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譽為是20世紀最偉大，最具原創性的思想家之一，早年跟隨海德格、雅斯培。1933年納粹上台後流亡巴黎，1941年到美國，先後在普林斯頓、哥倫比亞、紐約新學院（New School）任教。她的著作如《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人類的處境》(The Human Condition)、《心智生活》(The Life of the Mind)，皆是社會、政治哲學的扛鼎之著。鄂蘭於1975年去世後，美國學界出現「鄂蘭研究」，對於研究她的學者則稱為「鄂蘭派」，儼然成為一個學派之勢。
這種情形其實並不陌生。早在三十年前，沙特的《嘔吐》（La Nause+，e，我認為迄今仍是他的最佳作品）就用「歪理」與l’esprit de se+’rieux這些字眼加以形容過；在那樣的一個世界裡，大家都公認，說到人，不過全都是些痞子，至於事，無非不明不白、不清不楚，所到之處，全都是一筆爛帳，令人作嘔。四十年前，情況也一樣（雖然目的完全不同），在《存有與時間》（Being and Time）裡面，海德格就非常精準地加以描繪過，說「彼等人」縱一己之私，在公共領域裡肆無忌憚，「信口開河」，其勢有如排山倒海，對每件千真萬確的事實展開無情的攻擊，影響所及，支配了日常生存的每一個面向，而對於未來可能發生的每一件事情，不論有沒有意義，不是言之鑿鑿就是一筆勾銷。按照海德格的說法，在這個共同生活的日常世界中，我們根本無所逃於這類「無法理解的狗屁倒灶」，如果想要徹底予以擺脫，唯有像帕米尼德斯（Parmenides）與柏拉圖以來的哲學家所說的，退縮到政治領域的反面，亦即與世隔絕的完全孤獨。這裡所關心的，既非海德格有關這方面的哲學分析（依我看，它乃是無可動搖的），也不在於其背後所根據的哲學傳統，我們特別著重的，是時間底層的經驗及其相關的概念性描述。我在字裡行間最想要表達的，是那種諷刺性的、揭瘡疤式的陳述（「公領域的亮光只會模糊了一切」），直指事情的核心，簡單明瞭地將現實的情狀做個交代。
有人說，一九三三年一連串的事件改變了他，把他給拋回了他的血緣中，其實不然。當時的關鍵，並不在於他意識到了自己的出身，他之所以要把問題擺到檯面上來討論，是因為那已經不是他個人的問題，而是一個政治的議題，也是他自己與受迫害的猶太人心手相連、義所當為的事。直到二次大戰結束，他始終如一，維護猶太人的團結，關注他們的命運。那本《論反猶太主義》（Essays on Antisemitism，New York，1946）的精采小書，充分說明了他那份使命感，同時也彰顯了他的才華，任何事情，只要他關心，他都能夠成為那一方面的「專家」。但是，當迫害的歲月成為過去，當反猶太主義不再是核心的政治議題，他便放下一切，悄然隱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