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此書能付梓再版，終了卻我多年心願。 2002 年得天津古籍出版社李文君社長支持，出版了拙作，不僅列入該社「學者文叢」系列，裝幀也做得講究，而心滿意足之餘還是稍有缺憾。首先因我作業不精與學期的局限，內容上不無考訂欠詳之處。雖不至影響全文的敘述與論證，而每每翻閱總覺刺目，不想使此類謬誤貽笑於來者。其次是由繁體轉換簡體過程中出現某些不可規避之瑕疵，故希冀以繁體再出一版，勘訂此類錯處之時，或許繁體版式與古代文史內容更為契合。而時光荏苒，拉開時空距離觀數十年治學之歷程，亦有新的感受與心得，也假此版序言略做回顧與表達。

1978 年我畢業於四川大學歷史系，年末即任職南開大學圖書館古籍部。時值全中國改革開放之大潮流興，大學校園得科學、學術春天之沐浴，一片百廢待興、欣欣向榮之景象，各高校學術泰斗紛紛親蒞教學一線授課，冀圖祖國學術復興之大業。南開大學歷史系向稱明清史研究之重鎮， 1978 年由鄭天挺教授掛帥建立「明清研究室」，翌年開辦「明清史教師研修班」召集國內大學明清史學者集訓， 1980 年以鄭天挺教授之名召集「國際明清史研討會」，聲動國際明清史學界。我當時供職之所圖書館古籍部與歷史系為業務關係單位，即有幸獲明清研究室副主任南炳文師之邀，參加研究室主辦的各項學術活動，包括其內部的定期學術交流，明清研修班的課程，甚至鄭天挺教授為研究生講授的小班課程等等。研修班的課程除鄭老親自講授之外，還有其他學者做講座，由鄭老總結點評。記得我當時用一種紅色塑膠皮筆記本，密密麻麻做了幾本課堂筆記。印象頗深的是參加明清研修班赴河北易縣參觀清西陵的一次教學實踐活動。我們幾個一起的有白新良、林延清、王茂和幾位鄭老的高足 * 之外，還有王玉哲教授的高足朱鳳瀚和楊志玖教授的高足張國剛等人。時鄭老以八十高齡，嗓音清朗蒼勁，站立於坡上為大家做現場教學講授的情景，現在還清晰地保存在記憶中。

在那段集中學習的經歷中，聆聽鄭天挺教授及各學者的講授受益匪淺，而感觸最為深刻的還是鄭老幾近語重心長的教誨。鄭老曾說：遇到疑問和疑點不要讓它長時間存留在頭腦中，不要讓它過夜，要馬上搞清楚。鄭老曾說：不要貪圖宏大選題，像古代通史全國就有好幾部，再寫也沒有意義。不要嫌題目小，就是要從小、從細緻入手。這些看似淺顯通識的治學理念，對於治學實踐中求踏實、戒浮誇實乃至關重要。記憶非常深刻的一次，鄭老曾在課堂上對大家說：明朝的言官不懼廷杖和殺戮，前仆後繼彈劾政府大僚的史事，實為值得關注的歷史現象，希望在座諸位能有志於探究此論題者。鄭老目光中的懇切與期待仍歷歷在目。我一直慶幸於明清史研習初入門檻之時，便有幸仰承大師之教誨，不惟打下日後治學端正之根基，也成為研習道路上潛移默化的引領。

而後幾年，則奔忙於南開東方藝術系的籌建事務，直到 1991 年卸除其管理之職，翌年入南開歷史研究所南炳文師門攻讀明清史碩士學位，真正開始了研習明代史的具體實踐操作。炳文師教學極重資料，對學生在資料上的疏忽從不寬宥。炳文師曾說：「治學如烹飪，有多少米，做多少飯。」其意在切忌主題先行之弊端。一次有關論文選題的談話令我印象頗深。彼時我困於研究選題，常於此題可否作彼題可否作之事而糾結。炳文師說：「其實並沒有不可作的選題。」這也是看似淺顯，實為深刻的治學道理。是否可作，不在題而在於人，在於你如何去作。最終在炳文師指導下，我選擇明代科道互糾現象作為碩士論文題目，並順利完成。此於研究實踐之始，得炳文師之言傳身教，養成謹慎勤奮求學之態度。

1996 年是我人生與治學歷程中關鍵一年。這年我有幸得恩師趙令揚教授之拔擢，入香港大學文學院攻讀明代政治史博士學位。此中亦有黃德偉教授與張澤珣博士夫婦的力薦之恩。德偉先生青年時留學美國，獲美國華盛頓大學文學博士學位，時任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教授，兼系主任職任。而澤珣女士為中?天津泥人張泥塑藝術第四代大師張鉞先生之女，時在香港中文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研究中國道教造像藝術。道家藝術的研究向為跨界之學術難題，學者避之而恐不及。澤珣遍訪全中國道教觀宇，通查道家碑記拓帖，花費無限心血終成就大作。其治學扎實，又得家學之蘊育，此項研究非澤珣而莫屬矣。德偉教授後來一直任教於台灣各高校，澤珣則任教澳門大學，而我於 2000 年移居澳洲，與德偉澤珣伉儷疏於聯絡。俗語言：大恩不言謝。而我還是要藉此機會向他們表達由衷之謝忱。

1996 年 3 月，我帶著研究計劃來到港大文學院報到，立志做成一部明代科道通論。趙令揚師引我到港大中文系會議室，其環牆壁擺置一圈書櫃，存放著港大中文系歷年博士學位論文文稿。令揚師命我專心覽讀，這是我入學港大後的第一課。而後，令揚師囑我再讀黃仁宇先生的《萬曆十五年》與朱東潤先生的《張居正大傳》。接下來連續幾個月我都在港大古樸典雅的主樓和寬闊明亮的馮平山中文圖書館埋頭於閱讀，而當我認認真真完成這兩項功課之後，我做出了改變研究方向的決定。

隨歲月之流淌，越能領悟令揚師此極具針對性的引導。歷史學的真諦在於是一門研究人的學問。古時法典規章雖白紙黑字，言之確鑿，卻也並不可靠，因為執行者是形形色色的人。只有把研究焦距於個體的人，方能最大限度地貼近那個遙遠的社會，才能做出活的學問。在此意義上講，學術的真正價值其實表現於研究過程（那個貼近古人的過程）是否精彩，並不在於得到何樣理論上的結論。再石破天驚的論點，隨時間延移、時代之演進，則終必過時，或成為套路。在港大四年研習中的另一項心得於我具有啟蒙意義：歷史學屬人文學科，此中有中規中矩的作業，還必有人文精神的表現，即研究者獨立自由的精神狀態和才學並茂的文人品質。成就優秀的學術，刻苦勤奮固當是前提，但研究者的才華靈性與人文修養亦不可或缺。這是我在與港大中文系師友交流相處中，從他們的作品和言談舉止中獲得的印象。本人材質雖粗拙，思維雖愚鈍，則在學習研究中矻矻追求這樣的境界，有意識使治學過程亦成遠離市儈習氣、凝聚文人氣質的過程。

二十多年過去了，值此書再版之際，僅向恩師趙令揚教授表達由衷敬意和感謝。感謝他給予我在香港大學深造的機會，感謝他的引領教導之恩，在港大四年的研習履歷使我此後的人生歷程與境遇煥然一新。



姜德成

於墨爾本東區寓所

2025 年 9 月 9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