式和社會意義上理論一番，其實鮮有人試圖與藝術家感同身受，真正用心體驗藝術。多數當代藝術家，已經離棄精神信念。格林伯格曾認為立體主義繪畫中有去精神化（despiritualization）、去神秘化的趨勢，這一趨勢在當代藝術裡是徹底完成了。
說時下的藝術界的危機比康丁斯基時代更甚，還有另外一個因素值得注意，那就是，曾經的前衛藝術，如今業已成為藝術上的慣例（convention）乃至俗套。當年康丁斯基在一篇文章〈論形式追求〉（On the Question of Form）中提到，他從事藝術創作的動力，很大程度來自於他對藝術慣例的厭倦，以及對「無限自由」的追求，即追求「從業已完成其歷史使命的藝術形式中解放出來，從老的形式中解放出來，創造不拘一格的新形式」。這種對自由形式的追求，體現的乃是對真情實感的追求。康丁斯基堅信，「真情實感，抒發得當，自會激發藝人和觀者」。
他當然要用到色彩，不過對他而言，色彩的內在體驗必須要有不可測的特性，色彩必須要超越其本身的外在環境，擺脫掌控，真正顯出其非物質的特性。我們知道，色彩是空間中的一部分，並能營造空間感，不過，因為色彩只對視覺感官產生作用，與觸覺無關，所以，用伯倫松（Bernard Berenson）的話來說，「色彩往往能顯得廣無邊界且不可捉摸」。在《實體的測度》（The Measure of Reality）一書中，克洛斯拜（Alfred W. Crosby）申論說，「西方科學唯物主義的基礎，乃是將時間與空間加以分割，成為可測量的模組單元，自成一體。」而康丁斯基的即興藝術，其精神效果的企及，卻要呈現不加分割的色彩本性。在他筆下，色彩顯得既無空間性也無時間性，成為非客觀的色彩。在這一點上，康丁斯基顯出其與秀拉（Seurat）這樣的客觀色彩藝術家截然不同的觀點。康丁斯基並不執著於應物象形、隨類賦彩的原則，他的用色並不拘泥於物件之中，而是似乎總浮在對象之上。如此，色彩看起來就有了無定形的主觀姿態，獨立存在於可測的透視框架之外。
用弗蘭科爾（Viktor Frankl）的話來說，康丁斯基曾面臨的是「存在的神經症」（existential neurosis），或者說是「意義意志的挫折感」（frustration of the will-to-meaning），即感覺在一個由科技物質主義統治的世界裡，人的生命，尤其是內在的生命，變得毫無意義，同樣的作為內在生命的呵護者，藝術也變得毫無意義了。這樣的危機當然是精神的危機，因為它導致人們不再相信精神體驗的實在性。弗蘭科爾概括，精神性的存在需要從三種東西中獲得解放，即：人的本能；遺傳的取向，以及生存環境。換言之，精神體驗的存在，宣告精神從自然和本性中獲得自由。用貝克（Ernest Becker）的話來說，精神性意味著從生物性的約束中獲得個人自由。總而言之，精神或者主體的自由，即是超越自然和社會的種種外在約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