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月底,在一個尋常的冬日午後,我從聖哲曼大道(Boulevard Saint Germain)的一條巷子裡出來,正要鑽入地鐵站,忽然瞥到站邊書報攤前一落剛送來的報紙,在頭版將近四分之一版面刊了一張照片,是我熟悉的臉孔,上頭有醒目的標題:Pierre Bourdieu est mort(布赫迪厄死了)。心頭一驚,這不是我們家的布赫迪厄嗎,他終究還是不敵惡病。當天法國《世界報》(Le monde)讓出頭版的精華位置來向這位社會學家致敬。那時的布赫迪厄聲名如日中天,少有社會學家可以享有這樣的地位。一眨眼,十年已過。2012年1月5日的《解放報》(Libetion)的頭版全頁又以Bourdieu, cours toujours(布赫迪厄,永遠的課堂)為標題,向逝世滿十週年的一代社會學家獻上懷念。時間的流逝並沒有讓人遺忘這位有影響力的社會學家。
布赫迪厄是鄉下郵差的兒子,但敏而好學,一路從地方中學讀到巴黎的明星高中,再進入到菁英薈萃的高等師範學院。他的出身與成為知名社會學家的過程相當啟迪人心。他最終會投入公共參與並不是偶然。打從1960年代初期,他在阿爾及利亞服役開始,就發現自己對周遭一些不平等現象難以忍受。1964年回到巴黎後,擔任雷蒙.阿宏(Raymond Aron)的助理,更見到學術界的怪現狀。加上在1968年五月學運與雷蒙.阿宏所持之立場相左,自此布赫迪厄乃走向對社會學反思的不歸路。但他早年的研究工作,仍然以自身所處之學術社群為主。一直到1986年,布赫迪厄在其所創辦的期刊Acte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推出主題「科學與時事」(Science et actualites)的特輯,才正式表白自己的鬥士理念(militantisme),自此一代公共知識分子才誕生。
布赫迪厄的著作大部分都先有英文翻譯本,之後才有中文翻譯。本書也不例外,英文譯本由史丹佛大學出版社於1990年出版,僅與法文版相隔三年不到的時間,可謂相當有效率。而在超過二十年之後,這本中文譯本才出現。但本譯本是採取從法文直接翻譯,而非透過英譯本之二手翻譯。因此,若對照英譯本,會發現有許多不同之處。茲將所有不同之處在此提出,以凸顯本中譯版本之重要性。首先,1990年英譯本之書名為In other words: essays towards a reflexive sociology,並不完全符合法文原版標題之意。法文書名Choses dites,指的是「那些已經講了的(東西)」,具有雙關意義,與本書中文翻譯「所述之言」亦含有「言下之意」較為相近。In other words似乎僅強調言下之意。相較之下,中譯標題比較傳神。
另外,英譯本較原版本少了幾個章節,包括第二部分的〈信仰的社會學家和社會學家的信仰〉、〈將進行客觀化的主體客觀化〉、〈宗教的崩解〉,以及第三部分的〈委任代表與政治崇拜〉。這四個章節不知何故,英譯本並沒有收錄。相反地,英譯本插入了法文版沒有的第七章和一個結論的部分。第七章是1987年布赫迪厄在德國社會學會年會上的講詞,主題是針對一些反對布赫迪厄理念主張之反駁與回應。而結論則是取自布赫迪厄於1982年在法蘭西學院(College de France)的講座始業課講稿。結論這篇演講稿標題為“A lecture on the lecture”( 關於課程的課程),原來在法國是以Lecon sur la lecon單行本出版。這篇文章雖是講稿性質,但以其發表時間是1982年,相較於整本文集涵蓋1980到1987之間的文章,不但在時序上,在內容涵蓋的範圍上都不太適合做為本書的結論。相較於此,中文譯本採取中規中矩的態度直接翻譯自法文原本,個人認為是比較妥當的做法。
然而法文直譯中文並不是容易的事。布赫迪厄的文章有其獨特之風,對於法文的使用有相當細緻的功力表現,也因此增加了其著作翻譯的難度。其中一種獨特的論述風格,在於行列之間的自我演繹,而使文字產生自發的意義。例如前述演講題目Lecn sur la lecon,或如另一本書Ce que parle veut dire,都是運用法文單字重複或前後補述來產生具有層次感的意義。這種文字運用的藝術在文章之中,就成為重覆堆疊的詞彙,用以描述事理的內在邏輯,例如經常出現的「結構的結構」、「意義的意義」之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