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經費方面，我在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任教時，1980年代曾得到教授研究費的補助。在香港科技大學任教時，1990年代曾多次得到慷慨的教授研究經費補助和研究假期，使我在海外的研究工作得以持續。2002-2003年度承蒙臺灣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的厚愛，聘請為該所特聘研究員一年，並提供非常優良的研究環境。2007年秋季又承胡佛總統圖書館邀請，專程到該館閱讀蔣介石日記。對於以上這些學術研究機構及工作人員的善意關懷，專業協助，和經費資助，都使我感激不盡。除此之外，作者沒有接受任何來源的補助，也沒有循由其他途徑取得任何不向一般學者開放的資料。
一位是鄒讜教授。我剛到芝加哥大學念書時，正值他的經典之作（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出版。多年來，我一直認為該書所展示的深刻度超過許多其他同期乃至後期的著作。他的治學態度和成就在日後的年歲裡也給我提供了一個自我期許的楷模。雖然當時依照學校課程規定，我只選修過鄒先生兩門課，但是在此後數十年中，我一直和他保持密切聯繫，也接受過他和鄒夫人盧懿庄博士無盡的關懷和提攜。鄒先生更令我景仰的卻是他的為人風範。真純，無私，寬厚，謙虛，誠懇，和助人等種種君子的美德，都自然而然地在他身上流露無遺。因此，無論在道德上或是文章上，鄒先生是我一生中有幸認識的一位好老師，他的關照和鼓勵都令我懷念不已。本書寫作的原始動機可以說來自鄒先生的言教和身教。
第二位是美國馬歇爾將軍圖書館的Martha S. Gansz女士。在我去該館研讀資料之前與她毫不相識，研究工作結束後也沒有保持聯繫。但是我在該館進行研究的過程中，她所顯示的專業素養，盡心盡意的協助，主動的關切和人情的溫暖，使我的閱讀效率增加數倍。如果世上資料管理人員的工作態度和待人接物的素養都能和Gansz女士一樣的話，學術發展的速度將會突飛猛進。她是我能夠想像的最好的資料管理員和研究協助人的楷模。因此，我對她有一股難以自抑的感激，同時體會到自己是何等的幸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