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文

　　世間公認，中華文明是人類歷史上締造的最光輝絢麗的文明之一。我們有責任將這一偉大文明的優秀傳統介紹給世人。達到這個目的的一種重要方法，是編著圖文並茂的中華文明史。古代的學者早就想提出過「左圖右史」的理想，希望用直觀的圖來補充文字描述的不足。只是由於當時材料、技術條件的限制，這種願意無法充分實現。近代各類文物發現眾多，尤其是考古學在中國發展之後，編寫文字與圖像並重的歷史書籍更具優勢條件。

　　早期有些學者的想法，是給予歷史研究配至一套參照的圖像。這個思想的濫觴，或許可追溯到明代《三代圖會》之類的書籍。日本學者編印的《東洋文化史大系》等等，思路亦是相近的。在中國，專以文物為主、開此類圖譜先河的，是鄭振鐸先生的《中國歷史參考譜》，曾經廣泛流行。不過鄭先生的書純係圖集，尚未能收圖文互補的效果。同為鄭先生所編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圖文兼備，更為讀者歡迎，但只限於文學史方面。

　　近年，很多人想到要編著大規模的「插圖本中國通史」，並且做了若干嘗試。廣東旅遊出版社推出的本書，應當說是成功的。這部書重點在於論述中華文明，貫穿以整個歷史的縱線，其文字、圖片的版面彼此相當，內容同樣豐富，真正做到了圖文並茂。

　　圖文兼重的中國文明史，就方向言有利於歷史學和考古學的進一步結合。考古學本身是具獨立的理論和方法的學科，然而中國考古學從一開始便以同歷史學的密切結合為特點。大家知道，王國維先生一九二○年代在清華國學研院講義《古史新正》中提出的「二重證據法」，在方法論上為考古學的建立發展開拓了道路。「二重證據法」指文獻同文物的互相印證，既蘊涵著歷史、考古學的建立發展開拓了道路。「二重證據法」指文同文物的互相印證，既蘊涵著歷史、考古的結合。親手在中國開展考古學工作的考古學家，都以探索和重建古史為職志。最早得到大規模系統發掘的遺址墟，其被選定是出於這樣的要求。長期領導中國科學院（後屬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夏先生，一九八四年在《什麼是考古學》文中說，考古學和利用文獻記載進行研究的狹義歷史學不同，研究的對象只是物質的遺存，但兩者同以恢復人類歷史的本來面目為目標，如車之兩輪，鳥之兩巽。對於瞭解中國有著悠久的文明和豐富的文獻傳統的人們來說，中國考古學的這種特點乃是自然的。

　　儘管歷史與考古在如此密切的關係，把兩者巧妙結合起來仍是不容易的事。認識歷史文獻的考古成果，分別需要特殊的學習與訓練。特別是考古學的研究收穫，並非輕易就能觸會到歷史研究中去。在歷史知識的普及上，如何結合考古文物，也很不簡單。本書在這兩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使全書成了真正的「紙上博物館」，成績是值得肯定的。

　　讀考古學的對象是物質遺存，不等於講這種遺存僅為物質文化。可能有讀者知道，拙見以為每種人類的特質遺存，都在不同程度和層面上反映當時的精神文化。在至古城址、陵墓群，小到一件兵器、一個佩飾，無非中華文化的產物，寄寓著先民的意念與精神。所以，我們探索中華文明萌生形成、發皇光大的歷程，不可缺少考古文物。這正是「紙上博覽館」勝於其他類型史籍之處。

　　然而，作為文物考古研究物件的物質遺存，以及由這種遺存所能導出的內涵。究竟是有限的。過去的世界，不可能完整的以遺存的形式保留下來。我們不應當有希望，考古學能夠將《史記》、《漢書》包含的種種全面揭示在人們眼前。因此，在為歷史配圖時，總是有太多的遺感，甚至於不很需要的地方，文物數量繁多過剩，十分需要的場合。有關文物卻很少，以至一件也沒有。這就要求收的編者廣為搜集，又精加選擇。本書在這一方面，也是做得好的。這些便是我樂於在此寫幾句話，向讀者推薦的理由。

大陸知名文史學者 李學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