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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海光全集 18 殷海光．夏君璐書信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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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027821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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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海光，夏君璐/著；殷文麗/編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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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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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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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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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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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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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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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書系列：殷海光全集
規格：精裝 / 普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出版地：台灣
殷海光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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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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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史地 > 哲學 > 中國哲學 > 概論 |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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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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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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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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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海光．夏君璐書信錄》這本書，既是純真深刻的愛情書寫，亦是兩個人相互扶持的真情紀錄。當然，由於殷海光的歷史身分及其時代背景，它更是珍貴的「私文書」一手史料。
《殷海光．夏君璐書信錄》共收錄了殷、夏之間的信函共二百二十二封，依時序排列，最早一封是1946年1月7日，最晚一封是1955年6月8日。本書夏君璐的〈序言〉，交待了兩人相識及十年通信的背景，這篇文章平實而動人，是讀者必須要先讀的部分。夏君璐曾在1955年時，對兩人的通信如此形容：看看我倆的信，從重慶到武昌，到鄉下，到南京，到湘潭，到廣州到臺灣，簡直可以代表中國現十幾年的變亂。
確實是如此，在那個戰亂不停、動蕩不斷的時代，殷、夏兩人能長久維持通信，本身就是件不容易的事：有時通信的地點沒有「門牌和街名」；有時沒錢買郵票，信封起來後再拆開；有時寄一封信竟要超過「一百萬圓」。兩人往來的信函，歷經戰亂，由大陸而臺灣；殷海光去世後，這批信函又隨夏君璐到美國，並歷經搬家15次，得以保留至今並結集成為《殷海光．夏君璐書信錄》，收入臺大版《殷海光全集》第十八冊。這是多麼難能可貴的一件事。
在那個不平靜的時代，或許每一對情人的愛情故事，都有其曲折動人之處，也可能留下了紙片隻字。但這一本《殷海光．夏君璐書信錄》不一樣。不一樣的地方有兩個：第一、本書出版前，殷海光與夏君璐之間的信函，公布的非常少。本書收錄的信函，絕大部分都是第一次呈現在讀者眼前。內容上，僅由編錄者殷文麗刪節了小部分，其他都以原貌呈現。第二、殷海光後來成為著名的「自由主義者」，但研究殷先生的人總因沒有足夠資料對他在大陸時期的思想、生活面貌不甚了了，亦無法探知他「反公權力」鐵漢形象背後那柔情的一面。本書的出版，彌補長久以來這兩方面的不足。讀者可由本書中看到殷海光非少見的手繪圖；看到殷海光可寫出極感性的浪漫語句；看到殷海光因在「第一號偉人」面前毫無「示弱」，而自豪之心境；知道殷海光在共軍南下時，要「參加游擊隊」，和共產黨周旋到底。此外，殷海光早在大陸時期就已寫文章惹禍，他所寫的〈趕快收拾人心〉那篇文章，使「天下大悅」卻因「處處指摘蔣某，龍顏大怒」（此篇文章收入臺大出版中心即將出版的《政治與社會．上》一書中）。
本書信函內容，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一是大陸時期，1946年至1948年底。第二是臺灣時期，自1949年初殷海光來臺後到1953年10月兩人結婚止。第三個時期，因殷海光到美國哈佛大學訪問，兩人乃重新通信，時間是1955年的1月至6月。三個時期的客觀環境不同，因此讀者閱讀這三個時期的信函時，會發現各有各的起伏，各有各的況味。
本書也收錄了多幅珍貴照片與信件的手稿圖，絕大多數的照片第一次公諸於世。其中，本書結尾處的那張照片，將兩人拍得頗為傳神，與信函文字風格相對應，別有意思。
率真之筆，終能寫出至真之情。不論是哪時期的信函，不論是兩位作者文字風格有何不同，然而貫穿本書且自始而終不變的是：殷、夏兩人長相斯廝守的信念與承諾。這個信念與承諾，一如殷海光與夏君璐都很喜歡的一段話：
人間最高的約法就是愛。人間沒有了愛，什麼約法都歸於無用。可不是嗎？許多的約法最多的空間，就是最不適於生存的地方。人間有了愛，什麼約法都用不到了。
作者簡介
殷海光（1919年12月5日－1969年9月16日）
湖北黃岡人。殷海光本名「殷福生」，「殷海光」是在抗戰結束後踏入出版界時採用的筆名。他早年求學於西南聯大哲學系、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1949年赴台後於臺大哲學系任教，先後開設課程有：邏輯、邏輯經驗論、羅素哲學、理論語意學、科學的哲學、現代符號邏輯、歷史與科學等。他亦曾任《中央日報》、《自由中國》主筆。
殷海光是1950-60年代臺灣最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之一。他深受羅素、海耶克、波柏等哲學大師的影響，所寫文章以科學方法、個人主義、民主啟蒙精神為基準，極力宣揚反抗權威、追求自由思想，並堅持以筆的力量來對抗言論思想禁制。因而，他曾被倫敦《中國季刊》推崇為”臺灣自由主義思想的領袖”，為台灣自由主義的開山人物與啟蒙者。
時至今日，殷先生已成為臺灣某一世代的象徵人物。談到上世紀六十年代的臺灣或臺灣的自由主義，必然會談到殷先生及他著作。而殷先生的著作，以思想深刻、邏輯層次縝密、文句充滿情感著稱，有一種極為獨特的感染力。其著作，數十年來影響了海內外的無數讀者，早已成為華人世界共享的精神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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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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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1945年我和父母親、堂哥一同居住在一棟簡陋的小屋裡。那棟陳舊的民宅建在一座半山坡上，石板山路從屋前經過，屋後是一片樹林；這裡就是風景幽美的四川□桷埡，長江南岸的一個小鎮，對岸正是繁華的重慶市。如果從江邊的山腳踏石板路往上爬，需要兩個多小時才能到我家。那個時期，正值中國八年抗日勝利，全國人民還在情緒高昂的階段；英美法聯盟也戰勝了德國和意大利，世界各國正在籌組聯合國。十七歲的我，以為從此世界和平，以後再沒有戰事了。就在此時，一位退役青年翩然來到我家。他身著土黃色卡其布軍裝，腳上穿著美國軍靴，走起路來咯咯作響，一副桀傲不拘的模樣。除此之外，他後腦勺上幾根黑髮翹起來，一雙炯炯發亮的眼睛向我射出扣人心弦的目光。嗯，這就是「一見鍾情」嗎？他是誰呢？他就是殷福生（那時尚未改名海光）。
殷福生第一次來我家住了一星期，我父親想辦法幫他介紹工作。同時間，遠房大伯全家也從日本佔領區逃到重慶暫住我家。我們大大小小五、六人常常一起去爬山。文峰塔山頂是我們的最愛，在那兒可以眺望山川美景，令人心寬神逸。晚上在家，福生教過我詩詞和鉛筆畫。但沒有多久他就搬走了。走前他送我一本他的著作《邏輯講話》，書頁上題著「君樂」兩個字。我原來的名字叫夏君娜，湖北人「娜」字發音似「樂」，所以他以為我的名字叫「君樂」。他走後我非常思念他，每天都盼著他來□桷埡看我們，可是等了好久不見人影，實在等不及，我便寫了一封信給他。那時，他住在重慶，我們偶爾見面。
有一次，福生陪堂哥和我在重慶城裡遊玩，回家時我們一起乘輪船從北岸到南岸。下了船，我們正走過浮橋快上岸時，看見一位年輕男士站在碼頭上，手裡拿著數本書向渡客兜售。我和堂哥好奇，進前觀看他在賣什麼書，殷福生卻沒有跟來，站在原地不動。我和堂哥隨手拿起賣書，看到書名是《光明前之黑暗》，作者為殷海光。當時，我們並不知道殷海光是誰，對談論政事的書籍亦無興趣，所以沒有買就走開了。事後福生才告訴我們，這本書是他寫的，殷海光是他的新筆名。他說，那天他看我們走過去看他寫的書，令他非常緊張，心跳得很厲害。自此之後，殷海光成了他慣用的名字，福生反而成為別號。
自從抗戰勝利日本投降後，大家忙著復員，回歸故里。我父親計劃先回到湖北老家看看，再去南京國防部上班。說到我父親，在此稍作介紹：他年輕時參加革命，滿清推翻後，就跟隨國父孫中山先生在總統府當副官長並兼任廣州兵工廠廠長，後來一直帶兵打仗。中日戰爭時他曾任八十七師的參謀長，在上海與日本人對抗。後來，他任職國防部高級參謀，官拜中將。這工作是他最不喜歡的，他說「高參」就是樓上吃飯的，他一心只想帶兵打仗。當時復員的人太多，交通工具不夠，很難等到。為了方便起見，我們全家於1946年初搬到重慶市居住。那是難熬的三個月，我過的很不快樂，原因是：一、不能去上學。二、不適應擁擠的城市生活。每天從樓上的窗戶望出去，只見一片黑壓壓的屋頂，比起環境幽美的鄉下，完全沒有美感。三、前景未卜。每次想到我隨時會離開重慶，以後不知是否能與殷海光保持聯繫，就憂心忡忡。
我們作世界和平的夢還不到幾個月，戰爭又爆發了。這次是中國人打中國人，中國人殺中國人。每次海光來我家，就跟父親聊國事，聊到後來，不是情緒激昂，就是唉聲嘆氣。談到絕望時，他說他準備去跳嘉陵江，令我為他非常耽心受嚇。在那個時代，海光和我不可能單獨在一起，平時兩人彼此多看一眼都不敢。有一天，海光來我家，懷中抱了一隻兔子，是他在路邊草叢裡抓到，特別送給我的。這是相當大膽的舉動，害我驚喜萬分。幸好父母親沒有拒絕，讓我養在樓上。我每天餵牠吃很多東西，給牠梳毛，時時抱牠，對牠柔聲說話。沒多久，這隻兔子長得又胖又大，全身黑毛光滑的發亮。牠好似代替海光，解除我的寂寞。
1946年春天，我們終於等到了交通工具。於是父親決定於4月23日帶全家乘軍機飛漢口。臨別前，我多麼盼望海光能來我家見最後一面。我迫切的等了一天，他竟然沒有出現。失望之餘，我又寫了一封信給他。
回到湖北老家之後，我們在龍王墩鄉下過了一個暑假，父親就準備隨國防部搬到南京去住，可是他不讓我同行，反而令我留在武漢上學，這是因為他知道海光已搬去南京，並在中央日報社任職之故。父親雖然欣賞殷海光，認為他有思想有志氣，人品學識也不錯，但是並不願意讓自己的愛女嫁給他。他認為海光性情孤僻，不易相處，過於憂國憂民，憤世嫉俗，感情走極端，他說：這樣的人很難長命，而且他的年齡比你大了些。於是，父親決定阻止我與海光相好。那年9月，我住進武昌小門外的基督教聖希理達女子中學，就讀高一下，從此開始了我們長達四年的通信。
過去中國人不講求隱私權（privacy)。我的信件，不但家父家母會過目，學校訓導處也要檢查，尤其是異性朋友的來信，更是加倍的注意。學校甚至托人去南京金陵大學查詢是否確有殷海光其人。每次信件檢查完畢，訓導主任就會派一位同學送到教室給我。有時，訓導主任親自送到，意思就是「我在注意你，檢點些！」弄得全班同學都知道我有位男友在南京。大家也都認得他的字體。有幾次海光在信封上寫「吳琦寄」，同學們硬說是我教他的，並說再改名字也沒有用，他的字跡一看就知道是誰寫的。她們給海光取了一個綽號，叫他「無奇不有」。還有一次上物理課，老師正好教到光學，重複的講著「光」這個字，我忍不住笑起來。你知道女孩子們最敏感，她們都知道我在笑什麼，所以全班也跟著笑起來，弄得物理老師莫名其妙，一臉茫然的看著我們，不知我們在笑什麼。1948年聖誕節，海光寄給我一張聖誕卡，卡片正面印著一對小精靈坐在松樹枝上唱歌，圖上的字是 A Christmas Message, Sweetheart Just between Us Two ，卡片內頁寫著：
I love our little world of two, just you for me, and me for you,
I love the things that we discuss, Things that mean so much to us;
I love the happy plans we share and building castles in the air;
I love the dreams we cherish too,
But most of all, Dear,
I Love You!
這張卡片害我感動的不得了，每次唸到「But most of all, Dear, I Love You!」，我的眼睛就會充滿了眼淚，感到被愛的幸福。六十多年前，在中國，贈送友人聖誕卡是非常非常稀有的事。海光能找到這麼romantic （充滿羅曼蒂克）的卡片送我，不單表示他的心意，也是極其大膽的行為。
1948年間，中國局勢愈來愈混亂，國民黨的軍隊節節敗退，政府發行的法幣，天天貶值，到後來每小時都在貶值。早上可以買一斤米的錢，到了下午，連買一小盒火柴都不夠。政府不停的印鈔票，郵票的票面數字也隨之越增越大。寄一封信最初要數千圓，過了幾個月，漲到超過一百萬圓（有信封為證）。由於戰爭由北向南由東向西四處蔓延，人們恐慌的逃來逃去。整個國家動蕩不安，今天不知明天會發生什麼事情，人會去哪裡？我與海光的通信沒有間斷，實在是奇蹟。尤其是寒暑假，我回到龍王墩鄉下與嬸母住在一起，那裡的店鋪及房屋沒有門牌和街名，來信得先寄到漢口倉子埠親戚開的藥鋪裡放著，等有人去龍王墩才帶來給我。兩地步行，需要兩個鐘頭。有次，一位親戚把海光的信交給我後對我說：「寫信的人一定是很有學問，他的字寫得這麼工整。」過去的中國人不僅是尊重知識分子，對寫了字的東西都畢恭畢敬的。他們不敢坐在書上，信件也當成珍品處理，因為知道這些對收信人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傳送信件時，格外小心。在那兵荒馬亂，社會秩序蕩然無存的年間，信件能平安到達收信人手中，實在要感謝中國忠實的郵務員和義務送信的鄉親們。
1948年底，父母親隨國防部從南京逃到湘潭，父親也要我年底高中畢業後，立刻去湘潭與他們會合。當時鄉村的情況非常可怕，時時有敗退的國軍來騷擾，解放軍來強奪，或土匪來搶劫。於是嬸母離開鄉村，到武昌租了一個房間住下來。我因為不久就要離開武昌，不知何時會再見，就抓緊機會，搬去和她同住了一陣。那時海光從南京逃到上海，準備遷去臺灣。他不斷的來信，勸我也去，我當然也想這麼作，但是必須得到父母的同意才可成行。1949年初，我從武昌乘火車到了湖南湘潭。湘潭是毛澤東的家鄉，因而湘潭人神氣十足，瞧不起我們這些逃亡者，稱我們為「白華」（與「白俄」同比）。不久，國軍兵敗如山倒，解放軍隨時會到，我們又準備逃命。海光每封信都催我快點辦手續去臺灣，認為時間緊迫，若不趁早，恐怕機會不再。父親意識到前景非常不樂觀，他以後可能無法保護他愛女，終於批准讓我去臺灣。這樣我們才開始計劃行程，辦理入境手續。解放軍來到湘潭前夕，我們隨國防部逃到廣州，住在四壁如洗的空倉庫內。我每天上街辦理入臺需要的各種證件，但事事不順，困難重重。原先海光安排我和聶華苓女士、王正路先生一家一起去臺灣，但因聶伯母和她妹妹的入境證遲遲發不下來，我只好一人先行。
那天，我父母送我上船。到了碼頭人山人海，一片混亂，大人小孩爭先恐後的擠上輪船。在這種情況下，我與父母親無法話別就急忙加入人潮，用力向前推擠。突然回頭看父親一眼，見他正在用手擦眼淚。好不容易擠上船，我就直衝甲板，站在船沿欄杆前朝著岸上尋找爸媽的身影。我看見他們在人叢裡正向我揮手……天哪！這就是我們的永別！那時候我不知道大難臨頭，直到1980年第一次回中國大陸時才知悉，我的父親、母親、嬸母、哥哥、嫂嫂、姐姐，後來都遭遇慘無人道的迫害，受盡折磨，甚至死得很悽慘。這些噩耗，導致我精神完全崩潰。
1949年6月3日，我搭乘的金剛輪，抵達臺灣基隆。海光親自到港口來接我，相見的喜樂，無法形容。從1945年至1949年，我們經過多少波折，環境的困難，動蕩的時局，可怕的戰爭，終於能夠相聚在一起，多麼不容易！主要是我們彼此一直通信，信將我們聯繫著。其實我們戀愛的經歷，痛苦多於快樂，擔心受嚇多於享受，並且不時陷入患得患失的情緒中，眼淚更不知流了多少。我們愛情的小舟在時代的大海中顛簸翻騰，竟能平安的進入基隆港，實在不可思議。所以6月3日對我們很重要，海光在世時，我們幾乎每年都要慶祝這個可紀念的日子。
1949年9月，我搬進國立臺灣大學女生宿舍，開始四年愉快的大學生活。在那裡，我遇到了一批知己，我們成為莫逆之交。當時雖然海光在臺大教書，我在臺大作學生，我們一星期只見一、兩次，所以繼續以信件聯絡。我每次思念對方的時候，就提筆傾訴相思之苦。對方來信是我生命的支柱，接到他的信會引起心靈的激動，打開信封抽出信紙時手還會發抖。讀信則特別認真，我會先快快的讀一遍，然後再細讀好幾遍，沉浸在字句帶出的柔情蜜意、鼓勵與安慰裡；但是有時也引起誤會、痛苦和眼淚；不過，那些很快就會過去。一直到1953年秋我們結婚才停止通信。1955年，海光去美國哈佛大學訪問期間，我們又開始勤密的通信連絡約半年之久。
這一百多封信，是我們留存至今的書面聯繫。回溯1945至1955這十年，由少積多的一疊疊信函，隨著我從重慶到武漢，到湘潭，到廣州，到臺灣，到美國東岸、西岸、中西部、又回到西岸，光是在美國，我就搬了15次家（小搬還不算），這些信札一直保存著沒有弄丟，真是天之大幸。
大約二十年前，陳宏正先生鼓勵我寫一本回憶錄，當時我覺得這個建議不錯，答應他等我退休之後再開始寫。1991年我退休，經過十年努力，只寫出短短的五章，再也無法繼續下去。在這期間，宏正先生經常打電話鼓勵我、催促我，還是沒進展。後來他請我的女兒殷文麗幫忙，由口述錄音著手，亦不見成效。然而，在這段過程中，文麗把這些塵封逾半個世紀的信件和我的日記，從紙箱中翻出來，細讀每一封內容，並重組當年故事時，她認為應該先出版一本《夏君璐與殷海光書信集》，再想辦法編寫回憶錄。我覺得這個想法不錯，但是嫌自己文筆不好，字句欠通順，言辭沒有修養。女兒對我說：「你不是文學家，又不是專業作家，讀者應該對你不會有太高的要求。」一點不錯，我只是一個非常普通的女子，戀愛的時候，沒有理性，所言所行，皆被狂熱的感情所支配，連我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林毓生院士和陳宏正先生建議我為此書信集寫〈序〉。其實我不會寫任何正式文章，我能做的就是把我和海光通信的經過和歷史背景敘述一下，以便讀者了解當時能夠接到從遠方來的信，是多麼的不容易。去年初，陳宏正先生接受文麗提出版《書信錄》的建議，便定下目標，要求她去年底完成初稿。自此文麗每天一早起身，坐在車房狹小的空間裡，整理各種原件，並鍵入電腦存檔。我看她為此眼皮下垂，肚子凸出，但我不能叫她停止。二外孫女李惇，犧牲了整個春假，進行所有的圖片掃描和圖檔整理，並且幫忙解決一些電腦方面的技術問題。雖然她中文能力有限，仍做得非常起勁。沒有女婿李逸的支持，以上所有的都無法順利完成。我也要感謝潘光哲教授奔走、連絡，盡力使這本書達到最高品質。楊桂果女士管理故居貢獻良多並且經常問候、鼓勵我。臺大出版中心項潔主任即時的指導，其同仁嚴謹的校閱和精美的排版，讓本書臻於完善。還有許多不具名者的貢獻，謹此深表謝忱。
最後我要感謝陳宏正先生。四十多年來，從殷海光紀念會、基金會、故居、到《殷海光全集》等等事情，皆是他在積極推動，出錢出力，不遺餘力。對於殷海光的遺孀，他也是照顧有加：幫助我處理殷海光著作的出版事宜，為我爭取版稅，也常常寫信，以及打電話問候。我每次去臺灣開會，他都會安排我參加旅遊團到各地觀光。去年我生病的很厲害，他慷慨解囊，讓我買中藥調養身體。他對我的恩情，感激不盡。我認為他是上帝派來看顧我的天使，故此我也要感謝我的上帝！
殷夏君璐
2011年2月14日情人節於美國聖荷西市
編輯小記
一個地方、一張卡片、一段空白
《殷海光．夏君璐書信錄》，編輯核校過程中，發現三個頗值得注意的線索，它們是：
一個地方，黃桷埡；
一張卡片，1948年底殷海光寄給夏君璐的聖誕卡；
一段空白，1949年5月14日之後至1950年1月5日。
◎一個地方
黃桷埡，是位於重慶市對岸的一個小鎮。本書一開始，即描述殷海光、夏君璐在黃桷埡同遊的情景。夏君璐把這一天定位為「永生難忘的一天」。
不久之後，殷、夏兩地相隔，只能靠魚雁往返互繫情懷。對兩人而言，黃桷埡是共同回憶的起始地，但「黃桷埡」三個字多次出現在兩人的信中時，從前言後語看來，其中有些許的不尋常，總讓讀者猜測有些事曾在此地發生。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二年多之後，殷、夏兩人在1948年2月有一場「信函大吵架」，夏君璐甚至氣得把殷海光來信中的文字剪下來，貼在回信裡反駁，並要殷海光「一輩子記著」。在這一場吵架的信函裡，兩人各自把當時在黃桷埡的心情盡皆訴諸筆墨。正如一本小說的伏筆，書前半的謎底揭曉了……
自此以後，兩人戀情確定下來，「黃桷埡」則不再出現在兩人的通信中了。
◎一張卡片
大吵架過後的同一年（1948）年底， 殷海光精挑了一張聖誕卡寄給夏君璐。卡片上的一段英文，曾讓當時的夏君璐感動莫名。（卡片圖，已收入本書），即使是在六十一年後，讀者仍可由夏君璐為本書寫的〈序言〉裡，讀到這張她對這張卡片的情緒波動：「這張卡片害我感動的不得了，每次唸到「But most of all, Dear, I Love You!」，我的眼睛就會充滿了眼淚，感到被愛的幸福。六十多年前，在中國，贈送友人聖誕卡是非常非常稀有的事。海光能找到這麼romantic （充滿羅曼蒂克）的卡片送我，不單表示他的心意，也是極其大膽的行為。」
因而，針對這張卡片，本書不但將其圖收錄，更在書的最末頁再度引用卡片上的英文，配以兩人的照片，為《殷海光．夏君璐書信錄》收尾。
◎一段空白
在本書共九個年份222封信函中，我覺得1949年的信函，最為「章往考來，情見乎辭」。當時，殷海光已先一步到了臺灣，大陸則兵荒馬亂，兩人深怕海峽相隔就此無法再相守，其惶恐、急切心境躍然紙上。這幾封信，既有夏君璐以「殷式筆調」對殷海光在大方向的提醒，亦有殷海光對夏君璐來臺事宜的千叮萬囑，信函的內在張力十足，讀來令人動容。
書中，1949年的最後一封信是5月20日夏君璐給殷海光的，信中寫道：「萬事俱備，以欠東風。」意即，夏君璐即將步上逃難兼逃命的之路程。書中的下一封信，就直接跳到1950年1月5日，夏已到臺灣就讀臺大了。從書中，我們知道夏君璐是1949年6月3日安然來到臺灣，兩人為了紀念，特別一起去拍了一張很正式的照片。這張照片，我們也收錄在書中。
這段書信上的空白，提供讀者無限想像。在雙方音訊全無的情況下，殷海光人在臺灣的每一天是怎麼渡過的？夏君璐一路從大陸逃到臺灣期間，最大支撐力量應該是段海光吧？6月3日，兩人劫後重逢的情況又如何？
細心的讀者，可以在後來兩人的信中，找到一些片斷。如夏君璐1955年的4月的信中寫道：「我們倆愛情小舟在時代的大海浪不知翻了多少筋斗。我的回憶從不敢接觸到從開始逃難到臺灣的那一段。我只愛看我在希中和在龍王墩寫給您的，和您寫給我的。後來的我連摸都不敢摸，就好像我從來不願想一下我的父親。現在，我們唯一可安慰的，也是一樁奇蹟就是我倆終結為夫妻。」又如，殷海光1950年5月31日的信：「六月三日，是妳來臺的週年紀念日。……回想一年前的那一天，我到船埠接妳的情況。印象是那麼顯活。真是一幅『愛情』和『離亂』交織的圖像。」
大悲無言。書信上的這一段空白，有著讀者看不到的另一面，就是銘記在兩人心中那無以言語的深刻對話。
在那個殷海光稱之謂「殘酷的時代」裡，類似的空白、類似的深刻同時也銘記在千萬人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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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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