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序之一 叩問死亡，栽種生命�丁南僑
要判斷一個人是否死亡，今天的醫學準則有一定的檢驗條件：這人的心跳呼吸是否停頓了且不可逆轉，他的大腦功能包括腦幹反應是否完全消失。若兩者皆然，便可以宣告這人的生命已完結。
若要判斷一個城市是否已死，該如何做？但是，城市不是一件生物，沒有生物特有的生命。說「香港已死」，其實是一個比喻，用來形容被稱作「香港活力」或「香港生命力」的永久喪失。然而，所謂香港的活力或生命力，並無明確且唯一的定義，更無一致公認的檢驗標準。此前的「香港已死�未死」之辯，往往因論者未清楚說明自己對「香港生命力」所下的定義，大家就著不同定義的「死亡」各說各話，相互的交鋒形同大家在漆黑中摸空氣。本書作者張燦輝君，清楚解釋他對城市生命力的定義（見本書作者第二篇文章〈香港墓誌銘〉），並舉出香港已死的三項詳細檢證（詳見本書第一篇文章〈香港之死〉）。鍾劍華君對此撰寫了兩篇回應文章，亦收錄書中。
前述的四篇文章，其意義遠超出爭辯究竟香港是已死還是未死，而是這兩位流亡港外的學者──一位是以哲學思辨既嚴厲復情深地審視香港歷史命運以及自己去留取捨的哲學知識人，一位是廣泛探究香港社會狀況並彙整發布民意以至觸怒港共政府而被懸紅通緝的社會政治知識人（此處「知識人」採余英時先生的定義）──詳論他們對香港活力的深切理解、對當前香港淪陷的銳利剖析。他們沒有停止於駐足回顧香港昔日的活力姿彩，而是更一步倡議繼續前行的方向和路徑，這是給不甘就範的港人及時的勉勵：在盤點過我們被奪走了什麼之後，重新上路，繼續創建未來的家園，哪怕其所在不再是原來的那個小島。
套用一個老舊比喻（又是比喻！），就像我們一起看到相同的半杯水，有人說可惜少了半杯，有人說可幸還餘半杯。但不管是哪一種心情，大家都同樣珍惜那餘下的水，然後啟程出發尋找水源，務使他日有活水滿杯。
在這四篇有關生死之辯的文章之後，張君在書中的其餘四篇文章，以離家的異鄉人身分寫「吾家�無家」的感念，及以他長久從事哲學教育所具的視野識見，縷述哲學在現實世界之為用，批判香港學術界的懦弱無能，並省視個人可以如何抗衡失道亂世。這些文字，於我等「離開的人」是深有所感，何況我也曾經屬於香港的「學術界」，因此更有共鳴。
書中收錄大埔山人君對這四篇文章的四篇回應，則是「留下的人」對上述命題深刻思索的公開發表，在今日香港的政治高壓底下，尤為罕貴。我對其中的〈答哲學必須走出象牙塔，及如何走出〉尤其感動。當我們隔岸議論香港是否已死，一些留下的人卻要面對自己個人的死亡。這死亡不單指肉身之死，也包含個人公民權利（其中包括詩人謳歌比生命更可貴的自由）的喪失，以及自己生而為人所具良知的泯滅（良心之死）。文中寫的，不只是我們慣說的直面死亡，更是演練死亡。我想到在留下的人當中，一些我認識和不認識的、知道和不知道的人，一遍又一遍地演練自己的死亡，縱然他們只是官方所指的「一小撮」，但這就是香港經歷過二○一九年的悲壯之後沉澱下來的、默然守在這片土地底下的種子。
謹讓我在隔岸相望的彼邦，祝願此地的這些種子，與飄泊異鄉的種子，來日並結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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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序之二 悼：我們失去了的什麼？�郭恩慈
[A] stretch of [our] living self … a world that is for us the whole world, the only world … sinks into an abyss.
﹝我們﹞活生生的自我的一部分……那一個世界──對我們而言即是那整個的世界、唯一的世界……正墜進入深淵。
話說二○一九年底，因著台灣某大學聘請為兼任教員，我也順便申請了移民。儘管當時香港的局勢已每況越下，我似乎還是「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心情──香港與台灣的旅程時間，兩個小時也不到，我覺得只不過是遷移去一個可自由暢所欲言的住居地，應該可以久不久可以回香港的。然而半年後，「港區國安法」實施，很多香港人紛紛逃離，經常表達意見的人，更表示不能再回香港了。看見一些網友在臉書上，上載了邊影著飛機緩緩離開香港土地，邊在飲泣的影片，我突然間意識到，我竟然在離開時沒有感到悲傷……情況就有如不知為何陰差陽錯，沒有出席至親的葬禮，失去了見最後一面的機會……那傷痛流淚的「送別」，竟然平白失去了！這種頓時挖空了存在的錯愕，至今我還切膚的感覺到。
自此之後，香港被拘捕的人士越來越多……，那曾經是自由放任的香港時空，已一去不回。人在八百多公里外的我，如同面對著在時間與空間裂開的一道深淵，始終找不到任何語言來形容：歸根究底，我們失去了的什麼？
直到讀到了張燦輝學長的書稿《香港已死？》，我這五、六年來的不能釋懷、無惜失語，好像找到一條疏導思維糾結與不能言喻的哀傷的途徑。
本書名為《香港已死？》，正好斬釘截鐵地顯示香港的情況。二○二○年《港區國安法》實施，如同一把利刃，刺向了香港的心臟，謀殺了香港幾乎所有一向持之以恆的各種法治、保護人民自由的政治社會制度，香港的精神與生命力不可逆轉地迅速頹敗凋零。
學長的哲學思辨並非懸浮的空論，他的思路緊密地扣連著堅實的現實依據。書中首先詳細記錄了《港區國安法》實施五年來香港社會的全方位崩塌：系統性的教育改造，司法制度成為了拘禁異見人士的工具，絕大部分公民組織與媒體團體被迫解散，所有主要反對黨派在二○二五年前悉數解散，香港社會的基石已徹底瓦解。香港的新聞自由排名，竟然從全球第十八位暴跌至第一百四十位，與中國、北韓並列！這一連串殘酷的事實，成為了燦輝學長深沉的、由表面事件的展述繼而進入內在哲學反思的起步點。
學長尖銳地形容，被吞併進中國大陸管治體系的香港，已經從那百多年傳統名字Hong Kong（香港），轉到被稱呼為Xianggang（湘港）。名字從港式粵語拼音「Hong Kong」，變作普通話拼音「Xianggang」，並非文字遊戲，而是征服者在語言層面的暴力彰顯：將原來的名字清除，換上主子所選的名字，旨在抹除本土在地的語言特性，被強行植入宗主國的意識形態與管治邏輯。一向讓香港人自豪的國際大都會，本在全球中具獨特存在模式，卻漸漸被消解，淪為南中國大灣區其中一個城市。
香港陷落後，很多香港人離散異鄉。處於荒亂的時勢，身為哲學學者的張燦輝，在流亡狀態下，對時代、對知識人的使命，開始深刻詰問。他並不逃避，肯定自身為一位「philosophe engage」（投入的哲學學者），一方面直接批判香港越來越崩壞的現實，抵抗國家機器的強制遺忘。另一方面，更對自身為流亡者的存在困境，實行深入剖析。張燦輝指出，逃離香港，沒有錯的確可擺脫了在極權國家中二十四小時監控、言論審查、政治清算的恐懼，並且，在異國的土地上可以自由發聲，甚至可以組織團體、舉辦抗議活動，公開表達對極權的批判。這種自由是真實的，也是珍貴的。然而，是否此心就從此安頓？本書不斷悲鳴，那個本來是生活的整個世界：充滿著熟悉的街道、親密的人際關係、共同的語言文化、集體的歷史記憶……那個本來是「吾家」的城市，現在卻面目全非，失去的，原來如此徹底！異國土地給予流亡者自由，但是，這自由竟返過來讓流亡者切切實實地感受到，充滿於其存在的，竟那永恆漂泊的「無家」的淒然。讀著《香港已死？》，竟然意識到，離散流亡，失去的當然是地理上實體的家園，然而，重新獲得的自由，竟是建立在「失去了根」的基礎之上！這異地的自由，本身竟帶上了何其痛苦的烙印。
《香港已死？》基本是一個真正讀哲學的人，對於自我，對於身處的世界形勢，層層深入的拷問：學長除了廣泛地分析香港目前的政治狀況，極力扺抗遺忘作為起步點，繼而深入反省失去了根而獲得的異地自由（或反過來，在異地獲得的自由迫使人醒覺根的失去）的存在困境。在本著作中，作者更深一步針對性地拷問，在這個時局中，究竟什麼是哲學？教哲學的人，在刻下環境時空，真正的責任是什麼？哲學自蘇格拉底（Socrates）開始就是教導人以理性思維懷疑、反省、批判、討論；從蘇格拉底（Socrates, c. 470 BC-399 BC）到沙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鄂蘭（Hannah Arendt, 1906-1975）、哈貝馬斯（Jurgen Habermas, 1929-），哲學都宣告：思想是公共的──讀哲學的人，絕不能一味在大學的象牙塔內，理想是成為教授鴻儒，一味閉門造車，斟酌概念與概念間不同系統關係，用只有他們才懂的哲學述語玩文字遊戲。時刻都在對自我與身處的世界時空反省，並且積極公開地與他人對話討論，創造思維上平等溝通的公共空間的實踐者，才是真正讀哲學的人。然而，在香港，二○二○年國安法實施後，教授哲學的人，都要步步為營，時刻小心不會被標籤為「西方代理人，將反中的政治觀點帶入課堂」。在這種政治壓力下，哲學教育龜縮為「純粹」的學術研究，完全與現實脫節。在這種全面的政治壓制下，哲學教育完全失去了其本質使命──訓練學生在思想上不斷懷疑、反思、批判、討論。燦輝學長痛心地說：「這種被迫的沉默，體現了知識分子在專制制度下的無奈，但同時也標誌著哲學精神的徹底死亡。」
學長並不是時事評論員，他不會就著每一件政治事件作出當下的詮釋與判斷。承然，離散在海外的香港人，仍然很努力地成立很多組織，舉辦活動，努力保持對往日的記憶，繼續發出抗議之聲，堅守這個現今只限於在想像中存在的「香港人共同體」。鍾劍華教授眼見海外香港人積極組織、發聲，因此而說「香港未死」，並且充滿希望，那是無可厚非的。然而，燦輝學長沉重地抽絲剝繭，揭示真正徹底消亡的，卻是「我城」靈魂，亦即是「埸所精神」（genius loci）。學長形容自己的文字是替「逝去的香港」作的墓誌銘，並為自身之存在經驗（existential experience）表達的沉痛的宣判。然而，我覺得，《香港已死？》更是一首安魂曲，這本書，正寫給每一個因故土已面目全非，卻無能力表達那從心底滲出的哀傷，陷進失語狀態的香港人。
所謂「場所精神」，根據諾伯格－舒茲（Christian, Norberg-Schulz，1926-2000）的詮釋，乃是一個地方獨特且可感知的「特性」（character）或「氛圍」（Stimmung）。它是一個地方所有物質價值與象徵價值的總和，那是一種質性的、無法被化約為其組成部分的整體現象。一群人在同一地方長時間共同生活代代相傳，對其土地自然地孕育出內在的、互通無間水乳相融的認同感。諾伯格－舒茲對「埸所精神」的展述，深受現象學及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哲學的影響，於此，正好對應於學長借海德格的哲學對人的存活空間深入的剖釋：一個城市的「生命」，在於它能否為居民提供一個可以「安居」（dwelling）的精神場所。「安居的意思，並非僅僅是擁有一個遮風擋雨的居所，或者在經濟上讓人們享受到富足與繁榮。安居意味著，人們正生活在一個充滿『開放性』（openness）的空間中。這種『開放性』就是可能性的場域，是未來的無限展開。它保障了個體能夠自由地探索未知、質疑權威、表達異見、進行創造，並在此過程中不斷地塑造與叩問『我是誰』這個根本問題」──學長此說，正好回應諾伯格－舒茲所言：當人能夠在一個環境中自我定位並與之認同，當他體驗到環境充滿意義，於此處境中，他便是在體現、實踐「棲居」。
根據海德格的思想，學長一矢中的地勾畫出「香港」的本質：二○二○年以前的香港，儘管樓價高企、貧富懸殊、政治改革停滯不前，更充滿了各種社會矛盾與政治爭議，但其健全的法治框架、相對自由的空氣、充滿活力的公民社會、以及多元包容的文化氛圍，共同構成了一個雖然矛盾重重、但卻正因為這樣而孕育了香港人的「我」安身立命的場所。所有香港人都了解，這個擠迫、喧嘩、躁動、「充滿了各種社會矛盾與政治爭議」的地方，正是他�她們天天以無窮的生命力在其中活著的地方。在藝術層面，杜棋?導演每一套電影，以警、匪或社會不同階層的人各種矛盾為題材、人與人之間爭權奪利鬥智鬥力、張力十足火爆地在香港的高樓街道中互相監示、追逐、槍林彈雨的火拚甚至埋身肉博，正好展現了香港城市與香港人互融為一體，香港的靈魂在日常語言上視覺上最卓越出色的呈現。在哲學層面，就正好是學長所言：香港如此獨特的急噪擠迫的時空，卻造就了一個舉世無雙的，足以讓每一個香港人的「我」安身立命的「場所」、成為了每一香港人的「存有的立足點」（existential foothold）。
曾經如此繁華璀燦的我城，藝術家哀悼著它靈魂的失去，哲學家悲鳴著「存有的立足點」已徹底逝亡。《香港已死？》的一字一句，絕不是鍾劍華教授所認為的負面，「令人有點喪氣」的文字宣涉，反而，那正是極敏感而尖銳地對香港的本質的展述，讓身為香港人的我們，明確地意識到、知道：我們實實在在，到底失去了什麼！
現今，「我城」已逝，然而幽靈充滿著我們的存在，同時，我們是否有能力讓「新香港」在未亡的我們手中重新萌芽？
社會運動者認為香港人堅持以自由民主為原則而持續組織團體，繼續積極抗爭發聲，香港就還未死。然而，讀哲學的人會說，「我們正在哀悼中繼續前行」──根據法國哲學家德希達（Jacques Derrida, 1930-2004）之言，所謂悼念，正是將亡者納入自我之內，將其記憶、形象與聲音「內化」（interiorization）在我；我們不僅哀悼逝亡者，也哀悼「自我的一部分，自身情感世界的一部分的逝亡」。
讀哲學的人，往往會走到存在的最深處反省，正面承認死亡、在哀悼中繼續前行：「我們活在逝者的幽靈與讓『新香港』重新萌芽的努力之巨大張力中。這種張力是痛苦的，但也是富有創造力的。它迫使我們不斷地反思自己的身分，不斷地重新定義自己坦然擁抱這種張力，並在其中奮力活出人的尊嚴，其本身，就是對那個宣判我們精神死亡的威權最有力的否定。在墓碑上耕耘，看似荒謬，卻是我們這一代香港人無可迴避的宿命與使命。」
讀完《香港已死？》，香港人會深層意識自身充滿矛盾的雙重特質：負荷著靈魂深處「無家」，以至「家亡」的烙印，然而，卻由此踏上「在失落中創造，在絕望中播種希望的艱難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