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有十本著作,其中包括《自然的終結》(The End of Nature)、《遺漏資訊的時代》(The Age of Missing Information),與《在機械化時代保持人性》(Enough: Staying Human in an Engineered Age)。他是《紐約客》(The New Yorker)雜誌前撰述委員,目前定期幫《哈潑》(Harper’s)、《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與《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等刊物寫專欄。他是米德伯瑞學院的學者,目前和同為作家的妻子蘇.海爾波恩(Sue Halpern)以及女兒定居於美國佛蒙特州。
這樣的轉變既非「自由」也非「保守」,它是借用主流政治哲學的一些要素,而且在某些方面跟每一種政治哲學都相互牴觸,它大抵是不相同的,其關鍵問題將會從「經濟是否會促成產量不斷提高」,改變為「經濟會建立或瓦解社區」──結果,社區成為在環境困境中實際復甦以及人類滿足的關鍵。我們個人的喜悅(「更多」的關鍵)已經超過報酬遞減點(point of diminishing returns),它現在遮蔽了我們應該開始正視的深層經濟。
但是在此要警告的是,物資充裕的人很容易因為這種思維而偏離主題。最近我到中國採訪,認識一個名叫趙林桃(Zhao Lin Tao)的十二歲女孩,她和我女兒同年,住在四川省貧窮的農村,也就是說,她大概是全球統計學上最普通的人。趙林桃所住的村落人口眾多,跟村人交談需要翻譯人員,趙林桃是少數幾個可以和我直接對話的人之一:她很自豪地操著從人滿為患的學校裡學來的一口漂亮英文。但是當我問到她的生活,她馬上就哭了:她母親到城裡的一家工廠工作,從此一去不回,把她和她妹妹丟給她父親,而重男輕女的父親一天到晚毆打她們。由於趙林桃的母親離家出走,政府會替她支付學費直到國中畢業為止,但是等國中以後,她就沒有錢可以上學。她妹妹已經放棄學業,成為中輟生。換句話說,在趙林桃的世界裡,「更多」和「更好」這兩者仍然是一體的。我們所考慮的任何解決之道,一定要能夠解釋趙林桃為何流淚,她的故事圍繞著這整個企業,很能夠讓人體悟真實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