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則這一主題，毫無疑問可以被歸類為引渡法中最關鍵的問題之一。
它的本質極富爭議，不論是在尋求將犯罪人歸類為基於政治動機，還是基於非政治動機上，還是在分析這一現象的多面向的路徑上（法律、政治、社會學視角），因此這一領域所有的文獻都值得全心關注，尤其是像克里斯汀•范登•溫蓋特（Christine Van den Wyngaert）所做的研究，對這一問題做出釐清並嘗試定義解決問題的標準。
當前的諸多恐怖主義案件，都涉及對犯罪的政治性質或者犯罪人政治意圖的判定，更加表明這一研究主題的直接相關性。眾多作者都觸及到國際刑法的這一領域，但都沒有就面臨基於政治動機犯罪的主要國家的引渡實踐得出最終的觀點。
首先，我們應該注意到，現在仍然沒有有關「政治犯罪」（political crime）這一術語普遍接受的定義。即使政治犯不引渡原則屬於引渡法的基礎內容，但當試圖就「政治犯罪」這一概念的實質構成要素達成一致時，或者就認定政治犯的客觀（或者主觀）標準達成一致時，爭議就會產生。本書所包含的資料非常豐富，也清楚地展示這些爭論。本書透過用個人視角審視當事人的法律地位而貢獻了新的研究路徑，即審視當事人面臨引渡請求，被置於移交程序，或者成為準合法的或非法的實體技術的受害人時的法律地位。
對比利時和西歐國家案例法和行政實踐的系統分析必然會導致這樣的結論，即有關歐洲經驗的紀錄是極其多樣化的，因此也是科學的、有趣的。
鑑於當今時代對國際刑法的許多科學貢獻來自以巴西奧尼、薩博、詹金斯等人為代表的北美半球，本書無疑可以被認為是與之相對應的來自歐洲的基本的貢獻。
在這方面，克里斯汀•范登•溫蓋特復原了與政治犯問題直接相關的，並且有重要影響的比利時傳統。作為一個因在庇護領域有著自由傳統而被知曉的國家，比利時長時間以來都為建構與引渡法領域相關的公約發揮決定性作用。
比利時司法部的行政處與布魯塞爾自由大學國際刑法中心有著良好合作，所以作者首次得以將比利時在刑事司法國際合作領域的最新實踐呈現於書中，因此也貢獻了更好的見解。政治領域、司法領域、行政領域與學者的互動對各方都有利，也會貢獻於實體國際刑法的發展壯大。
本書的原創性，部分來源於作者並沒有局限於夾帶案件分析的理論研究，而是同時引入新的因素以使得這一問題叢生的領域獲得新的發展。人權視角，是作者採用的審視和解決問題的視角；目標是，更好的保護政治犯，而不用破壞公共秩序──國內的和國際的──與個人權利之間的微妙平衡。在這一個角度內，庇護不必然等同於豁免這一觀點構成了一個核心主題。
國際刑法的壯大需要時間。各國實踐非常緩慢地回應新的理論，這些理論不論多麼有趣或者有效，初看上去都有可能太過理想化或者幼稚。但是，克里斯汀•范登•溫蓋特的挑戰性研究和創新性思考，是國際法規則發展進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在這一發展中，個人權利和社會利益可能會融入同一部行為法典，以鑄就更美好的國際社會。
比利時自由大學國際刑法中心主任
巴特•德•舒特
（Bart De Schutter）
作者序
我非常高興尹燕紅博士為把我的英文書籍「The Political Offence Exception to Extradition」翻譯成中文而做出的努力。這本中文譯作的出版對我來說是件非常榮耀的事情，我不勝感激。
本書建立在我的博士論文的基礎之上（1978年），撰寫於20世紀70、80年代歐洲動盪的那段時間裡。當我還在法學院的時候，在1972年的奧林匹克運動會上爆發「慕尼黑屠殺事件」，在這起事件中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殺死數名以色列運動員。在這之後又出現了數起令人驚嘆的破壞民用航空安全的劫機事件。在1972年，日本赤軍組織的幾名成員在以色列的洛德機場屠殺數名導遊。德國赤軍團和義大利赤軍旅組織在法國和德國實施多起謀殺式襲擊。除此之外，也有由右翼運動組織實施的恐怖主義活動，像1980年在義大利博洛尼亞火車站發生的屠殺事件。所有的這些襲擊都聲稱是「政治性的」。當在多個歐洲國家面臨被引渡時，這些活動的實施者都要求「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則」的保護。
「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則」發端於比利時，我的祖國。這一原則保護那些被控告實施了「政治犯罪」的人免於被引渡到意圖起訴他�她們的國家。這一原則被寫入1833年比利時《引渡法案》中，這部《引渡法案》也是比利時在1831年獨立後通過的第一批法律之一。在那時，「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則」意味著保護那些逃到比利時的自由革命者，免於被比利時周邊的獨裁國家起訴。這些國家剛剛脫離荷蘭，也是維也納會議（1815年）所建立制度的第一道裂縫。在整個19世紀，比利時的《引渡法案》啟發了自由開明的立法者。不久後，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則越來越被歐洲以及全世界的自由民主國家所接納，幾乎成為國際習慣法的一項規則。
那時，我作為一名年輕的研究者，很自然地對「發明於」我的祖國的這條原則產生興趣，感興趣於它對那個時代的禍端──國際恐怖主義的適用。在我撰寫博士論文期間，當時的法院正處理多起「恐怖分子」尋求庇護的案件。所有的這些犯罪嫌疑人都要求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則的保護，這讓我質疑這項原則在我們的時代、在我們這個地方是否還具有正當性。這個話題曾經以及現在都極富有爭議，因為一個人眼中的「恐怖分子」可能是另一個人眼中的「自由戰士」。加薩地區當前的衝突（2023年）痛苦地揭示這一點。聯合國，自從20世紀70年代就已經將國際恐怖主義話題列入它的議程，但直到現在也未能就如何應對這一問題達成一致。
在我的博士論文中，我放大了其中一個法律方面，即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則和當面對引渡時「恐怖分子�自由戰士」應該享有何種保護。通過我的研究，我很快發現，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則儘管那時被大多數國家普遍接受，但有關它的實踐總是布滿爭議。因為這一原則建立在幾個基礎性的但並不聚合的功能之上：它的人道主義功能、外交功能和道德功能。這些功能在本書中被詳盡地分析。
儘管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則在我開始博士研究時仍舊被廣泛接受，但在步入20世紀末的時段裡，它也逐漸走向瓦解，首先是在歐洲委員會（Council of Europe），伴隨《歐洲打擊恐怖主義公約》的出臺（1977年），然後是在歐盟（European Union），伴隨歐盟逮捕令制度的確立（2001年）。歐盟國家經濟的一體化，讓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則在很大程度上不再合乎時宜。它的人道主義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因為歐盟所有的國家都受《歐洲人權公約》（1957）以及《歐盟基本權利憲章》（2000）的約束。概括來說，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則已經被克減到�被替換為一般性的人權例外原則（human rights exception）。
最近的案例表明了這一趨勢。在阿圖爾•塞爾莫（Artur Celmer）案件中，目前這個案件正在愛爾蘭法院和歐盟法院的處理中，一個波蘭人涉嫌毒品走私，當事人已經成功地提起對波蘭司法制度整體性的質疑，以避免被引渡。普伊格德蒙特，卡泰隆尼亞地區前領導人，在比利時和德國均成功地反駁了西班牙的引渡請求。在2017年，法國基於對諾列加年齡和健康的擔憂，拒絕美國要求引渡巴拿馬前獨裁者，曼努埃爾•諾列加（Manuel Noriega）的引渡請求。在英國，自2010年始，吹哨人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的引渡案一直在審查中。
在1980年出版我的博士論文後，我一直認為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則的話題已經變得過時。但今日看來並不如此。正如尹燕紅博士在她發表的文章以及博士論文的研究中所展示的，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則在中國的區際逃犯移交中依舊可以是一個生動的話題。我希望，在本書中形成的觀點，能為中國問題的解決做出貢獻。儘管本書已經有45年之久，但我相信那時的分析在今日依舊成立。我非常感激尹燕紅博士能夠允許我，通過她對我出版的博士論文的翻譯，與中國法學界和實務界交流。
安特衛普大學終身榮譽教授
國際刑事法院前法官
克里斯汀•范登•溫蓋特
布魯塞爾，2023年12月24日
譯者序
博士階段我一直在做有關中國內地與香港澳門逃犯移交制度的探究。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則是否適用於這樣一個一國之內的逃犯移交活動，是我不得不直面也備受困擾的研究課題之一。靈感之光無時無刻不在祈求被點燃。但正如古語所說，“If you want a new idea, read an old book（當你想擁有一種新的思想，或解決一個新的問題，你應該讀一本老書）”。而The Political Offence Exception to Extradition: The Delicate Problem of Balancing the Rights of the Individual and the International Public Order這本出版於四十五年前的書，於我的博士研究而言即是如此。儘管它不足以支撐我為一國之內的逃犯移交制度是否適用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則這樣的問題做出結論性的選擇，但它確實在某些層面給了我醍醐灌頂的啟示。比如，書中指出，在政治體制趨同的國家（或者地區）之間，出於信任和彼此保護，它們往往不會選擇適用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則；比如，傳統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則在實際應用中具有形式主義的一面並導致保護犯罪人與維護公共秩序兩者之間失衡等等。這些早期發現為我當下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考維度。
而我翻譯這本書並將其以出版的方式引入中文區，不僅僅是為了感念它為我在困頓之際帶來的靈感，從根本上，更是因為這本書對於中文區（包括臺灣、中國大陸、香港、澳門等）的法學學者、學生、立法者、司法者、執政者以及普通大眾都具有啟發性，教育性，指導性價值。這本書對「政治犯」其人本身進行了跨越時空的、跨越學科的，囊括各方評判的全方位解讀，於普通讀者而言，這與其說是為「政治犯」「正名」，不如說是一場「祛魔祛魅」，也是為探究人性瞭解我們自身提供的重要窗口。於政策制定者而言，更是可以從中探尋人與制度互動的規律，推動良善之治，科學之治，合法之治的鏡鑑。這本書還對政治犯罪以及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則本身進行了概念上的、法理上的、應用上的深度剖析，彙集了涵蓋英國、美國、愛爾蘭、瑞士、法國、荷蘭、德國、比利時等普通法系和大陸法系眾多國家在內的經典案例。同時它也對來自聯合國以及歐洲區域框架下的相關法律文本以及法律發展進行了全面梳理和深入解讀。這無疑為中文區的國際刑法，引渡制度研究者和實務工作者提供了凝練、精準、實用的指導手冊。作為年輕的法學研究生，更是可以從這本書嚴謹周密的邏輯思辨中，學習科研論證之術。相比中文區的其他讀者而言，因為書中還特別探討了涉及臺灣的一起引渡案例，這也算是機緣巧合下對臺灣讀者的額外贈予。總之，在這場有關思想、靈魂、戰略和技術的盛宴上，不應該落下任何一位賓客。這粒閃耀真知之光的異域果實，應該在中文區生根發芽，慰藉每一個尋覓真理、正義、平衡的靈魂。
只是，作為這本書的翻譯者以及出版推動者，除了同各位賓客一樣可以享受盛宴上的甜美果實，難免也要吞咽些許苦澀味道。但回首過去兩年，從在比利時拿到原著到今日譯著在臺灣出版，我依然滿懷感激之情。
感謝原著作者，尊敬的Christine Van den Wyngaert女士。感謝Christine女士對我的信任，授權我翻譯這本基於其博士論文完成的經典之作。也感謝Christine女士親自為這本譯著作序，以序的方式直接與中文區讀者交流。同樣感謝Christine女士為這本譯著的出版所做出的有力支持和積極推動工作。
感謝臺灣元照出版公司對原著以及譯著作者的信任，對這本經典之作的賞識。感謝臺灣元照編輯團隊在與這本書相關的接洽、編務、出版等事宜中表現出的敬業、專業精神和誠摯、友好態度；以及展現有效、高效、優異的工作態度。
感謝WoltersKluwer團隊的Eva Lozano、Gwen Vries等人以及Springer Nature團隊在授權出版譯著方面提供的便利和幫助。
除此之外，也同樣感謝臺灣王紀軒教授、中國大陸黃風教授、時延安教授等對這本書的翻譯和出版所提供的支持和幫助。
最後，關於譯著本身，在Christine女士的同意下，我在翻譯過程中，對原著封面作者姓名以及文中一處腳注進行微調，使譯著在不改動原著內容的前提下在形式上對原著做出完善。
尹燕紅 博士
2025年11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