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人類學教授，同時具有民族誌學者、散文作家、編輯、詩人等多重身分。《解譯女人：帶著艾斯波讓拉的故事穿越邊境》（Translated Woman: Crossing the Border with Esperanza’s Story）讓她享譽全國。曾榮獲麥克阿瑟研究員獎（MacArthur Fellows Award）以及古根漢獎助（John Simon Guggenheim fellowship）。
1956年在古巴哈瓦納出生的露思，在密西根大學執教多年，在美國的學術界與藝文界都享有名聲，但也因為她的書寫風格而有些爭議。她的幾本著作都很有名，例如The Presence of the Past in a Spanish Village : Santa Maria del Monte (1986)、Translated Woman: Crossing the Border with Espranza’s Story (1993)、An Island Called Home : Returning to Jewish Cuba (2007)。她也嘗試以不同於書寫的紀錄片方式來觀看家的意義。而她最受爭議的作品便是這本《傷心人類學》，褒貶兩極。主因是她在實驗一種書寫型態，將個人納入其中，聚焦於觀察者的「見證」（witness）意義。
透過對雷納托．羅薩爾多（Renato Rosaldo）的名作〈悲傷與獵首者的憤怒〉（Grief and a Headhunter’s Rage）的辯護，露思為她心目中的人類學定位。羅薩爾多是個著名的人類學家，當他在菲律賓做田野時，他同為人類學者的妻子不幸過世，他才開始完全了解悲傷中的憤怒的意義，而那正是他所研究的菲律賓伊朗革族（Ilongot）獵首的特性。藉由從悲傷中勇敢地書寫，羅薩爾多「在似乎不可能重返之際，回到了人類學」。他從後見之明中，憑藉記憶與伊朗革族一同哀傷。羅薩爾多並非最早從事情緒（憤怒）研究的人類學者，但他的研究對於露思在此的意義，最重要的是羅薩爾多的「易受傷」。他書寫自己的喪妻之慟雖然標誌了他在菲律賓研究的結束，卻也是他返家重新開展生活的開始。這似乎呼應著露思一再試圖對焦的主題，即人類學一直都不安穩地站在人文與科學的邊界上，人類學的研究與書寫是一個旅程，也許痛苦，但終點是值得期待的。整體而言，這不是一本民族誌研究專書，而是一本充滿學術反思的類自傳體。不同經驗與心性傾向的讀者可能會有不同的閱讀與感受。大致上，這是一本特別適合對於陰暗、晦澀、自我與他人之苦、模糊的記憶與心境特別關注且有感受的讀者的書。對於身心異常健康、鎮日陽光燦爛的人，可能會覺得露思是個沒事找事的病態女性主義者，外加行事奇特的人類學者。對於介於兩極之間的大部分人，這本看似容易實則思考密度很高的書，哪天突發奇想欲與自己獨處並進行內在對話時，便值得拿起來閱讀。即使跳躍式地翻看也無所謂，看到哪裡進入哪裡。這是這種混雜、跳躍式文體的特點。
露思的敏感與反省似乎點出另一個問題：不同的性別（男與女）對於苦痛的觀察或感受是否有差異？我想到已逝的美國文壇才女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旁觀他人之痛苦》（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中，談到女性主義先驅維吉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lfe）那本「勇敢卻不太受歡迎」的《三畿尼》（Three Guineas），吳爾芙以為兩性之間累世的不同思感行事，讓她在與男性律師辯論戰爭造成的傷害時，拒絕把男性律師口中的「我們」視為理所當然。桑塔格以此為鑑， 也認為在旁觀他人的痛苦之時， 絕不能不加思索地把「我們」這個主體視為理所當然。
1967年馬凌諾斯基的田野日記（A Dia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在他死後出版，引起軒然大波，文化人類學界開始嚴肅思考研究倫理、研究方法和人類學知識生產之間的互相建構關係，並開啟反身人類學的濫觴。橫跨人文和社會科學的學科分界，文化人類學與其他社會科學學門最關鍵的差異，在於它仍堅持參與觀察和深度訪談的田野調查傳統，換句話說，田野工作者的主觀意識和個人既有的知識與社會文化背景必然會在相當程度上左右了她 / 他和報導人交流的方式，並進而影響二者如何共同建構一份可趨近客觀的異文化民族誌分析。反身人類學強調的，即是田野工作者應積極主動地時時反思上述的知識建構過程，並藉由民族誌的寫作方式，適當地讓讀者理解並評量該研究的貢獻和限制。必須強調的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創立的田野調查研究方法沿襲西方殖民主義的歷史背景和權力關係，故而早期人類學家的研究對象往往是不到百人的部落，其社會形貌、文化疆界與親屬關係相對同質穩定，研究者在部落裡的社會位階也多等同於殖民官僚；這些特定的歷史和社會條件也彷彿合理化了田野方法的正當性與研究者的知識權威。然而，二戰後解殖運動興起，諸民族國家紛紛獨立，所謂的部落日趨快速地現代化和都市化，「土著人類學者」（native anthropologists）的出現挑戰了研究關係裡我者 / 他者的二元界分； 以上即是馬凌諾斯基的日記，之所以不能不引發人類學反身性思考的全球社會和政治脈絡。而以上的學科反思和研究者尋求自我認同的歷程，也具體地展現在本書中。
在另一方面，歷經1960年代末席捲各國的反戰和反文化霸權運動，自1970年代起，不少新興的社會議題日益受到社運界與學術界的重視，這些議題多奠基於對社會差異性的重視，種族、族群、性別、性取向、階級、年齡、地域等等過去僅被社會科學界視為「分析變項」，不僅成為動員人群的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基礎，並促使人文與社會科學界更加動態性地理解社會能動性和社會關係的意義， 特別在作者所處的美國，也形成了該社會多元文化運動及論述的基本批判視野。本書的自傳性書寫形式，因次也沿襲了1970年代以降美國第二波婦運倡導的「個人的即政治的」（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知名概念；不僅如此，在書中，作者多所反思父權和異性戀霸權（ 幾乎縱貫全書）、年齡和代間差異（ 尤其可見第二章〈死亡與記憶〉和第四章〈裹著石膏的女孩〉）、種族 / 族群與階級互構的關係（特別是第三章〈我的墨西哥朋友瑪塔〉和第四章〈裹著石膏的女孩〉）、跨國地域性政治如何影響既存社會中的種族和階級關係（ 尤其可見第五章〈前進古巴〉），而這些議題和章節的安排，也回應了前述的多元文化觀。而作者之所以在結論第六章〈讓你傷心的人類學〉中，反覆引述墨裔人類學家Renato Rosaldo震驚學界且日後成為經典的論文〈悲傷與獵首者的憤怒〉，不僅在於重申情感性的「主觀」感知經驗可建構更趨近「客觀」文化理解的必要性，也在呼應1990年代初Rosaldo致力倡導的多元文化社會分析。
有關作者如何藉由全書各章節的鋪陳，以逐步闡釋情感（尤其是「傷心」）的激發、自我反身性的體會、以及人類學創構性知識生產之間的關係，本書的導論作者中研院研究員劉紹華已做了非常精闢且深入的說明和分析，在此，我只希望試圖指出此種寫作文類可能蘊含的積極社會能動性。過去某些文化人類學者仍然懷疑自傳性兼反思性的民族誌書寫型態，會否過度偏離該學科以了解整體文化模式的原初命題，或甚且過度專注於田野調查者本人的自我分析，故而陷入「研究者自我中心主義」的陷阱，而這也是本書作者在美國學界常遭爭議的主要原因。我必須強調的是，本書對於情感和自我反身性的理解效力，絕非僅限於人類學該學科的知識生產面向上，也不應被侷限性地理解為書寫者的自我認同藍圖。至少就本書的貢獻而論，晚近十餘年來，已有不少人文和社會科學界的學者指出，情感政治是當代民主社會的運作關鍵之一；更重要的是，吾人不應只將情感視為政客和政黨政治操弄選票的手段，而應視其為多元民主、對於社群生活的想像藍圖、和新興社會運動策略的能動性基礎。就此而言，非常值得引述的，是台灣人類學界或許更熟悉的美國批判人類學者George E. Marcus在The Sentimental Citizen (2002: 148) 一書的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