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新譯徐霞客遊記(上/中/下)(三版)

導讀(節錄)

一

時至晚明，中國大陸的氣候，發生劇烈的變化，其間有千年不遇的大旱，也有近五千年最低的氣溫，同時還是天象活動變化最急劇的時期。和這種天象相應的人世的動盪，境內民變風起雲湧，境外後金虎視眈眈。與此同時，在思想界也正醞釀著一場在當時並未引起重視但影響十分深遠的變革。追求真知、崇尚實踐的思潮，越過理學、心學圍築的堤壩，滲透到社會生活中，從中透露了樸學即將抬頭的消息。這也是一個需要科學巨人並已產生巨人的時代，明代四大科學家（李時珍、徐光啟、徐霞客、宋應星）同時出現，決非偶然。清初大思想家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方以智諸人，其批判的鋒芒直指明末的空疏不實之學，而觀念的革新則是對李時珍等人的直接繼承（雖然未必自覺）。張鼎思在《本草綱目》序中，說這部作品「窮萬物之賾，可以識造化之妙，而見天地之心」。方以智在《物理小識》中，明確主張「寓通幾（哲學）於質測（科學）之中」。在重道輕器的古代中國，可謂石破天驚之言。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以知幽明之故。」（《易•繫辭上》）孔穎達《疏》：「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條理，故稱理也。」地理，即山川土地的環境形勢。如果說歷史是人類活動留在時間的軌?，那麼地理則是空間向人類提供的活動場所。中國是最重視歷史的國家，無論何種學科，對其歷史的研究都懷有一種虔誠的熱情，乃至在很長的一段時期內，連地理研究也依附於歷史的名下。前人說「六經皆史」，其實作為最早的文獻記載，六經也是地理著作的源頭。西晉太康二年（二八一），汲縣（今屬河南）民不準盜發戰國魏王古墓，得先秦古書，中有《穆天子傳》，《隋書•經籍志》列於史部起居注類，可稱中國第一部遊記體的地理著作。中國古代遊記，大致可分以下幾類：一是對神話傳說的編寫，如《穆天子傳》；一是宗教遠遊的記錄，如法顯《佛國記》、玄奘《大唐西域記》；一是因政治活動兼及遊覽，如丘處機《長春真人西遊記》、費信《星槎勝覽》；而絕大多數則為遊覽山水、吟賞?霞的作品。至於從科學的角度，對地理本身、對自然界的地質地貌進行考察研究，這樣的遊記並不多見，其中《徐霞客遊記》，無論就篇幅、內容、價值而言，均前無古人，也不見來者。

徐霞客名弘祖，字振之，初入人世，即被寄以弘揚祖風、重振家業的希望。但他似乎從小就和功名格格不入，在一試不第之後，就絕意仕進，而仰慕一切衝舉高蹈之跡，心馳神往於山水之間。所幸其父徐有勉理解、同情他的志趣，其母王夫人更將「志在四方」，視為男兒之事，不願讓霞客「以藩中雉、轅下駒坐困」（陳函輝〈霞客徐先生墓志銘〉，下簡稱陳〈志〉），支持霞客選擇了一條背離世俗、充滿艱險的人生之路。以此，霞客雖未能涉足仕途，光大門楣，但他尋脈探源的萬里征程，為中華民族的科學文化增添了異彩。

據陳繼儒說，天啟四年（一六二四），一客來訪，其人「墨顴雲齒，長六尺，望之如枯道人，有寢處山澤間儀，而實內腴，多膽骨。與之談，磊落嵯峨，皆奇遊險絕事，其足?半錯天下矣。客乃弘祖徐君也。」（〈壽江陰徐太君王孺人八十敘〉）據說「霞客」之號，即出於陳繼儒。唐泰在詩中稱霞客「影高遺孑，胸藏大冶，尤寥廓，尤揮灑」（〈汗漫歌〉）。作為一個亭亭物表、皎皎霞外的求索者，霞客終身在山水中探遊，他的一生，他的風概，也像山水那樣奇麗多姿，卓爾不群。霞客有幾句詩，頗能寫出他的情趣、他的操守。他珍惜「人與梅花一樣清」的品格，永懷「崆峒坐倚月縱橫」的追求，如同一片孤雲，從幽寂的山岫中升起，明知「長空不留跡」，仍不忘以「崆峒第一峰」作為自己的歸宿。

霞客一生，寄身江南，浪跡天下。早年東渡大海，西至秦中，南下五嶺，北上燕山，瞻齊魯聖跡，訪中原古址，至於徽、越名山，八閩勝水，遊訪殆遍。晚年立志西遊，發軔江、浙，周遊贛、楚，跋涉粵西，顛仆黔道，直抵滇中，深入邊陲。他遍遊明代兩京十三布政司，足?已及今華東、華北、華中、華南各省，以及西北的陝西，西南的雲、貴，有人認為他還去過四川。除峨眉山存疑外，踏遍當時天下所有名山。他獨遊三十年，縱橫數萬里，蘧廬天地，旦暮古今，行常人所不行，至常人所不至，見常人所不見，聞常人所不聞，途中「就破壁枯樹，然松拾穗，走筆為記」（錢謙益〈徐霞客傳〉，下簡稱錢〈傳〉）。對霞客來說，人生不可無此遊，此遊不可無此記，故一生心血，走筆成書，奇?勝?，躍然紙上。據統計，現存遊記一四六三天，行程二六○○○里（實際時日行程還要大得多）。通常將徐霞客遊程分前後兩個階段，前階段走訪名山，問奇覽勝，留下十七篇名山遊記；後階段即萬里西遊，尋脈探源，現存遊記絕大部分為西遊時所作。潘耒為《遊記》作序，說霞客早期遊訪尚無過人之處，其奇絕處，在西遊之後，特別是在「百蠻荒徼之地」，「讀其記而後知西南區域之廣、山川多奇，遠過中夏也」。

徐霞客的一些朋友，常把他說成是個超然遠舉、瀟灑出塵的遺世獨立者。霞客一生，從未涉足官場，甚至連秀才也不是，如此違俗，確不多見。但他並未忘情世事，無論在家居之時，還是旅遊途中，對時事一直都很關注，甚至相當敏感。直到臨終前，仍將「奮志勛名，立功萬里外，纓名王之頸，鐫燕然之石而歸」，作為男兒應有的抱負（《梧塍徐氏宗譜》）。但是，當時明王朝已日薄西山，岌岌可危，黃道周等人仍不肯放棄其「補天」之心，而徐霞客則冷靜地看到，在「此缺陷界」中，已不可能有所作為，故將目光從人世移向自然。楊名時說：「觀其意趣所寄，往往出入釋老仙佛，亦性質之近使然。」（〈序一〉）這話未必正確。實際上在霞客身上體現的，仍是「進則思以濟眾人，退則思以淑諸己」的傳統思想。投身山水之中，是他在現實社會找不到出路時所作的一種既自覺又無奈的選擇。霞客自己說得很清楚，他正因為「恨上無以窮天文之杳渺，下無以研性命之精微，中無以砥世俗之紛沓，惟此高深之間，可以目摭而足析」，才「決策西遊」（〈致陳繼儒書〉）。他遺棄的只是世俗，而不是人世；拋棄了功名，但沒有拋棄事業。

在中國歷史上，出現過不少旅行家。從漢代的張騫、司馬遷、班超、甘英，晉、唐的法顯、玄奘，直到元、明的丘處機、耶律楚材、鄭和，其中有些人比霞客出遊時間更長，所遊之地更遠，經歷更有傳奇色彩。有人提出：「張騫、甘英之歷西域，通屬國也；玄奘之遊竺國，求梵典也；都實之至吐蕃西鄙，窮河源也；霞客果何所為？」對此，潘耒的回答是：「夫惟無所為而為，故志專；志專，故行獨；行獨，故去來自如，無所不達其意。」（〈序〉）此話有些似是而非。確實，霞客旅遊，既無政治意圖，也無宗教目的，而是純粹從科學和審美的角度、不染絲毫功利觀念以觀照自然。但不能因此說，他的旅遊是處在一種無目的、無所為的狀態之中。旅遊對他來說，不僅僅是一種精神寄託，而是一種明確的追求，是實現自我的途徑。在遊罷湖南茶陵的麻葉洞，他面對圍在洞外驚異不已的人群，說道：「吾守吾常，吾探吾勝耳。」這句話堪稱《遊記》的點睛之筆，從中顯示出一個探索者目標明確、堅守信念的情懷，和西方但丁的名言：「跟隨我，讓人家去說長道短！要像一座卓立的塔，決不因為暴風而傾斜。」有著同樣的警世作用。

在〈山中逸趣跋〉中，徐霞客說自己「遍覓山於天下，而亦乃得逸於山中」。「非天下獨勞，而我獨逸，天下俱悲，而我欲趣，乃以我之鎮定還之我，而天下陰受其庇」。他最後在探索自然中找到精神的寄託，體現了自我的價值，相比之下，更使那些依然沉溺在名利場中的人（包括他的朋友）顯得局促不安，用黃道周的話說：「霞客兄?翔以來，俯視吾輩，真雞鶩之在庖俎矣！」（〈獄中答霞客書〉）袁宏道有詩云：「二百年來好紀綱，辰裂星紛委平地。天長閽永叫不聞，健馬那堪持朽轡？書生痛哭何蒿籬，有錢難買青山翠！」（〈聞省城急報〉）當天下處於一派紛擾之中，任是深山更深處，也難找到能夠息心養性的靜土，對此，徐霞客在西遊途中體會尤深。他所說的「逸」，所說的「趣」，只是指能不受外界干擾，在自我追求中得到滿足。而促成他不懈追求的則是勃勃不已的使命感，是在心中潛伏已久、或者說衝動已久的願望。他的行為，不僅健全了人的自然本性，同時也昭示了人的價值和力量。從這個意義上說，時至今日，依然「天下陰受其庇」。

酈道元在《水經注•序》中說：「脈其枝流之吐納，診其沿路之所躔，訪瀆搜集，緝而綴之。」可見他已十分重視實地考察的意義。只是他身處南北對立的年代，不能南渡長江，致使《水經注》關於南方水系的記載，留下了在當時無法彌補的遺憾。可惜這種思想方法，並未引起後世地理學者足夠的注意，惟有沈括等少數人能身體力行，「所到之處，莫不詢究」。大量的方志編纂，多抄襲舊文，以訛傳訛，足不出戶，鑿空而談。徐霞客正是看到「昔人志星官輿地，多以承襲附會；即江、河二經，山脈三條，自紀載來，俱囿於中國一方，未測浩衍」，故「欲為崑崙海外之遊」（陳〈志〉），深入自然，進行實地考察，以還山川的本來面目。他登山必上頂，遊洞必探底，溯流必窮源，訪古必徵實。《遊記》中僅記載大小地名，就有上萬條，其中大多是微不足道的座落在荒山野嶺中的小村落，從中可見其考察之勤。梁啟超說：「中國實際調查的地理書，當以此為第一」，「是以科學精神研治地理，一切皆以實測為基礎，如霞客真獨有千古矣！」（《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徐霞客是個「書痴」，既好讀書，又好買書，當然不會排斥從書本中獲取現成的知識。但他從不輕信、也不迷信前人（那怕是權威）的記載，更重視實地考察，更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是在邊走、邊看、邊問中求取真知的，而關鍵則在「走」。黃道周贈霞客詩云：「東魯仲尼去千歲，西羌大禹死何在？書生抱膝空咿唔，即化喬松安足賴！」頗能道出霞客的心衷。西遊途中，他多次糾正了史書、志書記載及傳說中的錯誤。如果與實地考察不合，即使聖人經典，也敢於非議，這種精神所孕育的最令人矚目的成果，便是他的《溯江紀源》。文中明確否定了《尚書•禹貢》中關於「岷山導江」的說法，認為長江源頭也應出自崑崙山，其上源為金沙江，這在對儒家經籍不容置疑的徵聖宗經的年代，具有震聾發聵的作用，而不僅僅是一處江源的發現、一個地理學上的問題。

系統觀察、定量分析、精確記載，是徐霞客實地考察的特色。他有極其敏感的觀察力，早在黃山旅遊時，就已發現蓮花峰高於天都峰，為黃山主峰。他對山川地貌的宏觀把握固然不可企及，對具體景物觀察之精微也讓人歎服，在華山，他甚至注意到松樹一束幾針。徐霞客是個數字觀念極強的人，他描寫物象，常常精確到幾寸幾分。在武夷山九曲盡頭遊覽時，他第一次對地形作標明尺寸的定量描述。他憑目測、步測，對桂林七星巖十五個洞口的方位、距離，都作了明確的記載，當代科技人員用儀器進行實地勘察，證明他的記載都基本正確。甚至連描寫像瀑布那樣的動態、多變的景觀，也用具體的數字來顯示其壯闊。故後人可根據他考察的記錄，編繪精確的地圖。十七世紀來華的義大利傳教士衛匡國(P. Martinus Martini S. J., 1614-1661)編製《中國新圖製》，就採用了《遊記》中的材料。

中國以往的地理著作，特別是記遊之作，大多是記錄性的、描述性的，內容偏於疆域、景觀、風情、物產，缺乏理論上的探討，不能在已有的觀察基礎上作概括與提高。徐霞客似乎具有天賦的超越時代和社會的思辨能力和分析能力，長期的野外考察經驗，又使他的感受能力和判斷能力變得分外敏銳。他已不能滿足（局限）於傳統的思維和表現方式，而在考訂、歸納、比較的基礎上，進一步用演繹、推理的方法，進行學理分析和探討，解釋自然現象的成因，預測其發展的前景，從事物的運動變化和相互關係中探究內在規律。《遊記》中記載了不少奇花異木，不僅描述了它們的外觀形態，同時結合有關的資料、傳聞，對土壤、氣候、風向、陽光等自然條件對這些花木生長發育的影響，作了綜合性的探討研究。西遊途中，他充分顯示出識別各種地貌的異乎尋常的才能，觀大勢，察細理，在廣西對漓江峰林谷地、柳江孤峰谷地、鬱江殘丘谷地、粵西峰叢谷地的巖溶地貌，作過具體的區分。進入雲南後，又在廣泛考察的基礎上，通過比較、分析、推理、歸納、總結，進一步揭示了南方巖溶地貌的區域差別和分布規律，指出廣西、貴州、雲南三地同屬發育良好的峰林地貌，因發育階段的不同，而產生形態特徵的差別。

在徐霞客身上閃現的，除了求真務實的精神，還有犧牲冒險的精神。他雖不信佛、老，但佛、老勘破名根、大徹大悟的態度，對他很有影響。但他並沒有因此退避，委蛻此身，相反，他變四大皆空的頓悟，為一往無前的追求。他在西遊前已「蹇衛芒鞋，探幽凌險，以四大付之八寰」（陳〈志〉）。西遊時更是「幻泡此身」，隨時作好犧牲的準備。陳函輝說他離家西遊，「執手一別，大笑出門」，情懷壯烈，頗有燕、趙豪士的風概。西遊途中，徐霞客承受了各種磨難，有的來自天氣的無常，有的來自地勢的險惡，有的來自時世的動亂，也有來自自身的疾病和貧困。據統計，其間有四十五天，他是抱病帶傷，翻山涉水的。途中他兩回遇盜，多次絕糧。在湘江遇盜時，更是錢財盡失，僅以身免。當時朋友勸他暫且回家，霞客答道：「吾荷一鍤來，何處不可埋吾骨耶？」（陳〈志〉）字字擲地有聲，令人動容。由於社會動盪，行程艱險，即使對霞客理解最深的唐泰，也勸他及早返回：「中外干戈滿，窮荒何所探？我非情更怯，欲爾望江南！」（〈勗先生〉）但霞客毫不動搖，對此他早已作好思想準備：「弘祖將決策西遊，從牂牁、夜郎以極碉門、鐵橋之外。其地皆豺?鼯嘯、魑魅縱橫之區，往返難以時計，死生不能自保……然無紫囊真岳之形，而效青牛出關之轍，漫以血肉，償彼險巇。他日或老先生憫其畢命，招以楚聲，絕域遊魂，堪傲玉門生入者矣。」（〈致陳繼儒書〉）一個「償」字，充分體現了他自覺的獻身精神。由此，他才能攀懸崖峭壁，涉激流暗河，穿深峽絕壑，探危巖險洞，沐風浴雨，頂日戴月，凌艱越險，披奇抉奧；才「能霜露下宿，能忍數日飢，能逢食即吃，能與山魈野魅夜話，能襆被單夾耐寒暑」（陳〈志〉）。不讓所遊之地有漏失的景觀，留下任何遺憾，是徐霞客探遊的一條準則。為此，在廣西融縣，為尋找鐵騎巖，他冒著傾盆大雨，「往返者數四」；在新寧，他不惜「三誤三返」，去尋找犀牛洞。故前人說他「途窮不憂，行誤不悔……不避風雨，不憚虎狼，不計程期，不求伴侶，以性靈遊，以軀命遊。亙古以來，一人而已」（潘耒〈序〉）！

記中十九探險樂，亙古男兒一霞客。好奇好險，最能體現霞客的性格特徵。自然界的種種奇觀險境，似乎本來就是為像他那樣的奇人準備的，和他趨險的心理如有感應，使他一見到（其至一聽到）奇險的山水，立即興奮起來，產生一種難以抑制的激情。並練就了異乎尋常的凌危越險的本領，「濟勝似有天授，危巒絕壑，險道長途，如猿升，如鶴舉，如駿足」（史夏隆〈序〉）。用霞客自己的話說，在穿越險途時，他「衣礙則解衣，杖礙則棄杖」，「穿棘則身如蜂蝶，緣崖則影共猿鼯」。

「舉足宜最高，不許雲在上。」（唐泰〈送先生遊雞山〉）這是何等豪邁的氣概。「已是頓超海外海，猶疑天外豈無天。」（唐泰〈天遊曲〉）這是何等無限的追求。惟其如此，才會有「安得峰峰手摩足抉」的期望，才會有「崑崙海外之遊」的宏願。徐霞客的《遊記》之所以能站在前人從未有過的高度，展現既新奇又真實、既驚險又絢麗的情景，正是他求實精神與獻身精神、考察與探險、理智與激情相結合的體現。只有這樣的結合，才能產生巨人，才能建立煌煌之業。陳仁錫在為黃道周〈七言古一首贈徐霞客〉作跋時，發出這樣的感慨：「嗟乎，將吏如君，半肩行李，無疑無怖，名王不足繫也！」楊名時認為，霞客之遊，最「足以警心者」，在他「不惜捐軀命，多方竭慮以赴之，期以必造其域，必窮其奧而後止。學者之於道也，若覃思鼓勇，亦如霞客之於山水，則亦何深之不窮，何遠之不屆？」（〈序一〉）確實，有了這種精神、這種勇氣，就能無往不摧、無險不克。一個藐視死神、願為真理獻身的人，必然是無所不為、無所不能的人。從這個意義上說，霞客探險的過程、從中體現的精神，比探險的結果、所發現和描述的奇觀，更加可貴。

如果說，清初顧炎武等人倡導經世致用之學，是痛定思痛的結果，那麼，徐霞客的認識和行為，可謂得風氣之先了。故丁文江稱他為一代新風的開創者和實踐者，是「樸學之真祖」（〈重印徐霞客遊記及新著年譜序〉）。徐霞客的朋友黃道周、陳繼儒、陳函輝等人，雖對他極力推崇，讚不絕口，但他們所看的，還只是一個充滿傳奇色彩的、絢麗多姿的、文學的徐霞客，而對一個得風氣之先的、腳踏實地的、科學的徐霞客，則缺乏足夠的認識。在當時，真正能看到徐霞客及其《遊記》不朽價值的，倒是主文學壇坫的錢謙益。在囑徐仲昭刻印霞客《遊記》時，錢謙益特別指出：「世間聲名文句，都如塵沙劫事，不復料理。惟念霞客先生遊覽諸記，此世間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不當令泯滅不傳。仁兄當急為編次，謀得好事者授梓。不惟霞客精神不磨，天壤間亦不可無此書。」由於社會環境的改變、學術風氣的轉移，有清一代，對徐霞客的事業和成就，始終缺乏相應和相稱的繼承和肯定。晚清李慈銘在當時有好學深思之譽，但他竟認為霞客《遊記》「徒標詭異之目，非寄賞會之深」，「致令異境失奇，麗區掩采」（《越縵草堂筆記》四）。居然採取一筆抹殺的態度。光緒間所修的《江陰縣志》，也將霞客列入〈隱逸傳〉內。直待梁啟超、丁文江等具有新思想、新眼光的學者出現，才重新發現並肯定了《遊記》的科學價值。丁文江還集十餘人之力，標點《遊記》，編繪「徐霞客旅行路線圖」，並作《年譜》，他無愧為近代徐學研究的開創者，也是徐霞客事業最好的繼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