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生前是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和芝加哥大學經濟系保羅．史諾登（Paul Snowden）卓越貢獻講座榮譽教授。他在一九七六年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寫了好幾本書，包括兩本和他的妻子蘿絲．傅利曼（Rose D. Friedman, 1911-2009）合寫的暢銷書─《自由選擇》（Free to Choose）與《兩個幸運的人：回憶錄》（Two Lucky People：Memoirs）。一九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在美國紐約州的布魯克林出生一九三二年畢業於路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大學畢業後，傅利曼進入芝加哥大學攻讀碩士學位碩士畢業後，由於舒爾茨的推薦，傅利曼進入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一九三五至三七年在美國自然資源委員會（National Resources Committee）工作一九三七至四○年間，傅利曼在哥倫比亞大學擔任非全日制講師一九四○至四一年，傅利曼擔任威斯康辛大學經濟學客座教授一九四一至四三年，在美國財政部賦稅研究局工作，主要研究戰爭時期的稅收政策一九四三至四五年，在哥倫比亞大學戰爭研究處擔任統計科副科長一九四五至四六年擔任明尼蘇達大學副教授一九四六年才獲得哥倫比亞大學頒發的博士學位，並於同年赴芝加哥大學擔任副教授一九四八年升任教授，直至一九七七年退休一九五七至六九年擔任《經濟計量學期刊》編輯一九六四年擔任高華德（Barry Goldwater）的總統競選顧問一九六六至八四年，每三個星期為美國《新聞週刊》（Newsweek）雜誌針對時事寫一篇文章一九六七年擔任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客座教授，同年擔任美國經濟學會會長一九六九至七一年擔任尼克森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委員一九七○至七二年，擔任蒙貝勒蘭學會（the Mont Pelerine Society）會長一九七七年退休後，轉赴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任高級研究員一九八○年與其夫人蘿絲．傅利曼（Rose Friedman）製作了一個十集的電視連續節目《自由選擇》（Free to Choose）傅利曼的工作得到了人們的肯定，這可從他獲得的一些獎項及榮譽得以印證：他曾獲得美國、日本、以色列、瓜地馬拉等國大學的多項榮譽博士，也曾榮獲羅塞（P. S. Russel）服務傑出經濟學教授。他是當代自由放任、政治經濟學最有力的代言人，芝加哥學派在其領導下聲名大噪。一九五一年得到克拉克獎、一九七六年榮獲諾貝爾獎、一九八八年獲得美國國家科學獎，以及同年獲頒的總統自由勳章（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
這本早在一九六二年出版的書，是傅利曼根據其在一九五六年的一系列演說內容集結而成，據此推算各篇文章正是傅利曼壯年期精力充沛、生產力達到頂峰時的傑作。無怪乎一九九五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理性預期學派的宗師盧卡斯（ R. E. Lucas）推崇本書是傅利曼思想的精華，既有原創性又極富哲理。雖然一九八○年傅利曼與其夫人的那本《自由選擇》風靡海內外，也製作成電視節目，但其哲理乃源於這本一九六二年的著作，而且其嚴謹度也瞠乎其後。由此可見，本書確實是傅利曼的思想精華，即使傅利曼本人，在過了四分之一世紀之後仍然以之作為根本基礎來立論。正如他在二○○二年版前言裡說的，本書經得起時間的考驗，還是那麼切合當前的問題，而譯者謝宗林也在譯者序中一一舉例對照，證明五十年之前傅利曼針砭的問題不但還在，且更變本加厲。所以，本書是屬於「不變」的知識，還「越陳越香」呢！
既然政府干預的成績是這麼難看，為什麼不僅舊的干預很難移除，而且新的干預還紛至沓來呢？為什麼發達於自由主義傳統的國家會越來越傾向社會主義式的政府干預呢？傅利曼引述十九世紀英國法學家與憲政理論家戴雪（A. V. Dicey，一八三五~一九二二）的話幫他回答：「國家干預，特別是以立法的形式實施的干預，有益的作用是直接的、立即的，並且，可以說，顯而易見的，而干預的有害作用卻是漸進的、間接的，出現在遠處看不見的。而大部分人民也不會牢記國家督察員可能是不稱職的、疏忽職守的，甚至偶而是腐敗的...：很少人領會國家幫助扼殺自助這個不可否認的真理。因此，大多數人類必定幾乎總是會對政府干預過分青眼有加。唯有社會上存在著...一種支持個人自由，亦即，一種支持自由放任的偏見或預設立場，才能夠抵抗此一自然的偏見。因此，僅僅是自助的信念減弱—而這種信念的減弱無疑已經發生—本身便足以解釋趨向社會主義的立法增長。」（見本書第十三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