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研究連續六年獲得國科會的支持，讓我遠赴上海、北京、日本各圖書館，閱讀大量的《孝經》文獻。國科會和學術交流基金會（Fulbright Taiwan）也?助我赴美交流訪問一年，從事書稿最後階段的寫作，我要向兩個單位以及各圖書館致謝。我也要特別感謝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和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提供我訪問的機會，在那優質友善的學術環境中，我學習良多，也才能有效率地完成本書的初稿。
許多長輩和師友，包括余英時先生、Willard Peterson、Benjamin A. Elman、黃進興、王汎森、羅久蓉、沈松僑等教授，以及其他近史所的同仁們，他們曾經花時間聽我說這個研究計劃，給我寶貴的意見。每一次聆聽和訴說，都幫助我整理自己混亂的思緒，也分擔了我的疑懼，我想他們當中一定有人感受到我面對這個計劃曾有的膽怯與無力感。廖肇亨、廖咸惠、胡明輝、林樂昌、 Erling Johannes von Mende、Michael Szonyi等教授，曾提供我史料。我在日本時，承蒙夫馬進、馬淵昌也、小島毅、張?雄、伊東貴之、永富青地、古勝隆一、佐野誠子、藍弘岳等多位教授的照應與協助。Martin J. Powers、王正華教授在圖象資料使用上給予指點；近史所圖書館主任林義娥小姐在圖書上給我極大的幫助；助理歐姍姍、陳惠玲、龔柏崴、李彥德、徐維里，則是與我共同工作的伙伴。對於眾師友的提攜與幫助，我獻上最誠摯的謝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