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錄自〈跋：劉曉波的遺產〉
劉曉波的特點，有一些不難看出。他食量甚大，總是把自己盤子裡和公盤裡的食物都掃光，但似乎總是那麼瘦。他不喝酒，因為對酒精過敏，但從十歲開始抽煙，一輩子沒斷。他愛交友，與不同社會地位、不同性別、多種年紀的人結為至交。他嗜讀中西、古今的歷史、文學、哲學書。過目不忘的記憶力，大有助於他讓友人，包括他一九七○年初的第一任女友，刮目相看，也大有助於他在一九八○年代中晚期發表精彩演說，前來聽他演講者塞滿大學禮堂。他一輩子結巴——但生氣時或一心要說服人時，結巴就消失。他基本上只會一種語言，但在大學時的確學過些許日語，還斷斷續續學過英語，包括他在獄中的人生最後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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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象底下，他的心有兩個強勁但相抗衡的傾向，而且終其一生，這兩個傾向始終以某種形式存在，始終未消。他極獨立自主，只接受他自己腦子已證實為真的事物。風尚、權威、同儕壓力被他拒於門外。但他不斷質問自己、修正自已。我對嗎？我該改？個性執拗者，少有人兼有這第二個習性。劉曉波有這習性，但那不是因為他有意去培養。那是他本有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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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舉幾個例子說明他的執拗：他小學一年級時覺得上課無聊，因為老師的解釋太簡單——而且他把這看法說出來。一九八四年讀研究所時，他和他的碩士論文導師激烈爭辯，因為兩人對唐代詩人司空圖的文學理論的解讀相異。後來，身為異議人士，他就中共政權已列為政治禁忌的「敏感」題目——「天安門母親」、法輪功、西藏、良心犯等——撰寫尖銳文章。二○○六年，國家主席胡錦濤離華展開重要的訪美行程時，劉曉波接連發表文章，幾乎胡錦濤每到一城市，他就發表一篇，而且在文中把胡錦濤稱作「獨裁者」。把他連番發文批評視為他有意挑釁胡錦濤，那就大錯特錯，畢竟胡錦濤怎麼也不會讀這些文章。劉曉波此舉比較像是不斷在風險最大時向自我審查說「不」，藉此提醒自己堅拒自我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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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質問自己、檢討自己的例子：他的早期詩作〈相信吧！〉，寫於他二十三歲時，詩中用語包括「沉重」、「鋼」、「冰冷」、「嚴冬」，以及「晴朗」、「黎明」、「搖籃」、「初春」、「暖風」。他似乎夾處在兩個極端之間，不知該往哪邊走，既把焦點擺在這兩者上，又不靠向其中任何一者。十年後，他三十三歲，他的書《中國當代政治與中國知識份子》就要出版時，他突然斷定該書的一個大前提有瑕疵。怎麼辦？叫停？隨它去？他選擇寫篇跋，在其中批評自己書中主要論點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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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最深刻的自我調整出現在一九九○年代初他從秦城監獄獲釋之後。他在秦城時陶力已要求離婚，而他完全接受陶力這提議。在他自己看來，他是個極不負責任的丈夫和父親——在婚姻上對陶力不忠，吝於抽出時間陪兒子。此外，在秦城時向當局「悔罪」是怯懦之舉。在這兩件事上，劉曉波都被負罪感壓得喘不過氣，很想改變、贖罪。他對第二任妻子劉霞的忠貞不渝，就這方面來說可以視為是為打消自己虧待陶力的愧疚。而他願意再度入獄（那之後他又被關押了三次），有一部分是為了洗刷他在秦城監獄裡給自己蒙上的恥辱。他說話時有時一副他該回獄中的口吻。這想法似乎真的給了他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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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天安門事件回憶錄《末日倖存者的獨白》中，他指出一讓人倍覺諷刺的現象，即中國的共產政權——如果事後來看，愚蠢地——創造出與它唱反調的英雄。他本身就是個例子。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七日從紐約飛回國，參加北京的抗議運動時，他以為根據自己一年前靠高明演講本事打下的名聲，會被當成英雄歡迎。結果不是這麼回事。北京已冒出熱門的新議題，學生這時覺得他不夠激進。他則批評他們欠缺民主素養、在廣場上不注重衛生。簡而言之，他遠遠談不上是不久後中共政權把他送進監牢時所給他扣上的帽子：代表紐約的反革命勢力操縱此學生運動的幕後「黑手」。直到一九九○年代出獄、發現「天安門母親」這組織並和丁子霖走得很近後，他才更堅定認為自己和六四屠殺密切相關。他和丁子霖成為中國兩個最有力的六四象徵。讚賞他的立場的獨立思想家和極厭惡他的中共政權，最終都把他視為某種「六四先生」。自此，不管他在獄中還是獄外，政府一直看著他，直至他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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