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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少年中國到少年台灣:二十世紀中文小說的青春想像與國族論述

從少年中國到少年台灣:二十世紀中文小說的青春想像與國族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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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1738291
梅家玲
麥田
2012年11月17日
117.00  元
HK$ 99.45  







叢書系列:麥田人文
規格:平裝 / 320頁 / 14.8*21cm / 普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出版地:台灣


麥田人文


[ 尚未分類 ]









  以二十世紀的中文小說為中心,探討其所體現出的青春想像與國族論述,以及相關的文化政治議題。

  本書以梁啟超「少年中國說」為起點,結合其自撰小說《新中國未來記》,討論所關涉的現代性,啟蒙論述與國族想像論題,為全書張目;繼以包天笑、葉聖陶、以及台灣日據時期以來的重要小說為代表性個案,就「二十世紀中文小中的青春想像與國族論述」展開系列論析。其目的並不在於作為完整的文學史論述,但卻意圖以文學/文化史的視野,凸顯此一世紀小說書寫的內在特質與美學實踐,並開展它與啟蒙教育、出版文化、性別研究等不同論域的對話思辨。

  全書共六章,分為三部分討論

  發現少年與小說教育
  「青春」伴隨著「少年」成為近現代文學與文化想像的重要主題並非偶然;它所關涉的,更不只是文學書寫中的修辭喻託而已。無論是文化傳譯,文學想像,抑是啟蒙實踐,近現代的青春憧憬無所不在。而它的端緒,自當歸諸於梁啟超所倡議的「少年中國說」,以及相應而生的種種革新作為。因此,本書第一部分以「梁啟超」與「包天笑」為代表性個案,就二十世紀初,「發現少年」與「小說教育」的相關論題進行探討。

  艱難的青春,困頓的啟蒙
  經由<孩童,還是青年?>梳理了來自社會現實、敘事話語與「青年」、「孩童」等文化符號的錯綜糾結及多方對話。利用<身體政治與青春想像>探討「身體與空間/認同政治」及「從台灣身體到皇民身體」兩大主題。

  從中國到台灣:孤兒?孽子?野孩子?
  戰後台灣小說,著墨於「父子」關係者,比比皆是。<白先勇小說的少年論述與台北想像>率先將《臺北人》與《孽子》視為具有內在齊源的小說文本、對照閱讀。<孤兒?孽子?野孩子?>類二是將四○至九○年代的相關台灣小說,置於「父子家國」的述脈絡中,一併進行歷時性考察。

作者簡介

梅家玲Chia-Ling Mei

  臺大中文研究所博士,曾任美國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人、傅爾布萊特計畫訪問學人、香港中文大學訪問學人;並曾赴捷克查理大學、中國清華大學、德國海德堡大學、香港嶺南大學擔任客座講學,曾任臺大臺灣文學研究所所長,現任臺大中文系與臺灣文學研究所合聘教授,兼文學院臺灣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領域兼括漢魏六朝文學、臺灣文學與中國近現代文學。著有《性別,還是家國?--五○與八、九○年代臺灣小說論》、《世說新語的語言藝術》、《漢魏六朝文學新論.擬代與贈答篇》等。另編有《性別論述與臺灣小說》、《臺灣現代文學教程.小說讀本》、《晚清文學教室--從北大到臺大》、《文化啟蒙與知識生產--跨領域的視野》、《臺灣研究新視界:青年學者觀點》等。

相關著作
  《臺灣研究新視界:青年學者觀點》



【導論】
「青春」的文化政治學

輯一、發現少年與小說教育
發現少年,想像中國--梁啟超「少年中國說」的現代性、啟蒙論述與國族想像
小說教育:包天笑與清末民初的教育小說

輯二、艱難的青春,困頓的啟蒙
孩童,還是青年?--葉聖陶教育小說與二○年代青春/啟蒙論述的折變
身體政治與青春想像:日據時期的臺灣小說

輯三、從中國到台灣:孤兒?孽子?野孩子?
白先勇小說的少年論述與臺北想像--從《臺北人》到《孽子》
孤兒?孽子?野孩子?--戰後臺灣小說中的父子家國及其裂變

重要參考文獻
論文出處
後記



導論

「青春」的文化政治學

  小說青春

  「青春」原指春天,因其時草木繁茂呈現青綠色,故名。由於它是四序紛迴之始,孕育著自然界中的無限新生契機,因此常被轉借指涉最美好、最富於新生希望的人生時光,並成為文學書寫中不斷被詠歌的對象。

  但耐人尋味的是,中華文明素有「重老輕少」的傾向。因此,儘管頌美「青春」的文學書寫所在多有,作為體現青春特質的人物主體──青少年,卻從不曾成為傳統文學中的重要角色。無論是詩詞歌賦,戲曲小說,古典文學投射的往往是父權式政教結構下的期待視野:重視文行忠信,修齊治平;強調禮教倫常,學優則仕;所形塑出的少年人物,因此多是一個個規行矩步、少年老成的「小大人」。彷彿,孩子們甫自脫離懵懂蒙昧的童騃時期,便須一步登天,躍入知禮守分的成人世界。而他們存在的主要意義,則不外乎是要賡續家國命脈,作為既有體制及歷史文化的傳承者。

  然而,從二十世紀開始,這一現象卻發生了明顯變化。緣於世變,晚清以降的知識分子屢興「救國」、「新民」之思,並藉由「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新一國之小說」等理念,在小說中寄寓其家國憂思;所期待的,不外乎是一個能除舊布新、日益茁壯的「新中國」──而無論是文學想像抑是社會實踐,這個建構「新」中國的重責大任,正要由未受舊社會惡習污染,充滿青春理想的青少年來膺負。於是,從梁啟超倡論〈少年中國說〉,到陳獨秀〈敬告青年〉、李大釗抒論〈青春〉,以及巴金在《家》中屢屢自許自豪地宣稱「我是青年!」,莫不凸顯出:作為「民族幼苖」、「國家未來主人翁」的青少年,是如何因為內蘊著「青春」與「新生」的期盼,被賦予了空前重要性;而「青少年成長」與「國家成長」,又是如何在小說的文學想像中互為表裡,成為彼此象喻的一體兩面。

  因此,本書將以二十世紀的中文小說為中心,探討其所體現出的青春想像與國族論述,以及相關的文化政治議題。進入正式論析之前,在此先說明從「少年中國」到「少年臺灣」之敘事話語的源起、關乎於「青春」的文化政治,以及分輯概要。

  從「少年中國」到「少年臺灣」:敘事話語源起與「青春」的文化政治

  作為敘事話語,「少年中國」與「少年臺灣」其實俱有所本,並且深有淵源。一九○○年,流亡海外的梁啟超在《清議報》上公開發表〈少年中國說〉一文,應是「少年中國」論述具體成形之始。梁的文章,不唯從多方面辨析「老大帝國」與「少年中國」的關係,更藉由多種鮮明的意象對比,熱情洋溢地標舉出其間的絕大差異,如:「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陽;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鴉片煙,少年人如潑蘭地酒」,「老年人如秋後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瀦為澤,少年人如長江之初發源」,在在以「人之老少」喻擬「國之老少」,高度肯定「少年」的進取前瞻意義。而「美哉我少年中國,與天不老,壯哉我少年中國,與國無疆」的贊辭,亦正是時人的共同願景。

  此一論述的最大意義,在於它藉由「少年中國」與「老大帝國」的對比,重新「發現」了「少年」;不僅視之為挑戰傳統,頡抗老大的新興力量,並且將其與「中國」的國族想像相互勾連。追本溯源,此說其實晚清早有端緒,未必肇始於梁。但在此之前,僅僅為時人朦朧的理念與憧憬,未嘗形諸具體論述。經梁啟超正式倡議之後,士人們以「少年」自命並力圖惕勵自強,遂成為一時風潮。除了梁本人率先表示:「自今以往,棄『哀時客』之名,更自名曰『少年中國之少年』」之外,《清議報》中亦隨即出現不少以「同是少年」、「鐵血少年」、「濠鏡少年」、「突飛少年」等為名的作者群,或抒發壯懷,或吟歌勵志。甚且連晚清四大小說家之一的吳趼人,都一度以「中國老少年」為筆名,「少年」迷魅,至此可見一斑。此時,「少年」實則是作為涵涉一切青春希望的修辭策略,而所謂的「少年中國」,正是一種重新「自我命名」的召喚行動。一九○二年,南洋公學學生組織「少年中國之革命軍」,首倡現代中國之「學運」,正可視為相應的社會實踐。

  時至民國,「少年」所召喚出的激情有增無減。一九一八年,王光祈、李大釗等人在北京創辦「少年中國學會」,其規章開宗明義第一條即是「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為宗旨」。從命名來看,當可說是「少年中國」之理想在民初的具體實踐。該會總會成立不久,南京、上海、成都、巴黎等地皆如響斯應,紛紛成立分會,並先後發行《少年中國》、《少年世界》、《少年社會》等期刊,讀者遍及全國,盛極一時,流風之廣被,由此可見。此學會成立之初,胡適曾以〈少年中國之精神〉為題發表演說,引述荷馬詩:「如今我們回來了,你們請看便不同了」,作為對「中國少年」的期勉。不久後,《少年中國》特別製作兩期〈少年中國學會問題號〉,先後載有李大釗〈「少年中國」的「少年運動」〉、王光祈的〈「少年中國」之創造〉、〈少年中國學會之精神及其進行計畫〉、惲代英〈怎樣創造少年中國〉等專題論文,凡此,俱可視為晚清以後,「少年中國說」的再度發揚光大。

  不過,正因為人人「心中自有一少年中國在」,不同個人的理念懷抱,卻是將此一憧憬,投射為不同的國族想像。「少年中國學會」成立後不久,成員間即因是否應信仰某種「主義」而屢有爭辯;在活動路線上,則先有政治活動與社會活動之爭,後來又轉變為國家主義與共產主義之爭,終至分裂瓦解,無以為繼。爾後,會中信奉社會主義的李大釗、惲代英、黃日葵等成為共產黨中堅,毛澤東更是領袖一黨,主政中華人民共和國數十年。堅持國家主義的曾琦、李璜、陳啟天、左舜生則另創中國青年黨,堅決反共。現今看來,該黨雖未能如大陸之共產黨般主導臺灣的民國政壇,「少年中國學會」也未必能被視為彼時「中國」的縮影,但由小及大,「少年中國」的文化政治與社會實踐,竟自衍生出左翼與右翼、大陸與臺灣間無數的政爭烽火與長久對峙,其滄桑始末,委實令人感慨係之。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當《少年中國》行將停刊,「少年中國學會」瀕臨解散之際,一批來自臺灣的北大青年學生,卻在北京組織了一個名為「臺灣青年會」的社團,並將蔡元培、胡適之、梁啟超等人均列為「名譽會員」。該會成立於一九二二年,一九二六年在張我軍、吳敦禮、陳清棟等人倡議下重組,同年發行《少年臺灣》月刊,作為會報。〈創刊號〉中,張我軍即曾以不同筆名,分別撰寫〈少年臺灣之使命〉、〈少年春秋〉等文章。在此,「中國」縱使易位為「臺灣」,「少年」卻依然與「臺灣」並置且負有重大「使命」。姑不論「中國—臺灣」文學間是否有必然的傳承關係,但視「少年」為家國的託喻,對「少年」寄予除舊布新的厚望,二者實是如出一轍。

  正是這樣的語境背景,經由「青春想像」與「國族論述」角度去探討二十世紀的中文小說,不但具有創新性,更有其重大意義。

  事實上,伴隨前述社會實踐的同時,即是大量圍繞於「青春」的各類文化政治論述與文學想像。它包括「少年」、「青春」、「青年」等話語間的錯綜遞嬗;及其與「國族」、「小說」、「教育」之間的相互糾葛。

  從歷史進程看來,「少年」話語大盛於晚清,但「青年」一詞的使用,已不乏見;五四前後,與傳統文化猶有牽繫的「少年」一詞漸漸功成身退,取而代之的,乃是新興的「青年」一詞,它並且順理成章地成為「青春」喻託的載體,以及「國家」的希望所繫。當時創刊的不少重要刊物,都由此著眼。如一九一五年九月,《青年雜誌》創刊,陳獨秀(一八八○-一九四二)撰寫發刊詞〈敬告青年〉,開篇以「初春」、「朝日」等譬喻,彰顯「青年」的新鮮活潑,希望無窮,既承續了「少年中國」的新興氣象,也具象化了「青春」的人物實體。之後李大釗發表〈青春〉,倡言「吾族今後之能否立足於世界,不在白首中國之苟延殘喘,而在青春中國之投胎復活」、「以青春之我,創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國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類,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資以樂其無涯之生」;為《晨鐘報》撰寫發刊詞〈青春中華之創造〉,復提出「蓋青年者,國家之魂」,當努力為國家自重,並應「以青春中華之創造為唯一之使命」,亦無不以「青春」與「國家」相提並論,而「青年」,正是貫串於其間的能動主體。至於其後的「少年中國學會」,儘管會員們頻頻以「少年中國之少年」自許,但放言抒論時,「青年」已是自我指稱時的習見用語了。

  另一方面,我們當然不要忘記,就在梁啟超倡言「少年中國」的同時,他還有「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新一國之小說」、「以小說教小學」等相關配套的教育理念。所謂「教小學急於教大學,教愚民急於教士夫。……故吾恆言他日救天下者,其在今日十五歲之童子乎!西國教科之書最盛,而出以遊戲小說者尤夥,故日本之變法,賴俚歌與小說之力;蓋以悅童子,以導愚氓,未有善於是者也」,即此之謂。其本人,更藉由譯介《十五小豪傑》、撰著《新中國未來記》等方式身體力行。循此,這就又使得「少年」、「青年」、「青春」等意象,與「小說」及「教育」之間,產生密切的內在聯繫:小說成為啟蒙青少年、振興國族的重要教育材料,青少年(身體)所蘊藏的種種「青春」的成長動能,又每每伴隨著個人的認同追尋與情慾求索,成為小說家想像家國,書之不已的內在驅力。「國體」、「身體」與「文體」,亦以此交相關涉,相互辯證,其間曲折,自是耐人尋味。

  也因此,無論是從古典文學與現代文學對照下的歧異處著眼,抑是由「感時憂國」的時代氛圍,以及中國之「現代性」追求歷程角度觀照,都會發現,從一開始,二十世紀的中文小說,就已儼然成為銘刻「青春」的文化政治學──小說家們一方面意圖藉由小說(對青少年)進行「新民」、「啟蒙」,另一方面,又頻頻聚焦於青少年人物,不僅對他們的成長與幻滅,多所演義;甚且,還以他們的愛恨悲歡,身世遭逢,見證著政爭烽火,社會遷變。國族論述與青春想像交相激盪,遂構成近現代小說中的重要主題。其間,無論「中國」抑是「臺灣」,新青年們的成長經歷容或有別,但種種追尋求索,無不糾結著對家國土地、意識形態的取捨掙扎,並且召喚著新興國體的「自我命名」行動。尤其八、九○年代以來,臺灣政經社會的快速變化,遠甚於既往,來自世界各地的新思潮衝激不斷,特別是,同性情慾論述的介入,更促使「少年臺灣」的文學想像別開生面,不同於既往。從「少年中國」到「少年臺灣」,既蘊含時間流變中的革新實踐,也投射出空間位移後的自我定位與家國再造。所涵括的面向,既有「老少」、「新舊」、「父子」之間的多元角力與彼此辯證,也因小說、教育、出版、身體、情慾、性別等不同因素的糾結拉鋸,產生諸多變化。

  有鑑於此,本書遂以梁啟超「少年中國說」為起點,結合其自撰小說〈新中國未來記〉,討論所關涉的現代性、啟蒙論述與國族想像論題,為全書張目;繼以包天笑、葉聖陶,以及臺灣日據時期以來的重要小說為代表性個案,就「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中的青春想像與國族論述」展開系列論析。整體而言,它的目的並不在於作為完整的文學史論述,卻意圖以文學/文化史的視野,凸顯此一世紀小說書寫的內在特質與美學實踐,並開展它與啟蒙教育、出版文化、身體論述、性別研究、情慾敘事等不同論域的對話思辨。全書凡六章,循由以下三個部分,進行討論:

  一、發現少年與小說教育
  二、艱難的青春,困頓的啟蒙
  三、從中國到臺灣:孤兒?孽子?野孩子?




其 他 著 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