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倆試圖擬定出一個不落俗套的書名，幾番琢磨，決定書名是 My Grandparents Had No Names （《我的爺爺奶奶沒名字》），既符合事實，又很特別，覺得這挺棒！布蘭福德對美國的出版界很熟悉，建議我們的書稿大體完成後，找一個出版界的版權經紀人，儘快與出版社簽約。他特別中意位於紐約市的知名老牌出版社 Farrar, Straus & Giroux，說該出版社在學術文化界聲譽佳，還會組織新書會友活動，版稅也不錯。
第二次我被鼓勵寫回憶錄的刺激也是來自洋人，不是一位，而是一個小組。一九八九—一九九○學年期間的一天上午，我收到社會學系一位正教授的電話，說有媒體來採訪我。我進到教授辦公室，才知道有一個教育紀錄片小組在為一部關於現代中國的三集大型影視作品做前期研究，幾位哈佛大學資深教授推薦了我，說我經歷過一九五○年代晚期以後的中國歷次大衝突、大動盪。採訪小組認真地解釋了這部三集作品的意圖，主要是為英語世界高等院校的教育提供依據大事件參與者們的經歷和反思為基礎的生動鮮活的影視資料，以增加西方年輕學生對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真切瞭解和辨別能力。三集的總題目是 China: A Century of Revolution（《中國：一個革命的世紀》），第一集基本上已經錄製成功了，內容是二十世紀中國的第一場大革命，即推翻滿清帝制建立中華民國的革命，和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的武裝拚搏。第二集的內容是毛澤東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繼續革命，包括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六年的歷次政治風暴。第三集是鄧小平領導的推動現代化的革命。我的經歷將被包括在第二集和第三集裡，以第二集為主。整個三集的製片人和總編輯是一位在國際上很受尊重的媒體人，Sue Williams 女士，據我後來知悉（但我沒有與她詳細討論過她的家世），她家族的上輩曾經在一九四九年前的中國做慈善事業。她對中國既有深厚情誼又有客觀理解，她強調這三集作品是以中國的民眾為主題，深入草根社會。我被告知，這部作品不是商業操作，而是嚴肅的教育作品。她們先要系統地採訪我們，把資料整理完畢後，再拍攝電視片。我當然非常樂意參與。她們的工作延續了數年，我一九九三年春離開美國之前，已經看到第二集在美國和英國的公共電視台播出，隨後在二十五個國家上演，受到普遍的好評，很快獲獎多項，諸如兩項 CINE Golden Eagle Awards at the San Francisco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兩項Christopher Awards。我在第二集中講述的一九五八年起發生在我們皖南鄉下的慘景，令發達國家的觀眾驚恐哀傷；我講述的一九六六年夏季開始的紅色狂飆，令西方高等院校的師生血脈賁張。那些我輩中國人真實經歷的細節之力量，遠勝過抽象的社會科學概念。拍攝小組成員希望我繼續和她們合作，把當代中國幾輪的翻天覆地，特別是普通中國人如何備受煎熬老老實實講給全世界聽。我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告訴Sue Williams，她們製作的這三集歷史紀錄片，猶如墓園裡聳立的一座無名烈士紀念碑，讓觀摩者侍立在它的面前，追思那些生命和姓名都已經化為泥土的無數小人物；把他們碾壓成泥土的歷史巨輪，從來沒有表示過憐憫和歉意。Sue Williams 說會把我的這個評語轉告她的同行和朋友們，讓他們知悉，一個差一點也被革命巨輪碾成泥土的中國青年，是如何看重她主導攝製的作品。又過了四分之一個世紀，大疫情期間美國的大學經常不能開設面對面的課程，教授們只好儘量尋找具有高教育素質的影視資料讓學生們觀看。在一個北美最大的教育界和文化界的學術團體裡，這部紀錄片被熱情地推薦：“A Century in Revolution, a six part series but two parts, two hours, are on Mao 1949-1976 (with never to be repeated interviews with actual participants). Unbelievably fantastic. Really gets a sense of why the disasters happened, from grassroots to top leadership.” 意思是這部紀錄片在所有關於毛澤東時代中國的影視作品裡，獨樹一幟，因為被採訪的主角們都是一九四九年後毛澤東發起的歷次翻天覆地運動的參與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