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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選摘）

身體與精神殘缺的人，如何相濡以沫，苟存於亂世？

陳榮彬 (國立臺灣大學翻譯碩士學位學程副教授)

一九二三年六月初，當時在巴黎當《多倫多星報》特派記者的海明威首次造訪西班牙，並觀看了他的第一場鬥牛比賽；七月六日，他在潘普洛納（Pamplona）參加畢生第一次聖費爾明節（Fiesta of San Fermin）及節日附屬的鬥牛活動。自此，鬥牛變成海明威的人生摯愛之一，甚至還在一九三二年出版了名為《午後之死》（Death in the Afternoon）的鬥牛技藝專論──並且在書中明確解釋後來聞名於世的「冰山理論」：冰山之所以壯麗是因為只有八分之一在水面上，而其餘八分之七就像寫作時該捨棄的，文字當以簡要、精準為務，多寫無益。從這一年開始，一直到一九三一年，海明威幾乎年年都會去參加聖費爾明節，這個節日也因為他所撰寫的小說《太陽依舊升起》而成為舉世皆知的重要鬥牛盛典。

《太陽依舊升起》出版於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二日，一百年後的我們或許很難理解為何這本書出版後在歐洲獲得的是幾乎一面倒的惡評：《泰晤士報文學副刊》痛批這本小說內容無趣，對話粗俗而沒有意義，就連法文版譯者寬德（M. E. Coindreau）後來也批評這本小說中所有角色都是思想空虛的嗜酒懦夫，德國、挪威、瑞典等國也多半認為《太陽依舊升起》是一本無趣、沉悶，甚至從基督宗教觀點看來是不道德的小說。蘇聯的評論也大多認為小說情節反映出資產階級的頹廢生活。

然而，站在我們這個時代的視角，經過一個世紀的試煉，時間已經證明《太陽依舊升起》不僅是海明威個人的第一部重要小說，更是為「失落的一代」（Lost Generation）提供精采定義的文學里程碑。透過記者生涯培養出來的精煉、客觀文字風格，他成功捕捉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一群流亡巴黎的美、英僑民之精神狀態。他們在歐洲大陸上漂泊，在巴黎的各家酒館（cafe）之間流連，到西班牙的布爾格特（Burguete；巴斯克語則稱之為 Auritz）釣鱒魚，前往潘普洛納參加奔牛節，這些小小的日常活動看似沒有任何意義，但卻是他們尋找新意義與價值的儀式性行動。換言之，這看似荒謬的小說內容是該這樣去解讀的：舊的世界已經崩塌了，倖存者該如何拖著殘缺的身軀（這方面以小說主角傑克為代表），帶著受傷的靈魂（這方面以小說女主角布蕾特．艾胥利為代表）好好活下去？正因如此，知名的海明威研究學者菲利浦．楊恩（Philip Young）才會說，《太陽依舊升起》是海明威版的《荒原》（The Waste Land）──艾略特（T. S. Eliot）以詩歌為亂世提供解答，海明威則把他周遭僑居巴黎的英美人士寫成小說，忠實反映出時代精神。

總結而言，在《太陽依舊升起》裡面我們看到傑克與布蕾特．艾胥利身邊各種身心殘缺不全的人物，在體會過一次大戰的種種殘酷經歷後試著苟活於世，至於他們最後是否能夠站起來，海明威並未提供明確解答。然而，從比較正面的角度來看，就像評論家史東貝克（H. R. Stoneback）指出的，傑克從法國前往西班牙的旅程本質上是一次朝聖之旅：他從巴黎出發，沿著古老的「聖雅各之路」（rue Saint-Jacques）前往西班牙，透過這趟精神之旅，想要在潘普洛納的聖費爾明節（一個宗教節日）為自己破碎的世界尋找救贖。在那裡，鬥牛士佩卓．羅梅洛雖然年僅十九歲，卻是海明威筆下的「硬漢」（code hero，體現某種行動準則的英雄），象徵他所珍視的一切：勇氣、技巧，以及「重壓下的優雅」（grace under pressure）。羅梅洛讓讀者得以重新肯定這本小說想要傳達的價值：即使這世界混亂不堪，我們還是可以透過紀律、技巧和勇氣，創造出屬於自己的秩序，體悟世界之美。