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政治大車店的過客—軍閥作為一種政治文化現象

第一章　從歷史走向現實的畸形產物

第二章　作為「炮灰」的生存追求

第三章　關係的編織：血緣、地緣與業緣

第四章　施恩政治：手段、邏輯與界線

第五章　以儒家倫理治軍—吳佩孚的統治想像

第六章　綠林式權力邏輯—張作霖的生存法則

第七章　中西並用的統治理論—閻錫山的折衷實驗

第八章　宗教作為動員工具—馮玉祥與唐生智

第九章　神祕主義的政治運用—劉湘與孫殿英

第十章　維繫政權的思維—蔣中正的政治觀

第十一章　維持秩序的藍圖—蔣中正的社會觀

第十二章　塑造人心的工程—蔣中正的教育觀

第十三章　道德與服從—蔣中正的倫理觀

第十四章　權力背後的信念—蔣中正的哲學觀

第十五章　文化作為統治基礎—蔣中正的文化觀

引言：政治大車店裡的過客──軍閥作為政治文化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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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軍閥首先遇到的問題是：軍閥是什麼？如果按字面釋義，軍閥的「閥」有點近乎日常我們所用的「霸」字，因為無論軍閥、黨閥還是學閥，只要後面綴以這個倒楣的「閥」字，就會變得霸氣沖天蠻不講理，自定規則自說自話。軍閥可以理解為倚仗武力無法無天的人。如果我們還想深究一下「軍閥」一詞的政治內涵，那麼不用花多少氣力就會發現兩個已經是眾多有關軍閥的定義所公認的要素，一是倚仗武力，二是割據地方，英語「軍閥」一詞warlord，恰到好處地顯示出這兩個要素（war，指軍事、戰爭，lord意為領主、地主），無論是西方學者「依軍事實力主宰一個地區的人」（謝里登，Philip H. Sheridan）的定義，還是東方的權威性概括「擁兵自重，割據一方，自成派系的軍人或軍人集團」（《辭海》），概莫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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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通行的說法往往未見得合理，因為這種定義排除了袁世凱和蔣中正，就是對「據」無定所的馮玉祥也不盡適合，而事實上這三位，在近代史上都是響噹噹的軍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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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無論是我們慣常認定關於軍閥的字面含義，還是更深一層的政治內涵，事實上都是我們對軍閥的某種直觀理解，如果想更貼切、更合情理地了解軍閥，還必須有一種文化的觀照。事實上，軍閥不盡是蠻不講理、動輒殺人的軍漢，至少也不全是賣國媚外的奴犬，軍閥是一種古已有之的政治文化現象，它隨著中國傳統政治格局的跌宕，週期性地在政壇上上下下，你方唱罷我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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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以家庭為中心的小農社會結構，蘊含了政治上的一統和經濟生活上的分散這樣兩種對立的因素，結果導致了傳統政治文化意識「大一統」和「大離散」兩極對立的格局，並演變成中國歷史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高度整合又高度離散交替出現的政治狀態。中國歷史亂治交替的週期變更，事實上是社會文化結構的表現形式。如果把大一統的社會歷史時期視為傳統社會的常態（有序），而將大離散的時期視為非常態（無序）的話，那麼也可以說，軍閥是無序的社會系統中，政治子系統下不穩定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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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還嫌上述兩定義不夠具體的話，那麼我至少還可以列出所謂軍閥的幾種必備的條件和特徵加以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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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動亂的前提。中國的傳統政治結構是武力背景和文治精神的合一，文治精神體現為文官治國和教化人民的疊加，一旦這樣的結構失靈，離心傾向擴大，文治背後的武力就會顯露出來，形成赤裸裸的軍事紛爭。原有的統治形式無法繼續維持了，但又沒有新的形式來取代，作為一種沒有辦法的辦法，軍閥一方面是殺戮和破壞的工具，一方面是向常態秩序過渡的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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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時間階段性。歷史上從不存在孤立單個的軍閥，作為政治動亂時期的特有現象，軍閥總是在特定時期成批湧現，又隨著動亂的消失而匿跡。多數軍閥是短命的，從生到死不過幾十年。社會上也普遍認為它們是短暫的過渡性事物，甚至軍閥自身對自己的這種暫時性也有所感覺：無論是統治手段上的功利主義還是對無實權中央政府的認可斤斤計較，都對應出他們某種惴惴不安的非法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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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統治形式上的武化色彩。傳統社會常態的統治方式，儘管骨子裡是武力的核心，但卻有一種文治精神的表象，社會流行風尚是偃武修文、重文輕武，而軍閥統治恰恰相反，表現為赤裸裸的軍事化統治、軍人專制，武化階層擁有最大的發言權。不講規矩，誰拳頭硬，誰說了算，很有叢林時代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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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政治形態上的不穩定性。這種不穩定性在空間上體現為軍閥間的相互吞併、分化與重組，在時間上表現為區域性軍閥向全國性軍閥的演化，當每個時代出現全國性軍閥，既代表著軍閥時代的極盛，同時也是軍閥時代結束的徵兆。三國的曹魏、五代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的統治者，以及近代的蔣中正，在某種意義上都可以說是由亂世走向傳統文治的最後的鋪陳。袁世凱作為清末半獨立的督撫們的一個總結，本來就具有過渡到傳統文治、結束動亂的意向，然而由於時代、環境及他自身的種種因素，卻使這一意向滯後到了蔣中正那裡，而當時中國社會系統已經有了本質上的變化，傳統政治的週期性不再發揮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