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啟發，得自於羅伯特．詹姆斯．戈登（Robert J. Gordon）的經濟史著作，閱讀這本關於美國經濟成長興衰的經典之作時，我靈機一動，想到可以用消費數據來記錄經濟變化。二十年前，我為了寫一本關於中國城市收入不平等情況加劇的書而進行研究時，主要的資料來源就是家庭收入與支出的調查資料。因此，我對消費數據的利用可謂相當嫻熟。
第二個啟發，則是來自造訪義大利時。我在2017年前往帕多瓦大學，2019年則拜訪了佛羅倫斯大學，這兩次學術訪問將我帶回了歷史脈絡之中，而不再僅聚焦於美國與中國這兩個當代經濟巨頭。義大利不僅雄霸羅馬帝國中心地位超過一千年，同時也是自十四世紀起，兩百年間文藝復興運動的發源地。那段人文復興時代的所留下的美麗，至今仍歷歷在目。義大利曾經的輝煌讓我意識到，中國當前的物質繁榮，或許不過是人類史上稍縱即逝的剎那，但就算如此，這也是一個在世紀之交改變了極大多數人類生活的非凡瞬間。我在此衷心感謝馬西莫．利維．巴奇（Massimo Livi Bacci）、墨莉（M. Giovanna Merli）、喬凡尼．扎納爾達（Giovanni Zanalda）、瑪麗亞．蕾蒂齊亞．坦圖里（Maria Letizia Tanturri）和古斯塔沃．德．桑提斯（Gustavo De Santis），他們不僅促成了這兩次參訪，更讓過程充滿樂趣。
本書的致謝名單既長且深入，按時序而言，最早可以追溯到我在密西根大學攻讀研究所的時期。我的第一位學術導師雷偉力（Bill Lavely）以嚴謹的學術態度、優雅的風範和慷慨的精神成為我的楷模，而我在他的引介之下，結識了李中清教授。作為同事、益友與良師，李教授領我入門，接觸經濟史和其他相關領域，我與他的學術合作成果豐碩，彼此之間深層的知識對話也從未間斷。攻讀研究所期間，我閱讀了懷默霆（Marty K. Whyte）的著作，並以此為契機，展開對中國的研究。數十年來，懷默霆先生作為一代學者的典範，一直都是最能給予我支持的導師，我不僅參考他的學術研究成果，也親身參與他的研究項目。1987年至88年間，我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進行了為期一年的博士後研究，這段改變人生的經歷，為我開啟了人口與經濟史研究的大門。我雖已選擇在密西根大學攻讀研究所，卻仍得以在柏克萊度過寶貴的一年，皆有賴吉恩．哈默爾（Gene Hammel）的慷慨安排。羅恩．李（Ron Lee）當時正在柏克萊任教，其後他與人合作，共同創立了一個全球研究聯盟（國民轉移帳戶計畫，National Transfer Accounts），而我在數十年後，也成為了其中的一員，這不得不說是因緣際會。此外，我也很榮幸能在夏威夷檀香山的東西方中心工作期間，結識該聯盟的另一位創辦人安迪．梅森（Andy Mason），並與其共事。數十年來，安迪無論在學術還是個人方面，都給了我相當深遠的啟發，他的影響在本書的諸多部分均有所體現。
十五年來，我亦有幸與中國的學術機構建立聯繫，特別是北京清華大學和上海復旦大學。與這些機構合作，讓我得以近距離觀察快速變遷的中國社會，在和當地同事和學生的交流中，我也受益匪淺。2010年至13年間，我曾擔任北京布魯金斯—清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Brookings-Tsinghua Center for Public Policy）主任，在此感謝我所隸屬的加州大學爾灣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特別批准我留職停薪三年，使我得以把握這難得的機會。當時，是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John Thornton China Center）主任李侃如（Ken Lieberthal）邀請我擔任該職務，他以開放的胸懷，全力支持我進入這個與學術界截然不同的世界。他深厚的中國知識底蘊和無可比擬的全球視野對我影響至深，能與他共事，是我莫大的榮幸。此外，與上海復旦大學長達十多年的合作，也讓我得以完成對中國人口變遷的研究，協助終結一胎化政策，進而推動我轉向跨世代經濟領域的研究。我在此感謝復旦的一眾同事，尤其是彭希哲、程遠、梁鴻和劉欣幾位教授。在復旦期間，我與沈可教授就諸多議題展開學術合作，特別是在人口老齡化的經濟與社會影響方面。本書第六章的核心內容，正是沈教授所領導的合作研究，作為該章的共同作者，她實至名歸。不只如此，沈可教授更細心閱讀了整部書稿並提出寶貴建議，協助使內容更趨完善。復旦大學的幾位研究生，尤其是徐婉婷和張聞雷，在數據整理方面提供了關鍵的協助，我對此深表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