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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後現代小說的發展：以黃凡、平路、張大春與林燿德的創作為觀察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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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2219690
			王國安
			秀威資訊
			2012年7月08日
			160.00 元
			HK$ 144

詳
細
資
料

叢書系列：文學視界
規格：平裝 / 372頁 / 16*23cm / 普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出版地：台灣

文學視界

分
類

文學小說 > 文學研究 > 華文文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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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容
簡
介

　　本書是以台灣文學史為基礎架構，對六○年代到二十一世紀初的台灣文學史，以「後現代」為重心切入探討，並以黃凡（1950-）、平路（1953-）、張大春（1957-）、林燿德（1962-1996）四人的小說為主要觀察文本，讓「後現代」藉由四人的小說銜接台灣文學六○年代後各階段的文學流派、文藝思潮與文學現象。從鄉土文學、現代主義文學，擴及懷疑論式政治小說、都市文學，甚至是科幻小說，以及九○年代後與後殖民相混淆的文風，將後現代小說與在台灣文學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文類相結合，突出台灣後現代小說在台灣文學史上既承先又啟後的歷史位置。

作者簡介

王國安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研究領域為台灣文學、現代小說、現代詩。著有《和平．台灣．愛──李魁賢詩與詩論》一書，並發表論文十數篇。

目
錄

自序　「台灣後現代小說史」？！

第一章　台灣後現代小說的發生背景及作家表現　
第一節　鄉土文學發展過程中所遺留的問題　
第二節　台灣後現代小說家早期的文學嘗試　
第三節　現代主義小說的特質　
第四節　台灣後現代小說的前身－懷疑論式政治小說

第二章　從都市文學到台灣後現代小說的興盛與轉型　
第一節　具有「過渡性格」的都市文學　
第二節　順勢而起的「後現代思潮」　
第三節　台灣後現代小說的興起、流行與轉型

第三章　台灣後現代小說家的科幻小說嘗試　
第一節　西方與台灣的科幻小說發展　
第二節　科幻小說潛藏的後現代性格　
第三節　台灣後現代小說家的科幻創作成績

第四章　台灣後現代小說的轉型與延續　
第一節　九○年代台灣後現代小說的轉型　
第二節　平路後現代小說的轉型與意義　
第三節　黃凡復出後的後現代小說呈現　
第四節　張大春後現代小說的轉型與延續方式

後記　「台灣後現代小說史」的雛形
參考書目

序

後記　
台灣後現代小說史」的雛形
　　
　　要談「台灣後現代小說史」，除了需對後現代文學在台灣的具體成績及發展做回顧與梳理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把「台灣」置入觀察的脈絡之中。過往對後現代文學的研究多半從羅青、蔡源煌等作家、學者的引介與模仿做為討論的起點，但如此便容易產生「後現代」僅是西方舶來思想，並認為其暴起暴落正證明了它只代表著部分作家一廂情願的模仿學習，終將因其外來性格而被取代及揚棄的誤解，此可以趙遐秋與呂正惠合著的《台灣新文學思潮史綱》為代表；又或者認為後設小說的沒落便代表著後現代熱潮已過，而忽略了後現代小說反成台灣九○年代新生代作家創作基本型態的現象。因此，在本書討論台灣後現代小說的發展脈絡時，並不侷限於後現代在台灣風行的一段歷史，而是從鄉土文學、現代主義文學，擴及懷疑論式政治小說、都市文學，甚至是科幻小說，以及九○年代後與後殖民相混淆的文風，將後現代小說與在台灣文學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文類相結合，因為如此才能突出台灣後現代小說在台灣文學史上既承先又啟後的歷史位置。以下，將以「開端」、「銜接」、「盛行」、「轉型」四個階段來依序說明本書對台灣後現代小說發展史所建立的雛形架構。

一、開端：鄉土文學所遺留的問題與現代主義文學的未竟之功

　　七○年代鄉土文學的風潮在很大程度上是來自於台灣知識份子對國際情勢的理解與失望，其回歸鄉土的想像是他們投射政治、社會熱情的主要管道，因此，在六○年代中期便已開始耕耘鄉土文學的作家如黃春明、陳映真的作品開始獲得討論，鄉土文學開始以反抗現代主義文學－此一在七○年代被視為虛弱、無病呻吟、脫離社會與人民的文類－的姿態問世，所以，擺脫虛無晦澀的蒼白貧弱，走向關懷社會、民族的勁建有力，關注「民族性」、「社會性」、「寫實性」、「民眾性」的鄉土文學現實主義風潮成了引領七○年代台灣文學最重要的主流。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年的鄉土文學論戰，使鄉土文學的理念與訴求在與官方意識型態的爭辯下更廣納了人民的同情與理解，再加上黨外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鄉土文學現實主義可說是一包含政治、經濟、社會等訴求的、從作家開始蔓延全台的熱情的濃縮。
　　
　　鄉土文學是在反省國際情勢、戒嚴體制後以「回歸」為宗旨、以「鄉土」為對象的訴求下所壯大的文類，因此，其對台灣鄉土與社會、政治的關懷精神即使在鄉土文學沒落之後也得以繼續影響台灣作家。然而，在八○年代初期，鄉土文學原先藉鄉土小人物發聲的「文學行動主義」被馴化與收編，而激進者則認為鄉土文學訴求反應過慢，突出原先在鄉土文學中的政治訴求而成為政治小說，或甚至直接從政以實現其政治理想。因此，鄉土文學便在政治意識型態的介入後失去其於六○年代中期的初始面貌，且如筆者所討論的鄉土文學所遺留的問題：「現實主義的霸權本質」、「現實主義與外在政治現實」、「現實主義文學的文學『工具化』」、「統獨的意識型態紛爭」、「鄉土文學的『馴化』」等，鄉土文學實等待著有志改革的作家出現以挽救頹勢。然而鄉土文學所發展出來的溫和鄉土派及統、獨派政治小說家只是在延續鄉土文學的本質問題而未能改變之，所以鄉土文學在七○年代所反對的現代主義文學反而有了可以改變面貌出世並再次產生影響力的機會，在政治小說於文壇震天價響的同時，都市文學的問世便代表了與台灣現實主義傳統相頡抗的「前衛」（周芬伶語）、「變異書寫」（劉紀蕙語）的傳統再次發揮了影響力。
　　
　　現代主義文學在五○年代反共文學及戰鬥文藝氣焰高張時可說是一塊文學淨地，許多不願為政府從事政治宣傳的作家寧可加入現代主義文學的陣營，在政治高壓之下，西方現代主義文學所表現的疏離感，成了台灣知識份子表現對政治與社會疏離的方式。但隨著客觀環境的改變，台灣也有了與西方現代主義相同的發展環境，最重要的是都市的高度發展，因此，擺脫政治的糾纏，表現對都市的關心，是「都市文學」興起的前兆。
　　
　　再者，雖然現代主義文學向內心、向純粹經驗的挖掘探究是在政治高壓下的安全抒發，但其挑戰禁忌，衝撞大敘述的所代表的道德正當性，其力道雖未如鄉土文學對官方意識型態的反抗來的強，但也提供了作家在政治、社會論述之外衝撞大敘述的又一管道。所以，八○年代後的新世代作家，在外在環境改變之下，對大敘述的瓦解有了鄉土文學及現代主義文學一由外一由內、一由政治一由道德的創作成績可供參考，其瓦解大敘述的力道便在環境文化丕變的推波助瀾下呈現出來。
　　
　　再次，現代主義文學中的「不確定感」既來自於對外在政治的疑慮，也來自於變動劇烈的環境，而在現代主義文學中所建立的對不確定感的抒發，成了其對藝術形式技巧做實驗創新的根源。西方現代主義對應當時社會與人們對時間感與空間感所做的形式變化，台灣的優秀作家已多有模仿。就在這樣的形式技巧創新的風潮下，藝術至上的理念隨之播散開來，也因此，當鄉土文學現實主義將文學工具化，以政治正確做為評論作品的依據時，對變質後的鄉土文學感到不耐的作家轉向現代主義文學汲取營養是理所當然的。
　　
　　總結上述，現代主義文學與鄉土文學這兩種在台灣文壇曾各領風潮的文類皆有因極盛而變質的過程，在缺陷暴露的同時一種新的文類便將再起，現代主義文學的蒼白虛弱被鄉土文學的社會關懷所替代，鄉土文學的政治侵擾與文學工具化也將被新的文類所替代，「懷疑論式政治小說」代表的是對政治紛爭的中立價值，而「都市文學」則代表了從鄉土文學現實主義的「文學工具化」回歸現代主義文學「為藝術而藝術」的轉向，雖然兩者並非如鄉土文學與現代主義文學般是獨領風潮的文類，但兩者對後出並在八○年代後的台灣文學佔有主流地位的後現代小說卻是中繼且必要的，因此筆者一以台灣後現代小說的「前身」，一凸顯其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的「過渡性格」來說明之。

二、銜接：懷疑論式政治小說及都市文學的承接與過渡
　　
　　從黃凡的〈賴索〉開始，懷疑論式政治小說便有了具體成績與典範之作，對比諸多政治小說的門類如林燿德所區分的右翼統派政治小說、左翼統派政治小說、獨派政治小說等都有著本質上的區別，在政治小說仍延續鄉土文學的政治侵擾而不自覺時，懷疑論式政治小說在黃凡的帶領下走出了價值中立、嘲諷政治信仰的道路，而這樣的書寫方式，更代表著八○年代之後隨著解嚴轉型期的到來一直延續下去的面對政治文本時的態度，所以，一般在台灣文學史中聊備一格的懷疑論式政治小說實應更提高其重要性，因為其代表著的是七○年代的鄉土文學到八○年代中期的後現代小說之間重要的中介，如本書所討論的，幾乎在八○年代中期書寫後現代小說具代表性的作家都曾有懷疑論式政治小說的書寫經驗，其對政治信仰的否定與後現代對一切價值的否定實有著銜接與承繼之處，更重要的是，它的出現與流行不僅為後現代小說鋪路，更證明了台灣後現代小說雖初始曾招致過度經營文學藝術層面而忽略文學社會影響力的批評，但後現代主義對他們而言僅是一新的文化刺激，後現代小說僅是一新的敘述模式，他們的懷疑論式政治小說雖站在嘲諷與不提供價值的政治立場，但他們對社會、政治的關心在他們的懷疑論式政治小說中早已得到證明，相對地，他們的政治、社會關懷是不會在後現代小說的撰寫時便消失的，他們只是在宣揚後現代小說的初始時暫時隱去其直露的政治關懷，並在模仿學習的過程中摸索出後現代形式技巧得以與當下台灣相結合的可能。所以如筆者於第一章所討論的，四位作家幾乎都不約而同地有懷疑論式政治小說的撰寫經驗，而在後現代文學的風潮開始後，雖曾有過僅以後現代形式技巧以表現思想內涵的小說實驗，但將政治與後現代相結合的作品更多，如黃凡的《躁鬱的國家》、《寵物》，平路的《是誰殺了×××》、《行道天涯》，張大春的〈四喜憂國〉、《撒謊的信徒》等皆可為例，因此，後現代思潮的傳入雖又帶來了形式實驗與技巧創新的熱潮，但在鄉土文學中所留下的對社會、政治關懷的精神卻未被遺忘，而九○年代後台灣後現代小說的轉型與延續也更延續了形式與代表台灣現況的內容的調和，因此，從鄉土文學到懷疑論式政治小說再到後現代小說的轉型便是此一脈相承的形式與內容相調和的路子。
　　
　　都市文學在形式上與現代主義文學接近，且其題材也不同於鄉土文學藉由鄉土小人物反映政治、社會、經濟訴求，而是將在現代主義文學中所傳達的疏離感與不確定感藉由「都市文本」來展現。但「都市」在此已不再是一個客觀題材，不僅在內容上涉及都市人集體潛意識及對都市文化的批判，一種重新認知都市的思維也在更複雜繁瑣的敘事形式中呈現。而八○年代台灣的都市已具體成形，且許多新世代作家便是在台灣工業化、都市化的過程中成長的，所以掌握都市的「現實」，並改變七○年代以來政治干擾文學的現象，都使都市文學成為新世代作家戮力表現其與前行代作家差異的最佳場域。以都市經驗為背景的都市文學自無法掩蓋其「並時、多元」的性格，因此，此一主要傳承自現代主義文學的文類，在作家的書寫中自然容易在以創新形式技巧呼應其都市劇烈變動的時間感與空間感的同時，有了後現代文學產生的可能。筆者曾以黃凡的〈紅燈焦慮狂〉為例，說明後現代小說在後現代風潮尚未開始前便有了提早出現的可能，也更代表台灣在後現代主義傳入前的都市文學便已是最接近後現代小說的文類。
　　
　　筆者之所以稱懷疑論式政治小說為台灣後現代小說的「前身」，是因為在後現代小說出現之後，便不須有懷疑論式政治小說的指稱，這除了因為政治小說的熱潮來去迅速之外，更重要的是，在後現代思潮傳入台灣後，在台灣的作家所試圖在懷疑論式政治小說中所呈現的中立價值，甚至是價值的瓦解都有了更強的力量支撐，原先在懷疑論式政治小說中要表現的嘲諷與懷疑，到了後現代小說中可得到更多元的呈現方式，即使其意在抒發政治理念，也是以後現代文學形式所表現的政治小說。而都市文學則不同，其雖然也是八○年代所盛行的文類，但其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的過渡性格，使後現代小說與都市文學幾乎密不可分，也在這一文類中表現了台灣後現代小說與現代主義文學之間緊密的傳承關係。藉由懷疑論式政治小說與都市文學對從鄉土文學、現代主義文學到台灣後現代小說之間的嫁接，懷疑論式政治小說證明了台灣後現代小說家的政治、社會關懷有著從鄉土文學而來的間接影響，都市文學對應都市環境的形式創新則看出台灣後現代小說對現代主義文學的直接繼承。這兩個文類證明了台灣後現代小說絕非全然受西方影響，其實台灣早在後現代主義傳入前便已做好了準備，後現代文學傳入台灣得以迅速流行也是可想而知。

三、盛行：台灣後現代小說的風潮
　　
　　台灣後現代小說之所以能在八○年代中期迅速延燒，實有著天時、地利與人和。所謂天時，指的是隨著台灣歷史的發展台灣已有了適合後現代主義發展的客觀環境。從政治面來看，八○年代中期正是解嚴之前的文化轉型期，舊價值隨著大敘述的瓦解而失去支撐，新價值卻尚未在破壞之中重建。而後現代主義的傳入，一方面加強了摧毀舊價值的力道，另一方面也因其宣揚的高度自由與解嚴內涵的相呼應，使台灣新價值的建立暫時有了立基之地。而在經濟上，台灣的都市發展變動劇烈，「消費社會」的成形，使台灣以台北為中心的都市已漸次出現拼貼、混雜的跨國文化風格，消費社會的文化特質使都市人的感知結構產生改變，諸多後現代徵象如文化的碎裂感、歷史感的消失、拼貼與擬象充斥等都出現在台灣；所謂地利，則指在台灣文學的發展中已為後現代小說的著床建立了理想環境，如前所述的懷疑論式政治小說及都市文學，已在不同的面向上為後現代小說的領域開疆拓土；所謂人和，則指新世代作家不論在影響的焦慮上、對新文化刺激的追尋上，都亟欲尋求全新的敘述模式以與前行代作家創作成績有所區隔，一些小說作家如黃凡、平路、張大春與林燿德等已開始大量的小說實驗。後現代小說創作的風行，使不論是「魔幻現實主義」、「後設小說」等都成為文壇耳熟能詳的形式技巧，大量的模仿學習也為台灣文壇提供更為多元、豐富的新刺激。
　
　　但即使在這樣的天時、地利、人和之中，台灣後現代小說還是有段暴起暴落的歷　史，而本論文主要認為，後現代小說之所以會迅即沒落，其原因是來自於台灣後現代小說的幾種「初始性格」。首先，對後現代主義有興趣且大力引進的作家，主要將之作為一種策略性的工具，一種提供新文化刺激的管道，所以對於後現代主義逕行「去脈絡化」的使用，使後現代主義的傳入一如現代主義，是一西化的、有著菁英色彩的「啟蒙」行為，但在大力鼓吹及以實際創作表現後現代主義的同時，反而更突出了後現代主義的舶來與移植色彩；再者，後現代主義在西方有其歷史脈絡，所以當其以後設或魔幻現實主義做展現時，其創新的形式技巧本身便含有後現代思想的成分內涵，但對台灣文壇而言，後現代形式技巧與現實台灣並沒有直接的繫聯，它雖是在解嚴前後文化轉型期時填補缺口的重要思想工具，但若直接移植模仿並以形式技巧做為內涵依據，是過度凸顯形式的重要性，也必將走向形式至上的技術展演；最後，後現代主義的出現在西方有著對傳統文化根基的拔除力道，其質疑並打破一切、否決終極真理等宗旨，對應台灣在文化轉型期時處於雖大肆破壞，但仍保有重建期望的背景是大不相同的，一味地做強力移植並以之做為唯一正確的價值，實也違反了後現代主義的宗旨，並成為另一權威中心，另一不自覺的「英雄主義」。
　　
　　因此，在大量進行後現代小說實驗之後，黃凡、平路皆發現後現代小說在台灣的瓶頸，所以將對政治、社會的關懷置入小說之中，回歸台灣現實，解決形式與內容的比重失衡的問題，也為台灣的後現代小說提供一轉型的出口。到了九○年代之後，台灣後現代小說的轉型與延續便有了更具體的方向。

四、轉型：台灣在地性對後現代文化的改造
　　
　　台灣後現代小說的極盛而衰，表明了後現代主義雖做為一新的文化刺激來填補新舊價值轉換時的缺口，但其去脈絡化的策略性使用，其不顧台灣歷史背景的橫向移植，都將使台灣後現代小說熱潮終將宣告結束。但有趣的是，在後現代小說熱潮結束之後，台灣的後現代小說反而找到轉型的出口，在解嚴、大敘述瓦解及去中心化等的背景下，多元中心的形成使台灣邊緣族群的主體重建，成為共同主題，原先在後現代小說極盛時期的形式取代內容的弊端在此得到了解決，後現代文學熱潮下所做的小說實驗成為可供利用的資源，後現代的形式技巧與符合台灣歷史脈絡的具體欲求相結合，產生了雖不冠以後現代小說之名，卻使後現代小說反成台灣文學主流的現象。
　　
　　九○年代後後現代小說的轉型與延續，主要建立在「重建主體」的集體欲求上，多位學者以「後殖民」的角度看待這段文學歷史，但如筆者所討論的，後殖民牽涉到學者的台灣史觀，此則難避免政治立場又一次侵擾研究成果的正當性，且陳芳明在後殖民的主體重建外又加上「後結構思考」以安頓在各邊緣族群的文學訴求中又各自瓦解主體使主體重建不落入二分法陷阱的現象，筆者以為，這便證明了以後殖民概括台灣九○年代後小說發展是不夠全面的。因為後現代尚未結束，其形式技巧的創新實驗在九○年代至今仍方興未艾，而在內容上也對邊緣族群主體重建立下了開放、流動的規則，不同於台灣本土論對台灣意識的堅持與主體建立的力道，表現更為自由、多元、豐富的文風。筆者以平路的女性文學、黃凡的政治嘲諷與張大春的筆記中國來做為台灣後現代小說整體文風轉變的佐證，而在三人小說中與內容相輔相成的後現代形式技巧，更證明了後現代小說其實從未在文壇消失，反而因其轉型而成為台灣文學主流並延續至今日。
　　
　　總而言之，「台灣後現代小說史」可說是台灣作家永遠處在不斷精進改變過程的歷史縮影，當某一文類盛行文壇時，其弊端必也浮現，思改革者或延續更早之前的成績（如對現代主義文學的承繼），或是引西學以為己用（如後現代小說引進初期的去脈絡化），然其著眼點必放在「台灣」上，何種文類最能夠表現台灣人的集體意識及共同欲求，才能夠流行並蔚為風潮，台灣文學在八○年代後發展出來的兩條主流－後現代主義與台灣文學本土論－便是最重要的例證。於此，還可在兼敘本書於開展過程中所試圖建立的「台灣文學在八○年代後兩條主流」的文學史想像。
　　
　　筆者認為，台灣在八○年代之後雖然走入多元文學的時代，但其底層卻仍可清楚地看出兩條持續在發揮影響力的主流。這兩條主流的具體成形都可劃歸於八○年代，且其影響延續至二十一世紀。
　　
　　第一條主流是從鄉土文學對台灣知識份子關懷本土、政經社會的訴求而來，從鄉土文學論戰陣營中分裂而出，並以葉石濤為首的台灣本土論。在八○年代初期，其以政治小說、鄉土小說做為創作主軸，以台灣意識為核心，以重建台灣主體性為職志，將「鄉土」文學發展成「台灣」文學。在台灣主體未明的時代戮力經營以求建立台灣文學的主體性，並持續對都市、後現代提出批判與省思。經過八○年代解嚴轉型期的到來，政治高壓鬆綁、黨外人士獲廣泛同情，以及國內政治情勢的丕變，台灣文學本土論在自身鍥而不舍地努力和外在環境的改變下逐漸壯大，再加上台灣文學本土論者對於台灣文學的重建不僅將眼光置於文學本身，文學傳播相關的硬體、軟體，如國家台灣文學館、台灣文物資產管理、台灣文學作家資料建立等也在台灣意識逐漸成為民意主流的同時紛紛實現，「台灣文學」更因此成為台灣文學界的「顯學」。由此可見，八○年代開始的台灣本土論者所帶出以台灣意識為核心，以重建台灣主體為宗旨的路線可稱之為台灣文學的主流之一自是殆無疑義。
　　
　　台灣本土論的路線，有著七○年代以來逐漸建立的台灣本土性，有著現實主義的筆法與社會責任感及使命感，在這條主流之下，有著如台語文學、客語文學、原住民文學、自然寫作及地域文學等幾條支脈，更重要的，是這條主流主要以主體重建為目的。但不同於後現代小說轉型後的主體重建之處在於，在後現代主義的影響下，主體的重建仍須處於開放、流動的狀態，這自然非致力於重建主體並務求穩固者所樂見，所以我們在其中少見後現代形式技巧的出現；自然寫作者則是自始便立於都市文學的對立面，以現實主義的筆法表現對生態環境的關懷，將台灣意識內化為對土地的關愛。
　　
　　而另一條主流則從都市文學出現開始，其因拒絕政治意識型態而轉向強調「去中心化」的後現代思潮，以「真理」之不存在為由而不屑表現追求意義的姿態，且其以創新的形式技巧追求表現都市多元、並時性格以對應當代都市人心靈狀態的創作主軸。加上新世代作家對新文化刺激的期盼，後現代主義的傳入自是水到渠成，而後雖聲勢漸弱，但也在轉型後成為台灣的另一條主流。在這條主流之下，諸如同志文學、女性文學、范銘如所定名之「後鄉土小說」 1等皆可納入其中，這些文類在「後學」的影響下，以後現代的文學形式技巧展現當代人的集體欲求，又各自立於一邊緣族群的位置發聲，使後現代文學的內容不致貧乏並能更多元豐富。
　　
　　台灣文學自八○年代之後兩條主流路線的浮現，可幫助我們具體歸納、梳理這多元、混雜的台灣當代文壇。兩條主流各自發揮影響力，又不至壁壘分明，是台灣文學能於八○年代之後予人「多元」、「自由化」印象的重要原因。
　　
　　總結上述，「台灣後現代小說史」的建立是本書最重要的研究目的，在草創之初，必然將面對許多限制，但相信未來相關的研究發展，將使「台灣後現代小說史」更具影響力。而且台灣後現代小說的書寫也尚未結束，提早為其梳理發展脈絡，可更確立其發展本質及未來可能的發展方向。「台灣後現代小說史」的建立也尚未結束，相信在二十一世紀後，台灣的作家將更豐富後現代小說的創作成績，也為台灣後現代小說提供更豐富、多元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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