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生於臺灣屏東。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畢業，美國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曾任教於美國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日本東京大學，並長期任職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現為臺灣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合聘研究員，並兼任臺大文學院院長。專長為隋唐五代史、中國思想史。著有Liu Tsung-yuan and Intellectual Change in T’ang China, 773-819、《中國文化史》（合著）、《公共意識與中國文化》、《唐代的婦女文化與家庭生活》、《唐代文士與中國思想的轉型》以及論文數十篇。
我覺得是可以的，但要比較清楚解釋這項評估，需要先作幾點一般性的說明。在歷史學中，思想史是個特殊的領域，相對小但長期保持活力，在知識界的重要性則起伏不定。思想史最明顯的特點，可能是它的多學科或跨學科性質。人類過去的思想是很多學科——特別是人文學科——都關注的，包括哲學、文學、宗教學、政治學乃至新起的文化研究，並不是歷史學者所獨專，歷史學中的思想史學者和其他學科的同行常有密切接觸，有時彼此的研究方式也差不多。舉例而言，在20世紀的美國，對思想史領域成形貢獻最突出的，可能是提倡觀念史(history of ideas)研究的Arthur O. Lovejoy (1873-1962)。Lovejoy就是哲學訓練出身，長期任教於約翰霍浦金斯大學(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哲學系 。思想史的跨學科性，在國際各主要學術圈都是如此。在中文世界，無法用現代西方學科來界定的中文系也以思想史為重要研究領域，更是突出的現象。思想史的跨學科性，使得研究者很容易受到各種人文思潮的影響，特別是理論性思潮，至少在英語系國家，這造成思想史學界中方法論與研究方法意識特別發達，思想史的研究取向也隨之飄忽多變。中文思想史學界雖然不能說特別重視方法論的反省，但臺灣自1960年代以後就深受英美學風感染，西方新近史學觀念後來也進入中國大陸，中文思想史研究因此迭有新貌，是自然不過的事。
思想史領域還有一個值得提出的現象，就是在不同的學術社群，往往有著殊異的樣貌。根據我個人的觀察，中文、英文、日本學術界都有活躍的思想史研究，但差別不小，德國的情況也可能相當不同。這個現象是如何產生的，還有待仔細查考。一個明顯可見的因素是，思想史的歷史相當悠久，而且來源多端，不完全是現代專業史學的產物。在歐洲，思想史最主要起自哲學史，根據學者的研究，19世紀以法國Victor Cousin(1792-1867)為代表的折衷主義哲學(eclecticism)，是造就近代哲學史意識的最大力量，事實上，Cousin本人已經使用「觀念史」(l’histoire des idees)一詞了。折衷主義以為，歷史是最重要的哲學方法，人們唯有透過對哲學史的全面檢視，找尋出哲學思辯中最普遍的元素和觀念原則，解決其間的難題，才能夠獲得哲學真理。其他文化活動的歷史，如文學史、科學史也都與思想史的形成有關。以文學史為例，19世紀德國的浪漫主義思想認為，文學——特別是詩和神話——是人類精神世界的表現，文學的歷史不啻等於心靈的歷程。19世紀法國的文學史研究，已有接近後來思想史的做法，如以作者內心或歷史脈絡的因素來解釋文學現象 。我們或許可以這樣想像，在19世紀的歐洲，特別是德國與法國，當「科學性」的現代史學興起之時，在強調變化即是本質的整體思想氛圍中，許多學科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探索自己所關心的心靈現象的歷史，這些研究後來逐漸滲入歷史學，或與歷史學結合，形成了思想史學。思想史的來源既然如此複雜，而且經常是外於專業史學，某個社會的思想史研究，很自然受到當地一般人文學術傳統或風氣的影響，從而造成重大的社群差異。在中國，思想史並不純是從外輸入的，本土的思想史書寫可以追溯到很早，《高僧傳》系列中的「義解篇」，記述理學傳統的《明儒學案》、《宋元學案》以及清代、民國初年其他的學案體著作，都是某種形式的思想史。直到現在，在中文學術界，思想史研究還存在新舊雜糅的情況，新與變不是這個領域發展的全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