繆爾達在接受了諾貝爾獎之後,愈想愈不妥,於是撰寫一系列的文章譴責此一獎項,也對自己曾經受獎表示遺憾(只不知他是否將高額獎金退還給主辦單位)。他表示,經濟學並不是一門和物理學、化學或醫學有著相同意義的科學。關於這一點,相信絕大多數經濟學家是不同意的,其中,一九七六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被一九七○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薩繆爾遜(P. A. Samuelson)稱為經濟學界鰻魚的弗利曼(Milton Friedman,一九一二~二○○六)的反駁最具代表性。
史蒂格勒特別重視政府的公共政策,乃因公共政策的影響層面最深、最廣,而想要政府能夠制定完善的公共政策,唯有以證據顯示公共政策的影響效果,在「拿出證據」之後才能大聲說話,也才可以避免受特權、利益團體的左右。因此,實證研究顯得特別重要,而在當時,許多數量分析的新技巧已經出現,史蒂格勒興奮地比喻說:「數量分析的新技巧之威力,就像是用先進的大炮代替了傳統的弓箭手。」他更進一步地指稱:「這是一場非常重要的科學革命,事實上,我認為所謂的李嘉圖(David Ricardo,一七七二~一八二三)、傑逢斯(W. S. Jevons,一八三五~八二)或凱因斯(J. M. Keynes,一八八三~一九四六)的理論革命,比起勢力愈來愈強大的數量化牽連之廣,只能算是小改革罷了。我認為,經濟學終於要踏進黃金時代的門檻,不!我們已經一腳踏進門內了。」由於有此體認,史蒂格勒在該演說的末了說:「我對於我們這一門學問的光明遠景感到無限欣慰。……過去半個世紀的經濟學,證明我們的數量研究,無論在影響力、在小心翼翼的程度,或在嘗試的勇氣上,都大大地增加了。日漸擴展的理論和實證研究,將無可避免地、無可抗拒地進入公共政策的領域,並且,我們將發展出一套制定明智政策所不可或缺的知識體系。而後,我相當明白地希望,我們將會變成民主社會的中堅人物和經濟政策的意見領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