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擔任英國愛丁堡大學教育學院教育哲學教授,著有《培育德行》(Educating the virtues)(Routledge 1991),《專業精神與教學倫理》(Professionalismand Ethics in Teaching)(Routledge 2000),另有多篇哲學與教育相關文章發表。
筆者在前往愛丁堡之前,曾寫信給卡爾教授,表示有意翻譯他的 Professionalism and Ethics in Teaching(2000)一書成中文,並且請學富出版社的老闆于雪祥先生,寫信向出版該書的英國Routledge出版社申請翻譯版權,卡爾教授知道了也十分欣喜。不過在出發到英國之前,于老闆得到回信得知,該書中文翻譯版權已為台灣另一家出版社捷足先登(後來知道是韋伯出版社)。在抵達愛丁堡後,立即將此事告訴卡爾教授,他不但沒有感到失望,反而告訴筆者,正好完成一本新書(即本書),內容雖然不是教育倫理,卻有關教育哲學,希望筆者能接下中譯的工作。
本書英文版正式出書的時間是2003年一月,而筆者在卡爾教授的邀約委託之下,2002年四月下旬甫抵愛丁堡幾天之內就得到了該書的電腦列印的A4文字稿,厚厚一疊,約有三、四百頁。筆者可說是在新書尚未出版之前,就能先睹為快的幸運兒。而隨後在愛丁堡兩個月的時間,主要的研究工作就是閱讀該書,並與作者討論其中的一些疑問。卡爾教授的學問淵博,治學嚴謹,思想深邃細膩,不過行文與文字運用的風格獨特而繁複,因此其著作也就相當艱澀難懂。記得剛到訪愛丁堡大學不久,卡爾教授帶筆者參加教育學院舉辦的活動,該院的其他教授(多半是教育哲學以外的專業)在得知筆者打算翻譯卡爾教授的著作時,半開玩笑地跟我說:「我們要把他的書翻譯成英文,都很困難。」卡爾教授不以為意,反而振振有詞辯解說:「哲學原本就不容易(Philosophy is never meant to be easy),而哲學著作本來就是要花心思閱讀並思考的,如果要貪圖容易,倒不如去看輕鬆的雜誌或畫報。」這種擇善固執並堅持學術本來面貌的精神,或許是他著作的特色。當然,這也成為後來在翻譯本書時的困難所在,他書中的語句多半冗長,一句話三、四行算是普通,而一個語句動輒七、八行的亦屬常見。另外,書中大部分段落語法極為複雜,文法結構也經常是複句與複合句交雜並用,使得任何譯者要能忠實而精準地翻譯他的文字,都成為極其高難度的挑戰,也使得整個翻譯的進程非常艱困而緩慢。
本書的翻譯真正開始是從2003 年二月,學富文化公司取得中文翻譯版權之後,為了能獲得更好的翻譯品質,筆者仿照了先前翻譯Paul R. Wolff的《哲學概論》一書的模式,邀約了教育哲學學術社群的好友共襄盛舉。這些好友都是教育哲學讀書會長期的參與者,同時也多半也是各大學教育相關系所或師培中心擔任教育哲學課程的教師(他們的姓名出現在每一章的首頁)。工作的進行首先由每位同仁分譯其中的一章或兩章,待譯稿回收後,再由筆者進行總校譯。然而就在稿件陸續回收之後,筆者個人因公私事務繁忙,一直無法抽身,而校譯的事,也就時斷時續,拖延許久。最後幸虧好友昭偉主動伸出援手,自願分擔其中大半的工作,就這樣將本書的第一、二、三、六、七、八、十一、十二、與十三章,共九章的初譯稿,交由他校譯。筆者除了負責第一、二章的初譯外,並擔任其餘六章的校譯,雖說是校閱或校譯,可是幾乎都是重新翻譯的過程,每一章節、每個段落的每句話,都對照原文,逐字逐句對照檢查,尋求更精準、更順暢、以及更可讀的文字表達。為了讓本書中文譯本的品質與可讀性盡量提高,昭偉提議在兩人校譯完畢之後,請博士生來試讀稿件。筆者找到了台灣師大教育研究所博士生陳伊琳幫忙,承蒙她慷慨應允,並找了另外四位博士班同學義務幫忙。這四位同學分別是:羅天豪、林京霈、吳雪綺、曹孝元。他們四位每人分配二到三章,而伊琳個人則獨挑大樑,總共認領了五篇。他們除了幫忙校正錯別字、挑出贅字外,對於讀起來不順或詞意難懂的詞句或語句,分別幫忙我們標示出來,方便我們再次檢視與訂正。而五人當中最投入、最負責的是伊琳,對於有問題的語句,她主動提出修訂、重組、重譯的意見。另外,中央大學哲學所碩士班研究生李曉雲,協助初譯本書書末的教育哲學詞彙解釋,再由筆者進一步校譯。相信經過這樣翻譯並仔細校閱的繁複過程,可以使卡爾教授的著作與思想,讓更多華人教育學界的學者與學生能較輕易地閱讀、理解並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