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年，我因為聽了椎名林檎而產生了新的小說構思。以林檎為原型，我創造了不是蘋果這個人物，加上另一個同樣是二十來歲的女孩子貝貝，組成了小說《體育時期》的兩個女主角。可以說，這部小說是以椎名的歌曲作為背景音樂寫成的。當中那些有點刻意模仿椎名風格的歌詞，其實是假託於兩個女主角而寫的詩歌。因為椎名，我發現了日常生活還存在詩的可能，也通過椎名，我才得以首次寫出了類近於詩的形體的東西。我從前一直以為，我和詩是絕緣的。《體育時期》是關於兩個年輕女孩和人生侷限搏擊的故事，但我極力避免它落入理想的追尋和幻滅的俗套，或者變成對青春的濫情頌讚和懷緬。我想寫的不是抽象的青春，而是陷於具體環境條件侷限和個人心理缺憾的成長後期生存狀態。那是在放棄個人堅持的社會化門檻上最後的停步省思。我也拒絕用友誼或其他既有的籠統觀念，去形容兩個女主角之間的關係，反而以更繁複的手法和反覆的辯解，去說明一種可以跨越人際障礙的共同感。這種共同感甚至可能——或者必須——建基於恥辱的體驗，也即是尊嚴受到生存狀況剝奪的體驗。唯有這樣我們才能找到最堅實，最可信賴的共同立足點。

作者簡介

　　董啟章
　　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碩士，現從事寫作及寫作教學，著有小說《名字的玫瑰》、《安卓珍尼》、《雙身》、《地圖集》、《V城繁勝錄》、《The Catalog》、《衣魚簡史》、《貝貝的文字冒險》、《小冬校園》及《東京•豐饒之海•奧多摩》等。曾獲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聯合報文學獎長篇小說特別獎，及香港藝術發展局文學獎新秀獎。

【上學期】

　　我喜歡董啟章的書，但是卻不認識董啟章。所以要寫序，我覺得，唔，如履薄冰。我說的不是怕得罪人那種世故的考量，而是同為寫作者所感受到的寂寞。

　　我自己每次出書的感想總不脫「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這個世界沒有能力分辨細緻與粗糙，好像出了個燈謎但是誰也答不對，我只能撇撇嘴角苦笑一下，把寫著謎面的紅紙捲起來走人。

　　被猜錯是很大的寂寞。如果沒有對手。

　　如果與作者有私交，了解他的背景與思路，就可以順藤摸瓜，一切簡單許多。某種程度的作弊。但這回不行……除了作品以外，我對董啟章所知無多。沒有藤，但是要想辦法找到瓜！

　　於是我回想《安卓珍妮》、《雙身》或《衣魚簡史》的閱讀經驗，董啟章給我最深刻的印象是「認真」。

　　他蒐集資料很認真。他寫生物學就像生物學，寫失明失聰，就像失明失聰。

　　他說故事的口吻很認真。他總是舒緩的娓娓道來，這裡那裡的閃現細膩動人的亮光。

　　他維持題材的寬廣很認真。他的寫作涵蓋性別、城市、消費、音樂、成長等主題，截至目前為止還看不出他有收住腳步的意思。

　　與其他寫作者比較起來，董啟章對於文學傳統，有更純粹的堅持。他的作品固然有與讀者對話的企圖，但更強烈的動機似乎是向大師致意；或者說，他是在跟整個文學傳統對話，藉此丈量自己與大師的相對位置與距離。

　　《體育時期》裡頭就有這麼一位文學前輩，葡萄牙詩人Fernando Pessoa。他平日是一個不起眼的小職員，但在文學世界裡，他卻選擇了很特別的方式。他創造了四個詩人，各自寫各自的詩，還互相評論、書信往返。Pessoa不止創造作品，還創造了一整個互動的文學小社群。

　　《體育時期》裡面的幾個主要角色都寫作，有的寫歌，有的寫時論，有的寫詩，有的寫小說，有的教寫作；和Pessoa一樣，董啟章讓他們每個人寫出自己的作品。董啟章以一貫的細膩，把兩個女生之間的緊張與同盟，乃至後來在創作上的合作與互動，寫得十分鮮活。貝貝與不是蘋果不僅穿越了創傷與貧窮，並且在權力的重重引誘之中保持了某種純粹，那力量來自她們對創作本身的執著。

　　從Fernando Pessoa的生平看來，對於寫作他應該是深感寂寞的，他常常擔心自己維持不住那兇險的平衡，得進精神病院。或許，他的寫作形式正反映出他的不被了解，所以他給自己一個支撐的社群，在想像中暖一暖自己。

　　董啟章卻不是這樣運用這個形式。《體育時期》不是他的自我治療，而是他面對文學傳統的再一次對話的嘗試。這一次，他選擇讓自己的語氣更市井一點，腔調更流行一點，氛圍更香港一點。再一次，董啟章面對文學諸神，認真誠懇的交出成績單。

（張娟芬，台大社會系畢業。曾任中國時報開卷版記者，時報廣場版編輯，專職寫作與翻譯，著有《姊妹鬩牆：女同志運動學》（聯合文學，1998）、《愛的自由式：女同志故事書》（時報，2001），近作《無彩青春》 （商周，2004）以生動與敘事性的方式，描繪出台灣司法史上一段歷時十多年的司法風波——「蘇建和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