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教授於二戰結束後回到中國,先去東北參加經濟復員工作,並結識他的賢內助─馬熙靜女士。1946年回北京,任教北京大學經濟系,從而認識在清華大學教書的劉大中教授,並結為好友。在大陸北方變色前,他來到台灣,在台大教書半年,便去美國國際貨幣基金(IMF)工作,劉大中已在那裡任職。兩人性格雖不同,卻惺惺相惜。有人形容他們的關係是「秤」與「坨」的關係,凡事合作無間,不分彼此。就在1956年蔣教授在美國最權威的經濟雜誌(AER),發表「可貸資金理論」(Liquidity Preference and Loanable Fund Theories, Multiplier and Velocity Analysis A Synthesis),奠定了他在經濟學界的權威地位。在IMF服務十年之後,他與劉教授離開IMF,劉教授去康乃爾大學,他去洛徹斯特大學執教,最初他受到最高的尊敬,從而也各為台灣學生爭取了很多獎學金,後來因拙於言、與人無爭的個性,便失了年薪多年不增的虧。劉大中教授乃請他到康乃爾大學經濟系任教,以迄屆齡退休。
第四階段:經常返國,為台灣經濟發展效勞。
1952年,蔣教授利用休假回到台灣,當時台灣物價飛漲,而經濟發展剛剛開始,李榦先生帶他去見時任中信局長尹仲容,由於尹仲容相信計劃經濟可以使經濟發展,蔣教授相信自由經濟可使經濟活絡起來。兩人話不投機,不歡而散;不過,蔣教授離開時,贈送尹仲容一本米德(J. E. Mead)所著的《計畫與價格機能》,尹仲容讀過之後,便改變了他原有的想法,及對蔣教授的態度。1954年,尹仲容親自寫信向IMF借將,請IMF同意蔣教授和劉教授回國,就經濟政策提出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