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實力結合了脅迫與收買的硬實力,以及勸服與吸引的軟實力。軟實力並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儘管北韓獨裁者金正日看好萊塢電影,對北韓的核武計畫並沒影響。軟實力在一九九○年代也無法誘使塔利班政權放棄對蓋達組織的支持,直到二○○一年動用軍事硬實力才得以解決。為了澄清這一點,我在二○○四年的《軟實力:如何在世界政治中成功》(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中譯本譯為「柔性權力」,遠流出版)一書中提出「巧實力」,意指結合硬實力與軟實力而成的成功戰略。幾年之後,理察.阿米塔吉(Richard Armitage)和我在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共同主持一個跨黨派的巧實力委員會。我們的結論是,近年來美國的形象與影響力已衰退,美國必須從輸出恐懼轉而鼓舞樂觀與希望。有此結論的,不是只有巧實力委員會,其他人也共同呼籲採行巧實力策略。
本世紀有兩個重大的權力變遷正在發生:一是國家之間的權力轉移,一是權力從所有的國家擴散到非國家行為者。即便是經歷過金融危機之後,速度驚人的科技變化依舊帶動全球化發展,但是在主權國家的世界與非國家行為者的世界裡,政治效應則大不相同。在國家之間的政治領域,最重要的因素將是「亞洲復甦」(return of Asia)。一七五○年,亞洲擁有超過世界一半的人口與產值。一九○○年,在歐洲與美國的工業革命之後,亞洲的產值佔有率縮小到世界的五分之一。到二○五○年,亞洲將回復到當年的歷史水準。中國與印度權力的崛起或許將帶來不穩定,但是從過去的例子看起來,這個說法不無疑問。我們從歷史得知,政策可以對結果造成極大的影響。一個世紀之前,英國以沒有衝突的方式因應美國權力的崛起,但是這世界未能妥慎因應德國的崛起,則引發了兩次傷亡慘重的世界大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