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59年起，我就決定撰寫明代的漕運。當時在亞利桑那大學任教，目前在奧克蘭大學任教的賀凱（Charles O. Hucker）教授，就不斷給予我幫助和鼓勵。在圖森時，賀凱教授寫了一封長信給我，建議列出一個文獻目錄，釐清研究方法與目的。他到密歇根後，把他個人收集的有關明代歷史資料供給我利用。對我來說，這些資料非常寶貴，十分受用。此外，在許多場合中，他花了自己非常寶貴的時間，耐心地傾聽我的想法，並給予我明智的忠告。在這裡要對賀凱教授要表示我心裡深刻而誠摯的謝意。
對於在明史研究領域的許多領導學者，雖然我與他們的聯繫並不像同賀凱教授那樣頻繁，他們也像賀凱教授一樣，對我的研究關懷備至。除了密歇根大學為我組成的博士學位論文答辯委員會的所有成員都不厭其煩地幫助我外，還有一些學者閱讀了我論文草稿的全部或其中一部分，做出評論並提出改進建議。這些學者包括：哈佛大學的費正清（John K. Fairbank）教授和楊聯陞教授、耶魯大學的約翰．W．霍爾（John W. Hall）教授、加利福尼亞大學巴納德學院的穆四基（John Meskill）教授，以及明史文獻研究項目小組的傅路特（L. Carrington Goodrich）教授。我要對他們表達深深的謝意。儘管他們提出了許多良好建議，論文中仍然存在著一些個人的錯誤，這些錯誤當然要由我自己負責。這樣的承認並不能解釋我在最後定稿的論文中所表達的觀點，都得到了他們的贊同。
1959年的冬天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期間，我有機會拜訪了外交學院的韓丁（Harold C. Hinton）教授。他熱情地接待了我。雖然我們倆人在漕運的功能以及中國歷史的其他問題上看法不同，但這絲毫影響不了我個人對他的欽佩。我對他的尊敬具有深深的含義──他很早就在明史研究領域中涉獵，而我，才只是一個剛涉及的初新者。
在我論文寫作期間，還有許多人幫助了我。這些好心人包括：吉非爾斯與羅塞蒂有限公司的丹尼爾．J．博恩（Daniel J. Bohn）先生，他不斷地鼓勵和激勵我完成明代漕運的研究；博恩夫人閱讀了論文全部初稿，提出許多改進英語表達的建議；密歇根大學遠東圖書館的鈴木彥先生，他幫助我整理論文中的日文標題，並將之翻譯成拉丁語；安．A．科爾蒙內（Ann A. Kolmonen）小姐，她幫我列印了初稿；羅斯瑪麗．J．赫裡恩（Rosemary L. Hering）夫人，她幫我列印了最後的定稿。我還要感謝如下人員：吉非爾斯與羅塞蒂有限公司的卡爾．A．吉非爾斯（Carl A. Giffels）先生，他是我現在的雇主，正是由於有了他的幫助和理解，這篇論文才得以完成；霍勒斯．拉克漢蒙研究院的拉爾夫．A．索耶（Ralph A. Sawyer）院長和弗里曼．D．米勒（Freeman D. Miller）院長，他們倆人同意在1959年和1963年設置研究生研究基金，資助我到美國國會圖書館和其他大學圖書館查閱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